賈也：強征強拆，演繹「一寸河山一寸血」(圖)

強拆，演繹「一寸河山一寸血」（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1月26日訊】據陝西傳媒網報導，11月16日晚，陝西延長縣發生一起重大凶殺案，已致4死4傷，死者中包括七里村鎮曹渠村村長曹英海，持刀行凶者為村民黑延平，此前曾因土地補償事宜與村長發生衝突。日前嫌疑人已被控制。

到底是什麼讓我們這片土地浸潤了血，底層特別是農村的矛盾呈越來越劇烈的趨勢，因為征地、拆遷，動不動就鬧出個駭人聽聞的大案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血性」抗爭？還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尿性」貪婪呢？或兩者兼有，雜糅疊合，最終血沃中華大地？

從河北賈敬龍到河南範華培，再到陝西黑延平……因征地、拆遷而引發的血案，層出不窮，這背後到底是什麼促使他們紛紛採取極端手段，走上了人生不歸路，難道真的僅僅官逼民反式「樣板戲」重演，採取「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與汝偕亡」，最終留給我們社會一個巨大的驚嘆號？

令人噓唏不已的是，無論是賈敬龍，還是範華培，甚至是黑延平，並非「生非容易死不甘」的社會淘汰者，就像賈敬龍和範華培，無論是受教育程度還是家庭經濟狀況來看還算可以的，也根本談不上是社會上的不務正業者，部分原因是因拆遷補償無法得到滿足，一直怒火中燒，採取了極端的報復手段。

無可否認的是，社會矛盾在日益激化，民間充滿了戾氣，官場瀰漫著腐氣，關鍵問題出在哪裡呢？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就是社會不公，有一句老話：「不患寡而患不均」，整個人心已失衡，浮躁的內心卻又找不到合理髮泄途徑，久而久之，就養成了病態的社會心理，人人擅走極端，動輒就拔刀相向，上演「匹夫之怒，血濺五步」。

而這把血淋淋的匹夫之怒的大刀砍向誰呢？反正砍不到真正要征地、拆遷的主導者的身上，只不過那些執行這個命令的人，即基層的官員——主要是村官，其實，這些人也只不過替人挨刀罷了。

那麼矛盾為什麼總是出現在基層呢？這是我們權力結構決定的！

雖然我們國家的官僚機構無比龐大，但是官場的生態很不健康，呈現出「基層在潰爛，中層在觀望，高層在傾軋」的趨勢，爭權奪利，內耗嚴重，管理社會的能力十分堪憂的。更重要的是，既定的權力結構，是上級任命制的，下級只對上級負責，而不是對民眾負責，導致權力層層下壓，最終把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壓回到基層，也就回到了農村、社區。

正因為如此，農村、社區的工作最難做，也是社會矛盾集中之地。

眾所周知，村委會和居委會雖然作為中國政治的「權力末稍」，但它只不過是民眾的自治組織，並非作為「一級政府」存在的。在這種狀態下的「自治」，要想管好這三分三，要麼是「無政府化」，要麼就是「黑社會化」，特別是偏遠的農村，天高皇帝遠，權力缺乏監督制衡，村長儼然說一不二的「土皇帝」。而地方政府不得不仰賴「地方能人」來管控無比龐大的基層，默許基層這種令人唾棄的「政治生態」。因此，村長等「地方能人」往往擁有常人不可比擬的「私力強制」的能力。

特別是當下，中國正處於快速城市化的階段，各種征地、拆遷在過去、現在，還包括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將在中國高頻發生，而征地、拆遷又往往是在農村和社區，其背後又存在著激烈的利益博弈，這必然勢必會催生各種血案來。

按照我們國家權力結構「層層下壓」的模式，地方政府極「不負責任」地把棘手的事件下壓給下一級政府來執行，最後就落到了「權力末稍」——村組織、居委會來執行，比如征地、拆遷這個事，內地不少地方基本套路如下：村委會（居委會）做規劃，村委會（居委會）做協議，村委會（居委會）給補償，村委會（居委會）搞拆遷……「莫道村官不是官」，在征地、拆遷補償上，村委會（居委會）的「村官」們又擁有了生殺予奪的至上權力。

沒有「行政強制力」的村委會（居委會）要辦成上級壓下來「政治任務」，或者出於個人的私利，只能使用「私力強制」了，這就不難理解不乏出現動用「黑社會」的力量來實現強征、強拆的。

這種不正當的行為，自然激發一些具備一定維權意識的村民（居民）的強烈反抗，頓時將中國底層演變滋生林沖的土壤，民眾採用「私力報復」來對抗「私力強制」，出現「打成一片」的局面，他們打得頭破血流，底層民眾與基層官員（村官、鄉官）就進入了「互害模式」。

可悲的是，剛開始地方政府默許底層村官採用這種「私力強制」，而一旦出現了極端事件後，又充當起「和事佬」或「大青天」角色，來調解或者壓制，祭出公檢法，對「反抗者」訴諸專政手段，比如賈敬龍、範華培最終被判死刑或直接擊斃。

有些事情就是那麼荒誕，本來就主導這個事就是地方政府，也應該具備行政強制力的地方政府來執行的，比如走強制拆遷本應地地方政府向法院申請司法強拆，獲得許可證的，再由地方政府來執行的，結果呢，這個主體一直隱匿。

如果這種征地、拆遷的方式不改變的話，那麼中國的土地上將滲透進更多人血。

回望神州，真可謂「一寸河山一寸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