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也：强征强拆，演绎“一寸河山一寸血”(图)

强拆，演绎“一寸河山一寸血”（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1月26日讯】据陕西传媒网报道，11月16日晚，陕西延长县发生一起重大凶杀案，已致4死4伤，死者中包括七里村镇曹渠村村长曹英海，持刀行凶者为村民黑延平，此前曾因土地补偿事宜与村长发生冲突。日前嫌疑人已被控制。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片土地浸润了血，底层特别是农村的矛盾呈越来越剧烈的趋势，因为征地、拆迁，动不动就闹出个骇人听闻的大案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血性”抗争？还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尿性”贪婪呢？或两者兼有，杂糅叠合，最终血沃中华大地？

从河北贾敬龙到河南范华培，再到陕西黑延平……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血案，层出不穷，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纷纷采取极端手段，走上了人生不归路，难道真的仅仅官逼民反式“样板戏”重演，采取“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与汝偕亡”，最终留给我们社会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令人嘘唏不已的是，无论是贾敬龙，还是范华培，甚至是黑延平，并非“生非容易死不甘”的社会淘汰者，就像贾敬龙和范华培，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家庭经济状况来看还算可以的，也根本谈不上是社会上的不务正业者，部分原因是因拆迁补偿无法得到满足，一直怒火中烧，采取了极端的报复手段。

无可否认的是，社会矛盾在日益激化，民间充满了戾气，官场弥漫着腐气，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就是社会不公，有一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整个人心已失衡，浮躁的内心却又找不到合理发泄途径，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病态的社会心理，人人擅走极端，动辄就拔刀相向，上演“匹夫之怒，血溅五步”。

而这把血淋淋的匹夫之怒的大刀砍向谁呢？反正砍不到真正要征地、拆迁的主导者的身上，只不过那些执行这个命令的人，即基层的官员——主要是村官，其实，这些人也只不过替人挨刀罢了。

那么矛盾为什么总是出现在基层呢？这是我们权力结构决定的！

虽然我们国家的官僚机构无比庞大，但是官场的生态很不健康，呈现出“基层在溃烂，中层在观望，高层在倾轧”的趋势，争权夺利，内耗严重，管理社会的能力十分堪忧的。更重要的是，既定的权力结构，是上级任命制的，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导致权力层层下压，最终把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压回到基层，也就回到了农村、社区。

正因为如此，农村、社区的工作最难做，也是社会矛盾集中之地。

众所周知，村委会和居委会虽然作为中国政治的“权力末稍”，但它只不过是民众的自治组织，并非作为“一级政府”存在的。在这种状态下的“自治”，要想管好这三分三，要么是“无政府化”，要么就是“黑社会化”，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天高皇帝远，权力缺乏监督制衡，村长俨然说一不二的“土皇帝”。而地方政府不得不仰赖“地方能人”来管控无比庞大的基层，默许基层这种令人唾弃的“政治生态”。因此，村长等“地方能人”往往拥有常人不可比拟的“私力强制”的能力。

特别是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各种征地、拆迁在过去、现在，还包括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将在中国高频发生，而征地、拆迁又往往是在农村和社区，其背后又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博弈，这必然势必会催生各种血案来。

按照我们国家权力结构“层层下压”的模式，地方政府极“不负责任”地把棘手的事件下压给下一级政府来执行，最后就落到了“权力末稍”——村组织、居委会来执行，比如征地、拆迁这个事，内地不少地方基本套路如下：村委会（居委会）做规划，村委会（居委会）做协议，村委会（居委会）给补偿，村委会（居委会）搞拆迁……“莫道村官不是官”，在征地、拆迁补偿上，村委会（居委会）的“村官”们又拥有了生杀予夺的至上权力。

没有“行政强制力”的村委会（居委会）要办成上级压下来“政治任务”，或者出于个人的私利，只能使用“私力强制”了，这就不难理解不乏出现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来实现强征、强拆的。

这种不正当的行为，自然激发一些具备一定维权意识的村民（居民）的强烈反抗，顿时将中国底层演变滋生林冲的土壤，民众采用“私力报复”来对抗“私力强制”，出现“打成一片”的局面，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底层民众与基层官员（村官、乡官）就进入了“互害模式”。

可悲的是，刚开始地方政府默许底层村官采用这种“私力强制”，而一旦出现了极端事件后，又充当起“和事佬”或“大青天”角色，来调解或者压制，祭出公检法，对“反抗者”诉诸专政手段，比如贾敬龙、范华培最终被判死刑或直接击毙。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荒诞，本来就主导这个事就是地方政府，也应该具备行政强制力的地方政府来执行的，比如走强制拆迁本应地地方政府向法院申请司法强拆，获得许可证的，再由地方政府来执行的，结果呢，这个主体一直隐匿。

如果这种征地、拆迁的方式不改变的话，那么中国的土地上将渗透进更多人血。

回望神州，真可谓“一寸河山一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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