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8月20日訊】多年以來，大陸話語場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現類似的喧囂，熱鬧幾天之後，又無不歸於沉寂，「憤怒嘉年華散去，無力感還會像夜幕席捲大地」（孫旭陽語），在一個不可問責的政體下，大陸的話語場既談不上是公共輿論，當然也形成不了什麼壓力，其存在的意義究竟何在？僅僅是一堆八卦、段子、陰謀論、姿勢的表演大全，還是如有些人所期望的，「每一次的輿論熱潮都是人們對於公平正義等價值的重申，是對一個良善共同體的願望，一個來回反覆的力量和聚合的過程」？
有人將大陸話語場看成三種聲音的競技：官話、豪言、民聲（王爍語），基本合乎實際，不過，正如王爍本人也承認的，豪言實際也分享了權勢，無非是在兩種官民兩種語境中自如套利而已。大陸的資本力量成長於既有的極權制度環境之中，與體制有著高度的勾連乃至重合，也因此，民聲對資本力量及其話語的質疑，到最後也都會轉變為對現行體制的追問，換言之，官話和民聲的對立，構成了大陸話語場的基本兩極。
然而，兩極之別，在官話與民聲的兩極中，官話高高在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體制壟斷了所有的電視、電臺、報紙、刊物，並通過各種手段，對於新興的網際網路媒體施加全面的管制，近日，更試圖推出管理層特別持股計畫，持有網際網路公司1%的股份，並因此獲得包括否決權在內的諸多介入權利。
所謂民聲，主要寄居在官辦媒體集團所屬的市場化媒體，以及新興的網際網路平臺之上，十多年前，市場化媒體和網路空間的聯袂出現，曾讓人產生過通過言論表達推進位度轉型的遐想。但是，經歷過一段時間的繁榮之後，除了財新等極少數異類，大陸市場化媒體在持續整肅之下，有別於官話的話語表達已經接近沉寂，而在新媒體的衝擊下，其業務模式也正處在全面崩潰之中。
民聲在當下的表現形式，主要是以網際網路為平臺的新興社交媒體「兩微一端」，當然，這些社交媒體同樣也處在持續的管制整肅之下，如曾經的超級社交媒體新浪微博，其活躍度和影響力已與其巔峰期不可同日而語。
需要提醒的是，大陸並不存在最基本的言論自由，在自由之家的報告中，大陸的新聞自由和網際網路自由一直處於倒數位置，屬於最不自由的國家行列，在2015年的年度排名中，大陸網路自由度更是位居倒數第一。這樣的環境之中，無論是在題材、表達和評論上，僅有的民聲，也猶如刀鋒上的舞蹈，隨時都會遭遇到最為嚴格的限制，其所呈現的真實性、批判性和深廣度，也都只能處於最低的水準。
這才是大陸話語場的真實面貌，那些看似熱鬧非凡的喧囂，其價值和意義，也必須放置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才能得到理解。認為居於最低自由水準的大陸話語場具有多少推動作用，很可能是一種過分的誇張和想當然。
在嚴格的限制之下，不僅有價值的內容得不到充分的表達，還產生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替代甚至是擠出的效應，這是因為，人們總是需要生活在一個充滿價值、邏輯和關懷的意義世界之中，人們的價值、邏輯和關懷總是需要得到滿足或至少是舒緩，在既有的嚴格限制和人們的話語需求的雙重作用下，一些既不至於冒犯到體制的限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這一需求的話語產品就被創造了出來。
大陸民聲話語場的主流產品，基本都屬於這樣的產物，當下流行於微信朋友圈的各種人生雞湯，前些年盛行於微博平臺的社會發育、漸進改良話語，針對人群不同，但在功能上其實大同小異。
比如，體制轉型需要不可或缺的政治動員等過程，但這樣的話題被嚴格地限制，於是，一些替代論述遂應運而生。相對於前30年的體制全面控制，市場化的出現帶來了某種相對異質的存在，也因此，市場化及其主體民營企業猶如最後一根稻草，被人們寄託了最多的希望，有人因此鼓吹企業相對於政府的獨立地位，將之視為福利改善和逐步形成良好制度的基礎，一些人則著眼於民營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附加效應，如中產階級的壯大，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發育空間，親自由化的話語擴張等等，將之視為社會發育、漸進改良的前提和基礎，這種替代論述不僅攫取了大陸民間的基本關注，也形成了諸如市場化和民營經濟的某種政治正確地位，反映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話語喧囂之中。
以從三聚氰胺到莆田醫院為例，防止和杜絕有毒產品和服務，所需要的無非是那麼幾個要素：可問責的政府、強大的公民社會、獨立的媒體，自主和專業化的知識體系，等等，由於上述要素皆牽涉到體制的根本轉型，難以得到充分的表達，當魏則西事件等喧囂在大陸話語場中出現時，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各種替代品，就跟《穹頂之下》時候氾濫的是「抵制霧霾、從我做起」一樣。
針對產品質量問題，一些人推崇看不見的手，認為市場的力量足以帶來合格的產品和服務；一些人則將答案放在了企業的道德水準之上，又或者是期待能有更強大的政府監管。相比之下，更為及時、獨立、有效的監管體系，因其需要言論自由（獨立媒體）和結社自由（公民社會）為前提，需要可問責的政府（民主選舉）為保證，指向的是全面的體制轉型，而在當下的話語場中難覓蹤跡。
大陸話語場目前的態勢無非如此，不僅官話處於絕對的優勢和壓制性地位，即使是極其弱小的民間話語，也主要是某種替代產品，當話語場因為魏則西死亡這樣的事件而喧囂時，扮演主角的也只能是這些話語的各種變形表達，而不可能出現真正的話語突破。
在這個意義上，大陸話語場的每一次喧囂，可能是民情心態變動的折射，尤其是當體制對於民間的攫取和擠壓越來越嚴重時，話語的喧囂程度，更可能成為民情心態移動的指標，但話語喧囂本身，並不具有什麼價值和意義，既不指向有效問題的有效解決，也帶不來許多人曾經以為存在的漸進積累過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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