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個同事和美國社會向上流動性
【看中國2016年04月05日訊】《紙牌屋》劇組為了走出第三季因劇情拖沓陷於的低迷，本月隆重地推出了第四季；正在熱演的這季以弗蘭克·安德伍德連任總統的競選為背景，增加了克萊爾的戲，穿插了安德伍德家庭的內戰，以及美國對外的反恐戰爭，讓看完該季的觀眾都享受了十足的感官刺激。
明眼人看得出《紙牌屋》企圖借美國今年總統大選的東風提高收視率，重返神劇寶座；而現實生活中正在展開的美國總統大選如火如荼，其娛樂性並不亞於《紙牌屋》第四季，有些情節和人物幾乎可以對號入座《紙牌屋》，其結局恐怕更具懸念。
有意思的是，電視劇中的安德伍德出生於一個貧困卑微的家庭，家裡賴以生存的農場差點被銀行收回。他經過自己奮鬥，從軍校和哈佛法學院畢業，一步步走向權力中心，而現實中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大部分候選人的出身和安德伍德頗為類似。
在最近舉行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一次辯論會上，父親們分別做過洗碗工、酒吧服務生、郵遞員的克魯茲、盧比奧和卡斯奇集體攻擊「含著銀湯匙出生」的特拉普。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也以在紐約貧民區長大、父親是波蘭來的移民、常年在外靠賣油漆謀生為榮，甚至希拉里都反覆強調自己的中產階級家庭背景。
「出身卑微」、「勞動家庭」，「中產階級」等字眼在美國大選中總是能引起選民共鳴的熱詞，因為美國文化最讚賞自我奮鬥而成功的人，相信只要像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勵志小說的主人翁一樣艱苦奮鬥、秉持「一定能辦到"的精神(can-do spirit)，人人都能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然而，近些年來，國內外唱衰美國的論調甚囂塵上，指稱衰落的標誌之一是美國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上升流動性的下跌。連歐巴馬總統也在國情咨文中聲稱美國向上流動已經停滯不前；特朗普、桑德斯等人一再向選民承諾一旦入主白宮，一定要恢復美國往日的榮光，讓美國夢成真。
向上流動性問題在學界也引起廣泛爭議。由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主持的一個名為《經濟流動性項目》稱美國「經濟流動性比人們長期以來的想像要低，」低於加拿大、法國、德國以及斯堪地納維亞國家；哈佛和伯克利大學團隊的一項綜合研究則稱過去20年美國向上流動性並未下降。
其實，以上兩個常為人引用的研究都有侷限性。我們知道，經濟流動性可分為兩種：一是「絕對」流動性，即孩子們與父母財富對比的升降率；一是「相對」流動性，也就是孩子們在相同或不同的領域上升到比其父母所在社會階層更高地位的能力，即出身貧寒家庭的孩子轉入中、上產階級的比率。人們常常混淆這兩個概念。目前對相對流動性的測量侷限性很大，往往只反映了經濟不均變化情況，沒有足夠的數據能夠精準地對其進行測量，在與其它國家進行對比時尤其如此。經濟指數並不一定反映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譬如，共和黨候選人之一、威斯康星州州長沃爾克的財富以負資產呈現，很多的國會議員亦是如此。事實上，最近的大多數研究表明，即便以個人經濟上升與否來衡量流動性，美國跟其它發達國家也差不多。如果從美國總統候選人來看，美國從底層向中層，從中層向頂層移動的機會還是遠大於其它各國。
我在美國國會工作期間，結識了許多有政治雄心的同事，大部分很優秀，年輕有為，希望在公共服務領域一展身手；也遇到少數自命不凡然、權力慾強的野心家，但坦率說，沒有碰到一個像安德伍德的幕僚長和親通道格拉斯·「道格」·斯坦普（Douglas "Doug" Stamper）那樣的邪惡傢伙。以下選幾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事，藉此從一個側面來看看美國社會向上流動的軌跡。
同事一：喬·羅傑斯（Joe Rogers）
1991年，我進入科羅拉多州參議員布朗辦公室工作時，工作人員幾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只有一個非洲裔人在收發室管理信件和打雜。一年半後的一天，我旁邊的辦公桌突然坐了一位身材魁偉、笑聲爽朗的黑人，他就是喬·羅傑斯。不久，我們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他是我交的第一個美國黑人朋友。
喬的父親是一名軍人，從越戰回來就拋棄了他母親和兄弟三人。母親不停地打工，還是不能養活全家，他們靠吃社會福利長大，但喬對福利制度恨多於愛，認為這一制度增加窮人對政府的依賴性，將他們壓在底層，讓其自尊心磨滅已盡，堵死其向上流動之路。
喬在高中時發現自己有演講才能，後來靠獎學金上了法學院，在法學院第一年居然在全國律師協會談判大賽中奪冠，引起關注，一畢業就在西部地區一家頂尖律師事務所工作，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商業訴訟律師。但他後來意識到賺錢並非自己的生命追求，故放棄高薪到參議院工作。
喬講話口無遮攔，嗓門又大，打起電話來讓整個開放式辦公室的其他人幾乎無法工作，立法上沒有什麼建樹，所以很多人不喜歡他。我覺得喬性情率真，有時天真得像個孩子。記得有一次他和太太凱（Kay）與我夫婦雙約會，去看《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大屏幕電影，他嚇得一驚一乍的，緊張時死死拽住我的手臂哇哇亂叫，引得周圍的人發笑。
我發現他有政治家的天賦，舉止言談都有馬丁·路德·金的味道，與人交往自來熟，熱情專注。我覺得當年曾經解放黑奴的共和黨急需非洲裔領袖來擴大選民基礎，所以竭力鼓勵喬競選國會議員。他在家祈禱了三天，告訴我決定競選。
此後的幾個月，我們進行了緊張的策劃，一起去和競選專業人士開會，選購他們的服務和軟體，我還請我的岳父在科羅拉多州春田市的基督教社區為他舉辦了第一次政治募捐活動。我們決定將攻擊目標鎖定在當時權高位重的民主黨大佬帕特·斯羅德（Patricia Schroeder）身上。斯羅德在國會近25年，喬15歲時見她時，斯羅德議員告訴他，「過20年這個席位就是你的。」我們根據這番話，設計由喬帶著記者到斯羅德辦公室門前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競選。這一招很有震撼力，不久斯羅德宣布退休不再參選。此後，她一直擔任美國出版商協會主席兼總裁，在民主黨內繼續發揮影響。不過，喬沒有贏得她的席位，另一位民主黨女士擊敗了他。
但是這次練兵讓喬信心大增，很快他就從挫敗的失落中走出，開始獨立競選科羅拉多州副州長的職位並獲勝。1999年，他35歲時，正式宣誓就職，成為美國首位選舉產生的最年輕副州長。2000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會上，喬是主要發言人，併進入領導核心負責招募更多的非洲裔人才參加共和黨工作。但不久，他家中發生內訌，擔任喬競選主任的兄弟，覺得沒有得到好處，在一些人的慫恿下，公開與其分裂，爆料媒體，鬧得滿城風雨。後來喬又跟州長發生矛盾，州長公布了喬的一些不當開支，並通過立法堵死了喬2002年再度競選的路。最終，喬這顆本來有望成為首位真正黑人總統的政治明星在光焰還未充分閃耀就隕滅了。
我對喬很感失望，終止了與其聯繫。去年聖誕時，我終於意識到自己的不對，沒有盡到朋友責任；喬的殞落有其不檢點、愛虛榮的一面，但恐怕也有建制派對他的構陷，於是決定給他發個聖誕卡重續聯繫，發現他已於2013年突然離世，震驚之餘，趕快打電話給他太太凱，得知她也於幾個月前因癌症離世。這讓我唏噓不已，愧疚萬分。
同事二：保羅·萊恩(Paul Ryan)
保羅是我1995年認識的眾議院同事。他那時在堪薩斯州國會議員山姆布朗貝克（Sam Brownback）的立法主任，布朗貝克和我的第一個老闆布朗參議員都是主張削減赤字、平衡預算的財政鷹派人物，我當時負責共和黨減赤小組的工作，所以工作上與保羅有許多接觸。我記得布朗貝克議員那時剛當選，資歷淺，安排的辦公室都是地下室，而且狹窄擁擠，我們常常在保羅的辦公室開會。
真正拉近保羅和我之間距離的是傑克·康普(Jack Kemp)。康普曾是一位著名的美式足球運動員，後來從政成為國會議員，並於1989年-1993年擔任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部長。六四屠城之後，老布希總統雖然也譴責中共這一暴行，並象徵性地接見了幾名中國留學生代表，但在政策上總舉棋不定，不知如何應對。當時白宮辦公廳發出命令，讓內閣成員在中國問題上謹言慎行，不要接觸中國民運人士。康普是唯一一名內閣成員無視白宮明令，接見我們全美學自聯和其它民運代表的。他的辦公室最顯眼的地方掛著王維林擋坦克的大幅照片，辦公桌上放著馬丁·路德·金的雕塑頭像，讓我們大家都很感動。康普1996年與多爾參議員搭檔競選總統失利，2009年去世。康普的女兒曾與我在一個查經班學習，讓我對這位美國政治家有了更多的瞭解和更多的欽佩。
後來熟了以後，才知道保羅曾經為康普工作過。他1992年大學畢業後到了美國參議院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卡斯滕（Bob Kasten）辦公室當實習生，後來成為助手，跟我的情況和時間相似。不過幾個月後卡斯滕被民主黨拉斯·法因戈爾德（Russ Feingold）擊敗。保羅失業，一下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去了國會旁邊的一家餐館當拿最低工資的服務生，直到由傑克康普、福布斯共同創立的政治改革機構「增權美國」(Empower America)雇佣他作為講演稿撰寫人和經濟顧問為止。1995年，保羅從該機構回到國會，為布朗貝克工作。
由於布朗參議員和康普也是密友，均為溫和的保守黨人，與布朗貝克思想也合拍，我和保羅的工作很順利。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完全一致，我相信保羅和我一樣是一個堅定主張個人自由至上、反對大政府、重返立國傳統的保守派。
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一項一項檢查聯邦龐大的預算，找出浪費和重複的項目，向兩院的共和黨提出建議，說明理由，然後通過立法，砍掉這些項目來削減赤字。這個任務一是工作量大，二是取得一直意見極為不易，因為不少參、眾議員都持「不要搞到我家後院」的態度。我們有時不得不做出讓步和妥協，每次碰到這樣的情況，我們都要大肆攻擊一番這些人的自私和短視，罵完了還得重新去找項目填補這些缺口。
保羅和我一起為減赤項目工作了近三年，直到他1997年離開國會回到家鄉。我認為這個工作激發了他從政的願望，對他1998年以國會議員身份回來參與預算委員會的工作，以及後來主持該委員會有很大的幫助；他一直都是國會財務保守派的代言人。如果讓我選擇美國正副總統，一定非保羅和卡西奇莫屬，因為只有他們才真正瞭解美國存在的最為嚴重的問題，找到解決辦法，化解危機。可惜保羅2012年與麻塞諸薩州州長隆尼（Mitt Romeny）搭檔競選失利，與白宮失之交臂。幾個月前，由於眾議院共和黨派系鬥爭結果，保羅非常不情願地出山擔任第54任議長，因為他知道這意味放棄白宮夢－－整個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上只有一名擔任過議長的人（田納西州的James K. Polk）成為美國總統。
保羅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律師，母親為家庭婦女。在保羅還是少年時，父親因心臟病過世，家道中落，母親只好出去工作。保羅在中學時就在麥當勞店裡煎漢堡賺錢以補家用。他目前的財富主要是他當稅務律師老婆帶來的。
同事三：大衛·楊（David Young）
我和大衛共事時間最長。開始在布朗參議員的辦公室，他是一名Legal Correspondent（LC），負責回覆選民寫給參議員的信函，後來晉升為立法助手，負責能源等領域的事務。他是土生土長的衣阿華州人，那時剛從大學畢業，我沒有弄清他和布朗參議員以及科羅拉多州有什麼特殊關係，因為除非是專業人士，一般外州的人士不太可能被雇佣。
大衛的父親是美國富國銀行（Wells Fargo）的一名高管，母親是一名鋼琴教師，還開一個小型的室內設計公司。他家應當算中上階層，但據大衛說，他從小就大清早起來，為鎮上的居民送報紙，把賺到的錢大部分攢起來，投資股票市場，小部分用來零花。據我所知，他後來用積蓄和投資賺到的錢在華盛頓買了兩棟房子，一棟自己住，一棟出租。
大衛活潑、幽默，人又聰明，善解人意，很得大家歡喜。我結婚時，他特地為我舉行了一場隆重的告別單身漢派對，讓我大開眼界，至今感激他的友情。
布朗擔任一任參議員後決定不再連任，大衛先去了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邦寧(Jim Bunning)辦公室擔任其立法助手，很快被提升為主任。這令過去的同事們大吃一驚，因為大家一向認為大衛是個公子哥，做事不太認真，恐怕勝任不了重要的工作。事實上，大衛超出了所有人估計，做得非常成功。邦寧是美國著名的棒球投手，退役後從政。他在第二屆連任選舉時面臨危機，大衛受命成為他的競選主任，拯救了邦寧參議員的政治生涯，後來論功行賞，當了幕僚長。我們當時雖然各事其主，但時常見面聊天。
他大概提前知道邦寧不擬連任，所以2006年跳槽到自己衣阿華州的參議員恰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擔任其幕僚長。格拉斯利是資深共和黨參議員，目前已在參議院工作了35年，他以嚴格監管聯邦政府著稱，常常搞得政府下不了臺。最近因拒絕歐巴馬對大法官提名進行審議而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大衛在他那裡如魚得水，別出心裁，搞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議題，展現政治才華，很快就成為參議員最信任的人。
大衛非常有耐心，他一面打造政治網路，一面靜靜地等著自己的機會。2013年，衣阿華州的資深參議員參議員湯姆哈金(Tom Harkin)決定退休，大衛馬上宣布競選他的席位，期待一步到位，但不久衣阿華州的另一名共和黨國會議員決定角逐，大衛權衡得失後決定放棄競選參議員，而轉向競選該議員放棄的眾議院席位。2014年，在國會為議員們服務了17年之後，大衛正式宣誓就職，成為與他們同等的一員。
同事四：馬優思·漢茲里克（Mariusz Handzlik）
馬優思與我共事的時間最短，前後僅三月，但保持聯繫的時間最長。2010年4月10日，他乘坐載有波蘭總統和內閣成員等高官的圖-154型專機在俄羅斯斯摩棱斯克墜毀，機上包括馬優思在內共97人在這一悲劇中全部遇難，我們的聯繫才最後中斷。
1993年，馬優思從波蘭總理辦公室來布朗參議員辦公室培訓，這是美國非政府機構的一個項目，將一些有前途的前東歐共產國家的年輕精英送到美國政府和其它機構參與工作，學習民主國家的管理和運作。我們一見如故，成為好朋友，幾乎天天都在一起吃午飯、聊天。談得最多的三個話題是：上帝、民主制度、波蘭加入北約。
馬優思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言必稱主。他對波蘭重構民主制度信心十足，但清醒地認識到波蘭必須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依賴德國才能保證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以馬優思在布朗辦公室的工作主要是推動波蘭加入北約，他工作異常勤奮，為布朗準備了許多有說服力的材料，讓布朗成為國會在該議題方面的領軍人物，最終使波蘭在1997正式加入北約，為該國提供了日後發展所需的安全與穩定。
他結束美國國會培訓後回到波蘭，但很快就被派回在波蘭使館擔任一秘，後又提為參贊、副大使。在馬優思駐美期間，我們兩家來往更密切，他的妻子莫妮卡常常帶著三個孩子跟我的孩子玩耍，開生日派對等。瞭解馬優思的朋友都知道，他最重友情。他後來奉調回國，每次來美國出差都要和我見一面，當了高官後也不例外。
馬優思44歲的一生短暫而多彩，幸運又多磨難。他告訴我，年輕時他曾是波蘭職業足球隊的守門員，後進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資助的天主教大學學習準備成為神職人員，畢業後感到波蘭現實社會更需要他的奉獻，而投身外交。馬優思給人一種他在跟生命賽跑的感覺，他是個十足的工作狂。極不正常的生活節奏，讓他於1998年診斷為腦瘤，不得不實施手術，傷口剛癒合就回去工作。老婆難以忍受被忽略，最終選擇與他離異。這一時期是他人生的最低點，因為他太愛自己的家庭了。我們常在一起祈禱、聊天，希望他走出陰影。
馬優思沒有倒下。我認為馬優思的信仰讓他沒有崩潰，反而激勵他奮發向上，成為數屆波蘭總統和總理極為信任的助手、國家安全顧問，主持波蘭外交政策的制定。
對馬優思影響很大的另一人是波蘭二戰時的英雄楊·卡爾斯基（Jan Karski），他是第一個冒死將納粹德國大屠殺的消息傳遞給西方世界的。馬優思告訴我，他常常去看望這位英雄，陪卡爾斯基下棋。2000年，他倆人下棋時，卡爾斯基心臟病發作，倒下死去之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將！」。卡爾斯基的精神影響了馬優思的餘生。
我常常暗自感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句話講得真高明。我在與同事相處中的確學到了很多，受益無窮。除了極少數幾個酗酒、吸毒、或因收藏兒童色情照片被判刑的之外，絕大部分我所認識國會同事20多年來逐漸憑自己能力成為各個領域的優秀人才，這表明在美國只要自己努力，一般人都不會被苑囿於人生的起點。
任何健康的社會都必須有一個較高的向上流動率，基於血統、世襲、繼承，或者「一家出一個」式的流動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艱苦奮鬥、敢於冒險、創新、顛覆、善於終身學習、不斷自我驅動的新模式；提升經濟流動性的核心在於教育機會均等和放開政府管控，而不是政府人為地再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
對華裔美國人來說，經濟流動性並不太緊要，而提升政治流動性則是當務之急。華人在美國政治領域里長期以來沒有突破，至今沒有出現一個有影響的華裔政治家。我認為，華人要在政治領域向上移動首先應當認同美國核心價值而不過於強調中國元素，鼓勵孩子全面、自由發展，關心地方和社區事務，積極參加學校辯論隊和學生政府的工作，鼓勵她們通過做義工和見習，從小介入地方和聯邦的選舉和其它工作；華人社區應當建立多個自己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華人政治家或能為華人說話的其它美國政治家，輸送更多的華人青年到國會和聯邦政府，以及各級地方議會和政府工作，有意識地培養華人政治家。如能這樣，華裔美國總統也是指日可待的。
再過幾天就是令人斷魂的清明節，謹以此文追思逝去的同事和朋友喬、凱、馬優思，願他們在天之靈得到安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