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1月17日訊】1989年5月28日,在沒有任何法律文書的情況下,我被送進了監獄。一到秦城,我就睡大覺。一天深夜,有人持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介紹信來,說是「中央」決定對我進行審查,要我仔細回憶4月15日耀邦去世之後我逐日的活動。大約又過了十天,這個專案組告訴我,不要再去回憶我自己的行動了,應該「揭發趙紫陽」,因為「中央」正在審查趙紫陽的問題。
「紫陽同志有什麼‘問題’?他是我們黨難得的總書記。」——我當時這樣回答專案組,至今仍然這樣評價趙紫陽。
二十多年過去了,趙紫陽老人也早已去世。專案組沒有問過我,趙為什麼「難得」。轉眼又是趙去世的紀念日,我想應該有所說明。
我這一輩子,見過無數「黨的領導」,從中央領導,省委領導,縣委領導,直到鄉、村、社、隊的支部領導,終於使我形成了一個概念——領導一切真不愧為領導一切。
因此當1962年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上說要編一本「黨員教材」的時候,當這個任務落實到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趙漢承擔的時候,當趙漢指定由我最後通稿的時候,我只能用以下兩句話來形容這些黨員:
「張開嘴巴,無非發號施令;伸出手來,只想指揮別人。」
這不是科學的全面的概括。限於狹隘的所見所聞的我,只能作如此觀:在「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制度下應運而生的領導,必須是無所不能的神仙——同理,一旦被黨決定「雙規」,無不頓即還原成為跳蚤。
我見過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個個有資格教導農民如何種地:如何深耕,如何輪作,如何密植……。農民必須恭恭敬敬諦聽,老老實實照辦。難得也有例外,趙紫陽總書記就是一個。他主張落實的,是農民的自主權。
同樣,我也聽到過各種領導機關對工廠礦山的指責和訓斥,直到那些懲罰和撤職的命令。但是我知道,趙又是例外。無論在國務院還是中共中央的會議上,他所維護的,與其說是高級機關的領導權,不如說是企業在市場活動中應有的自主權。
有些領導人熱衷於當法官的裁判員,樂此不疲,教訓法官如何如何定性和判案。趙紫陽則不然。他拒絕干預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法定的職權,他甚至拒絕流露出自己的感覺或傾向。他只是客觀地告訴司法機關:「黨對你們的唯一要求是依法辦事;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要求。」
一些黨性很強的政治嗅覺非常機靈的領導人,有一種從文藝作品或理論文章中嗅出敵對勢力存在的特別的嗜好。趙紫陽拒絕做這一套。他對主管主旋律的書記說,我們是看電影的,不是審查電影的。他認為自己同其他觀眾一樣,不應該有審查作品的特權。
我和他相處十年,沒有見他指揮過科學家「應該怎樣」創造,教師「應該怎樣」教書,正如沒有聽他教訓過農民「應該怎樣」種地一樣。
他不認為自己應該有劃分和決定「敵我」的權力和本領。據說文革時,毛主席黨中央要廣東省委對「李一哲」的「反動言論」進行大批判。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趙,卻逕直把這些言論原原本本翻印了許許多多份發給革命群眾去鑒別——想必他認為老百姓比省委書記更有分辨香花和毒草的資格。
他認為自己無權主導大地沉浮。他把別人當人,而不是被支配,被利用,被擺佈的對象。他也只把自己當人,而不是有權主宰別人的天神。
所以,向老百姓開槍,委實是他最不願意做的事情。所以,在「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種制度下,這樣的領導人真的很難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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