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馬俑上原本塗有彩繪,但上世紀70年代幾次發掘時,彩繪都在考古人員準備拍照的瞬間消失了
【看中國2015年12月14日訊】近日,西漢廢帝、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回首往事,中國的考古發掘中,發生過許多的「發掘即摧毀」的考古憾事。
五十年代,考古發掘非常隨意,定陵出土的萬曆龍袍竟全部炭化
1955年,明史學家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他邀請郭沫若(中國科學院院長)、茅盾(文化部部長)、鄧拓(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范文瀾(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所長)、張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聯名上書中央,請求發掘埋有明成祖朱棣的長陵。但由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指導的工作隊認為,長陵是主陵,應先「試掘」其他規模較小的陵,積累經驗。經周恩來同意,最終決定試掘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①
經過兩年多的發掘,定陵共出土珍貴文物3000多件,包括600多件袍服、布料。其中皇帝的袞服、龍袍等,更是巧奪天工,如以緙絲方法織造的袞服,所用材料除大量金線、孔雀羽毛外,還有紅、藍、綠等28種絨線。然而,在定陵地宮開啟後,這些原本絢麗多彩的絲織品沒有得到很好保護,以至被空氣侵蝕而褪色、變脆,並留下黑斑。②對這些袍服的後續處理,也不專業。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軟化劑塗在半腐的衣服上,「這種塗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塗料老化龜裂,絲織品也隨之碎裂」。③由於此前明朝絲綢幾乎沒有實物留存下來,技藝也已失傳,因此讓定陵絲綢的損壞顯得尤為可惜。
定陵的大量文物「發掘即摧毀」。吳晗如願後,剛剛寫完歷史劇《武則天》的郭沫若也躍躍欲試,提議發掘合葬唐高宗、武則天的乾陵。1960年,陝西省向中央提交《乾陵發掘計畫》,郭沫若對周恩來說:「毫無疑問,肯定有不少字畫書籍保存在墓室裡!打開乾陵……也說不定武後的畫像、上官婉兒等人的手跡都能見到!石破天驚,一定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鑒於技術落後,周恩來沒有同意。1973年,郭沫若第二次請求挖掘乾陵,又被否決。④
在郭沫若請求開掘乾陵時,定陵的考古工作其實並沒有結束。1979年,參與過發掘的趙其昌、王岩等繼續編寫定陵的考古報告。趙其昌回憶說,「可惜的是20多年的歲月,不少文物已經面目全非了。棺槨毀於定陵建館之初,帝后屍骨、頭髮、牙齒毀於‘文化大革命’,原始資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別是那些囊括了中華精品的帝后服飾、織品等等,幾經翻動,殘損更甚,所幸幾大冊發掘工作的原始記錄,尚保存完整。」1990年,他們編寫的發掘報告《定陵》出版。
定陵的帝后服飾也相繼啟動複製。1988年9月,文物專家謝辰生帶著南京雲錦研究所複製的明神宗龍袍、馬王堆素紗禪衣,送到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先念家中,「請他過目」。在交談中,當李先念「瞭解到萬曆龍袍已經全部炭化時」說:「我歷來反對挖大墓,挖出來保護不好,就毀掉了。」⑤
炭化的萬曆龍袍
六七十年代,沒有合格技術和保護意識,兵馬俑上的彩繪慘遭損毀
但是定陵的悲劇依舊在不斷上演。1972年—1974年,徐蘋芳參與發掘長沙馬王堆漢墓時發現,「墓被水泡著,有一片藕片在水裡漂著,很漂亮,可拿出來一見陽光就爛光了,跟鼻涕一樣,只有痕跡,沒有樣子了」。他回憶,「我們親眼看見的,馬王堆的文物剛挖出來的時候,非常光鮮,但一天天看著它變化,卻毫無辦法,太無奈了。」
1976年,考古隊對廣西貴縣的羅泊灣漢墓進行了發掘。在清理文物時,有人發現了一個看上去像炸彈的「彈形壺」。一個人「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漿以後,找不到開蓋的地方,倒來倒去,一不留心,把蓋衝開了,倒出一壇清水。有人說:‘是酒,不要倒掉!留著化驗!’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已經晚了,水被倒了個精光。」想來十分可惜。⑥
秦兵馬俑上原本塗有彩繪——工匠先在燒好的陶俑上塗一層生漆,再在生漆層上塗各種礦物色。但上世紀70年代幾次發掘時,彩繪都在考古人員準備拍照的瞬間消失了。這是因為生漆老化後,一旦和氧氣接觸,很快就會翹起來,導致彩繪脫落。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隊隊長劉佔成回憶他在1978年「發現殘留色彩,但眼看著它就掉了,非常心疼。」
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吳永琪反思說,「當年有兩個原因造成彩繪消失,一是那時候沒有技術和材料,二是沒有嚴謹的保護意識,早期發掘僅僅是把它挖出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在考古發掘中,已開始有意識地對易被空氣侵蝕的文物進行特殊保護。兵馬俑考古隊試圖用針管把一種加固劑注入底層生漆和俑身之間,不讓彩繪隨生漆脫落。這樣只能保住色塊,在當時是一種權宜之計。⑦
1988年,在對位於哈爾濱的金朝「齊國王墓」發掘時,出土了一批絲綢和服飾。考古隊首先將它們「剝離起取後經消毒滅菌入庫」,然後邀請國內專家研究保存方案。專家認為,需要解決的「一是洗滌,請有關文物保護專家協助和指導,洗滌原則上是藥物洗滌,既無損於文物原貌,又可起到延長其壽命作用;二是固定,洗滌後放在永久性保護物體內,基本不再挪動;三是特製有機玻璃或其他質料匣盒存放;四是庫室濕度控制在70℃左右,調解適宜溫度等。」由此,「這批珍貴文物短時間得到了較好保存」。⑧
向西方學習經驗,也是完善中國文物保護技術的重要途徑。兵馬俑博物館通過同德國、比利時等國進行技術合作,在1998年出土了8個彩色俑,陶俑上粉紅的臉、朱紅的甲帶、褐色的鎧甲,都留了下來。
留有部分彩繪的兵馬俑
九十年代,技術手段日趨完善,但外行干預,依舊使文物極易受損
除了考古人員自身的問題外,外行對發掘的干預也常常導致文物受損。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縣出土了一批商朝青銅器,「礦化得嚴重,腐蝕得厲害,表層看似硫酸銅,實際是粉狀銅鏽,保護難度較大,應盡快開始進行搶救性的保護」,因此要「立即採取堅決措施,把全部文物運至南昌,文物不運回省城,一切都是空談」。但是新干縣領導希望把這批寶貝留在縣裡,遲遲不肯同意運往南昌。
這些質量、數量在江南罕見的青銅器,出土幾個月後,依舊沒能被保護起來,讓考古工作者們憂心如焚。江西的考古專家彭適凡只好向時任省長的吳官正求助,向他匯報了新干縣青銅器至今沒能運回南昌的原因,吳官正表示:「這怎麼行呢?應有全局觀念嘛!」第二天,吳官正親自給新干縣縣委書記打了電話,並由副省長張逢雨出面,召見了該縣縣領導,宣布了省政府關於文物全部運回省城,統一修復、珍藏的決定。1990年2月,在嚴密護衛下,這些青銅器全部運抵江西省博物館。⑨
1993年,在江蘇省東海縣溫泉鎮漢墓群的6號墓中,出土了一批記有西漢時郡政府文書的簡牘,價值巨大。當文物清查結束後,考古隊向東海縣、溫泉鎮的領導匯報工作。這時「鎮裡的一位領導伸手就從桶裡取出一片木牘觀看」。沒想到,「就是他這一拿,給我們以後釋讀留下了永遠也解不開的疑難。他取看的那片木牘正是24方木牘中最為重要的吏員簿,而他的大拇指正按在右上部,輕輕地一帶,就把這方木牘最重要、最關鍵的記有這片案簿名稱的字給抹掉了。」以至於「今天給這片案簿命名時,有說是吏員總簿,有說是定簿……後來把它帶到上海,用遠紅外模糊圖像處理時,再也沒有顯現出它的廬山真面」。
當考古人員要將這批木牘盡快運走修復時,又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由於支付給村民的開工補償費沒有到位,村裡的民工不讓他們帶走木牘。事情拖了一週才告解決,當考古人員回來時,「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簡牘,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原來泛著金黃、閃出油光的簡牘已經完全變黑,而原來清晰可讀的墨書,現在已經十分模糊。一堆發黑霉變的簡牘已經失去了他生命的活力」。後來用了5年時間,才讓木牘恢復原貌。⑩
尹灣漢墓簡牘
註釋:
①趙其昌:《定陵發掘簡記》,《昌平文史資料》第4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19—329頁;②胡漢生:《明十三陵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396、399頁;③張悅:《挖,還是不挖——帝王陵風雨飄搖50年》,《南方週末》2006年10月26日第1185期;④陳明:《周恩來與新中國博物館文明工作》,《淮安周恩來紀念地研究文集(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47、248頁;⑤《致張德勤》,彭卿雲主編《謝辰生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68頁;⑥蔣廷瑜《重見天日的南越文化——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發掘記》,朱啟新主編《考古人手記》(第一輯),三聯書店2002年,第112、113頁;⑦啟明:《兵馬俑色彩保護秘檔》,《文明》2009年第12期;⑧朱國忱:《罕見的近代貴族墓葬——黑龍江阿城金齊國王墓發掘記》,《考古人手記》(第一輯),第186、187頁;⑨彭適凡:《撩開古代南方青銅王國的面紗——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發掘記》,《考古人手記》(第一輯),第167—170頁;⑩劉洪石:《重現西漢檔案文書的風采——江蘇東海尹灣漢墓發掘記》,朱啟新主編《考古人手記》(第二輯),三聯書店2002年,第182—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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