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裡插進橡皮管，硬往胃裡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覺悟」徹底提高，成了監裡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澤東偉大的革命路線，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卻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心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我和弟妹三人這幾年的日子就不必說了。先是在家苦熬，400元錢很快花光，就變賣家產——實際上，新中國的教授窮得比叫花子強不了多少，「家產」也者，不過就是幾件破傢俱而已。父母親雙方的單位——中央民族學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資全部扣發，一分錢都不讓我們領走，好像「反革命」家屬的生理結構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陽光、水分和土壤就能茁壯成長。再後來，簡直就不知道是怎麼混過來的了（期間多虧高中同學譚甫成的幫助）。直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隊落戶，小弟那時才11歲，也只得帶在身邊。幸虧，中國的勞動人民畢竟大多數是善良、淳樸的，他們不理解為什麼要把這些城裡的學生趕下鄉來受罪。他們並不幸災樂禍，並沒有想：「好啊，這回也該你們這些城裡的上等人嚐嚐苦滋味了！」相反，他們同情我們，尊敬我們的知識和人格，盡力幫助我們度過難關。反倒是我們自己，受了那麼多年的扭曲教育，把農民們樸素、自然、毫不掩飾的天性流露，特別是他們在「性」上的毫無顧忌，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當官的等級特權的不滿，看作是「落後」，認為該接受「再教育」的是農民，而不是我們。我很快就發現，村裡最糟糕的少數人，恰恰是那些上過幾年學，多少有點文化，學會了滿腦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談革命理論的人。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爭權奪勢，姦猾、惡毒、偏狹、嫉妒、虛偽、自私、好逸惡勞……等等人類的惡劣天性，都集中在這些人身上。當時最得勢的、最出頭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強的，全是這一類人。但即便是這些人，總的來說還是比城裡人好些，不像城市裡那些「革命家」、階級鬥爭專家們那樣喪盡天良。
好不容易挨到了一九七三年。妹妹帶著小弟長留北京，我堅持「扎根農村幹革命」，在村裡當民辦教師。五月裡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電報，告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裡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學生幫我買了兩大鐵桶，趕回北京。下了火車，回家聽妹妹講了情況，說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去，已是傍晚，晚飯剛開過。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著，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地往病房裡蹭。病友告訴我母親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56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髮，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只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聲。——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澱獨自一人划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蕩裡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入了藝術之境時例外，如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備。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賬！」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著就是一堂政治課，說監獄裡那些公安同志們對她多麼多麼好，她從內心裏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說她臨出獄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舍……聽著聽著，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從那以後，我們天天燉了甲魚和雞湯給她送到病房，四處尋醫求藥。她在監獄裡五年半，由於長期晒不到太陽，又正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來又有慢性腹瀉的病，又是整天裡坐著，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二十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髮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五年多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自從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的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已經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麼巨大！這以後的三年（七六年毛死、「四人幫」倒臺），完全演變成了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一部鬥爭史。
這年（七三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事先已給我打了預防針，告我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所以情感震動比較小一點。也許倒是拜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倒是十足，大冬天只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他一露面，嘴就沒閉過一分鐘以上，反反覆覆說什麼「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原來的家是不能回了，母親對他深惡痛絕，反覆說她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再見他的面。這中央民院也真有絕招，先是想把父親安置在黃寺（班禪駐京辦事處）裡頭，大概覺得還是不放心，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一個叫「黑山滬」的地方，那裡半山坡上有民族學院的一個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那個年頭高等院校窮得揭不開鍋，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連門窗都朽爛了的。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裡，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座蜂窩煤爐，山風呼嘯著，冷得像地獄一般。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撥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去了。於是把我們暫時轉移到電話間裡，把那間大屋子加一堵牆隔成兩間。
那電話間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爐而已，我是絕對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於「休養所」與北大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要了點「預支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著），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窮鄉僻壤、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裡一住又是五年。父親的病經多方診治，漸漸有所好轉，從天天鬧，變成隔半月、二十餘天發作約一週；從單純的躁狂，變成躁狂－抑鬱交替。身體是越來越好起來，每天拿把鋤頭，有用沒用地四處鋤草。下邊是個大桃園，看園子的張師傅是個好人，很同情父親，盡量給他安排點事情做。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系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刻信心百倍起來了，拖著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著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為多方奔走後從民院總算爭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著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當時的什麼黃麗啦，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讚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面必是吵架。事情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裡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面。
七五年，鄧大人出山了，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稍稍鬆一口氣。母親則對鄧小平大為不滿，懷疑他是反對毛主席。七六年，周恩來逝世，鄧下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下去，一片白色恐怖。社會上傳聞四起，都是對著江青一夥的。於是「四人幫」大抓「謠言」傳無敬意，她堅信只有四人幫才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母親這個毫無心術的大兒童，在俄語系的一次政治學習會上當作階級鬥爭新動向說了出來。這下可好，系裡的人對她群起而攻之，那些遲謝爪牙們是想藉此立功，一般人則對母親的極左早不耐煩，母親天天拚死拚活地播者。我因為聽一位朋友及鄰居說北大有人畫誣蔑周恩來的漫畫，告訴了母親，母親則對周並工作，人際關係卻一天比一天壞。人們早就厭惡透了江青等人，哪還能容得身邊來一位大左派，天天給同事大上政治課？那個年頭，教育全是扯淡，誰會有什麼積極性？像母親這樣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們積極工作，誰消極她就批評，人際關係怎麼好得了？
先是，母親打電話給我，讓我去她那裡。早有兩個北大保衛科的人等著，要「追查謠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車聽人講的。隔幾天，母親又來電話，說這事還得談。我火了，說「不去！他們愛怎樣就怎樣，我就是那幾句話！」母親聲音都顫抖了，幾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軟了，又跑了去。還是那一套。最後我實在不耐煩起來，就說：「你們如果不信我說的話，那就算是我造的謠好了！」說罷拂袖而去。
又隔了兩天，我有事進城，回休養所時，父親神色慌張，告我上午來了輛吉普車和幾個公安人員來找我，問是什麼事，他們不講，只讓父親轉告我，盡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聽直發毛，以為是為我一位同學周忠鈺哥哥的事。這位仁兄（名叫周忠鉉）「四•五」時去天安門貼詩，被便衣盯上，還沒到家就被抓走了。我一聽這事，立刻趕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戴珊，囑咐她千萬挺住別亂供，害人又害己，一輩子也別想再抬頭做人。還說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長不了」之類的話。其實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她愛供誰供誰，再也供不到我頭上。我以為是她被隔離審查以後把我這番話供了出來，本來沒事倒成了天大的禍事。我趕快把日記、信件、唱片等等都送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張小軍處保存，第二天揣上一本書去了派出所。到了那裡，問我什麼事，我說我怎麼知道？是你們叫我來。管片的民警出來，問我：前兩天北大保衛科找你談過話吧？你把情況說說清楚。我一聽，心裏石頭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話重述一遍。民警當然不信，讓我好好想想，扭頭進去，把我扔在外邊板凳上。我心想：想個鬼！便把書包裡的書掏出來看。好一會兒，這位民警出來，見狀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進裡間屋，只剩下我們兩人。他把語氣放緩，說了一番「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我們也不會逼著你說」等一類的話，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衛科談一次，說清楚就算了。最後問我還有沒有什麼話說。我說只有一條，你們以後有事可以給我打電話，我保證隨傳隨到，千萬別弄一幫人開車去找我，嚇得我父親夠嗆，影響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衛科我當然不會去找——讓他們見鬼去吧！
這次事情，讓母親始終內疚不已。「四人幫」倒臺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華國鋒上臺，大搞「兩個凡是」，對「反革命分子」毫不手軟，只是迫於無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華這有名的「兩校」仍然是左派們的天下。母親在系裡更形孤立，終於，系裡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裡系裡，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人世間滄桑的巨變，偶像的倒臺，加上眾叛親離——這一切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了。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蹤她；半夜裡她時不時爬起來，伏在窗台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臺對著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後，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無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裡，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大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苞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只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里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儘管她拙於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卻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卻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卻跟她怎麼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十歲，等她出獄，小弟已長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後初次見到小弟時那付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髒、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媽退休後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依著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卻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覺得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裡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一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面回來後聽了去，登時勃然大怒，並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然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評論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七六、七八那兩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但是，極左派還在左，「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歷，「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醃醬菜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他畢業後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只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比錄取線高出四十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只說我是「身體不合格」，因腎炎病退，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樣慣了，進得門來往沙發上一坐，就開始審我，幾句話不合，便被我罵了出去，這在那個文革的恐怖年代，也算是絕無僅有——那個北大家屬委員會又左得厲害，兩下裡合謀給我檔案裡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七八年三月，這天，我去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只告訴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裡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只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經大有起色，那時我常去她那裡，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對她剖析她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淚流滿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又託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的半殘廢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她後來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復，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對她很難照顧週到，只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舍，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母親已經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拚命強咽，像是在嚼蠟，面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無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淒楚地照例問我什麼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而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學院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比較精緻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北大物理系教師唐健正。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什麼事？然後給他看手裡的糕點，告訴他我去了一趟中關村福利樓西點部。他這才告訴我：「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麼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櫃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後，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一會兒，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後，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衝進母親的臥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看到母親臉面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瘀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系裡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裡留有一些血跡，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那是她臨終掙扎時，用手摳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
我寫不下去了。眼淚盡在眼眶裡打轉。
1989.1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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