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觸動了什麼？(圖)

石扉客在人大新聞學院座談會上的發言，引起了一點點漣漪（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09月23日訊】石扉客在人大新聞學院座談會上的發言，引起了一點點漣漪。這位湖南出來的調查記者，對學院派講了一番很不好聽的話，就像皇帝新裝裡那個小孩，說大多數新聞教授們像個鴕鳥一樣狗苟蠅營，對業界缺乏共識，對蒙難的記者少有支援，袖手旁觀。

很難想像石扉客在京城的講壇上，講這些違和的話需要多少決心。以他的脾氣，大概講還是要講的，但一定也鼓了一點勇氣吧。他講的這番話，很能體現一個在南方浸染的傳媒人客居京城時的體現，四周都是權威，你卻懷揣著注定沒有答案的問題四處打聽。

接下來的反應是可以料想的。學院中能夠在公共發言上有些底氣的，就出來中和這番批評，比如教評論的馬少華老師，客客氣氣，在學界與業界當中左右為難，評也不是，議也不是。更多的學院中人，只怕是不屑的心態更重：反駁石扉客不是給他長臉嗎？

而所謂的業界人士，也是差不多的表情，大多數是早已習慣了，甚至莫名驚詫：還有新聞學界？還有迫害記者這回事？另有一些不忿的同業，也都認為石扉客所論不合時宜，圖森破。還有號召業界自強的，以為造成壓迫的不是外人，而是內人云雲。

說到底，石扉客那番不算石破驚天的批評，無非是點到了兩個陣營的虛弱與傲慢上。其實，它們也不是什麼複雜的東西，無非就是勇敢的犬儒主義。很多人都在道德上批判犬儒，但很少給它以「同情」：在這麼個時代階段，維持犬儒是一件多麼勇敢的事情。

我不讚同很多人講的，學院與傳媒就該涇渭分明。兩個本該是上下游的領域，現在成了老死不相往來，這是很不正常的，而且特別沒有是非感。即使傳媒再不看，學院再怎麼向意識形態的奴隸靠攏，這都不該是它們應該有的關係。不屑、譏諷與是非還是不一樣。

如果跳開大陸的這個看似糾纏不清的關係，去看看臺灣或香港的媒體，以及它們一直在做的媒體改革運動，就大概知道這邊缺了什麼。單單以不正常的現實，去衡量一個同樣不正常的現象，最後大家都會失去平衡，不說萬劫不復，起碼連石扉客都駁不倒。

一個總體印象是，臺灣、香港與大陸最近數年的媒體變局中，港臺新媒體機構的產生，往往對應於精確的問題意識，而且在傳媒舊格局之外創造新局面，並且多是由傳媒人自發推動。大陸這邊，傳媒類型的進化幾乎停止，從價值觀上來說，是終結了的。

在港臺新創傳媒中，新聞學院與傳媒人士的結合相當自然，非常融洽。他們感到有社會問題需要傳媒勢力，就合作創造，學院的提供自己的知識，業界的以自己的優勢參與。遇到什麼問題，也都能站到一起面對。沒有人認為不應該這樣，它那麼自然而然。

大陸的傳媒進化，始於市場化媒體，也隨著市場化媒體的倒掉而倒掉。現今的大陸傳媒，但凡新創的，大多數是大的技術公司在推動，而且多數是平臺性質的——這樣導致傳媒價值觀很容易被消解——大陸的媒體改造，層面越來越低，即使這樣也逐漸停頓。

一個逐漸停滯的傳媒生命體，對新聞學院的需求是很低的，也會加重新聞學院的內部殖民化，比如更多地向意識形態歸順，更深地進入學術的建制化，開創出一個無需對業界負責的學院生態。而停頓的媒體改造，在一個低水準上進行微量重複建設，也形成了閉環。

曾經在一個包括記者與學院高階管理者的群裡，目睹過這種長期因為低需求而造成的衝突。對於記者個人的苦難，有學院官僚一方面表示同情之理解，一方面暗示記者在這種苦難籠罩下形成了病態人格，需要治療。石扉客講出那番話，少不得也會被診斷為「得治」。

弱者尋求意義。唯有深刻認知了現狀、並且深刻地喪失了能力的犬儒性格才能應付下來，才能過好這一生。石扉客兩岸三地見得多了，少不得艷羨港臺的共同體媒改運動，而對身處其間的斷裂表達擔憂與激憤。意義僅在於，他扔了塊小石頭下去，證明死水也有微瀾。

2015/9/22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