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小說連載：《我所經歷的新中國》 (14)(圖)
第一部《天翻地覆》
我所經歷的新中國(14)
第四章土改歲月
世界上最賺錢的生意，莫過於暴力，它的利潤大過任何營生，且只賺不賠。只要你手中有了槍桿子，而這槍桿又變成強大的權力後，天下無論什麼再貴重的東西——黃金、白銀、玉器、珍寶、田地、房屋、美女、奴婢，都是你的了。要什麼有什麼，誰敢不給？不給，就抓起來。輕則坐監，重則殺頭。所以千百年來在我們中國，有的是「起義英雄」，「造反好漢」，如果成不了，當個山寨王也不錯。
一、奔赴鬥爭第一線
經過為時三個月的緊張學習，中共成都市委青干班在歌聲笑聲中正式宣布結業，除少數幾人在自查交待中懷疑有歷史問題退回重審外，其它學員都分配了工作，成了成都市第一批中堅的幹部力量。官小的當上了科長、處長，官大的當上局長、廳長，還有個別人爬上了省部級的寶座。這叫「膏藥一張，各人的熬法不同」。不過也有的人什麼也沒有撈上，還成了「反革命」或「右派」。我雖然是右派，有幸活到了今天。那位與我交好的畢業於建國中學的「夢覚」老兄，1957年12月因劃成右派自殺於金牛區農委，連個收屍的人都沒有，還說他是「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根據中央指示：也是革命形勢的需要。為了鞏固紅色政權，新解放地區立即實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於是，中共川西區黨委（四川省的前身）立即成立川西區土地改革工作團，由區黨委常委郝德青任團長，各地市設立分團。先搞試點，取得經驗後再全面推開。
成都市土改分團長由中共市委秘書長曹振之出任，團員主要是從市委干訓班中精選一批立場堅定，有工作能力的學員（我是其中一名），然後再增調一批老區來的幹部，正式組成川西地區土地改革工作團成都分團，。總人數約120人，選擇近郊青龍鄉作為試點。
人員配備好後，立馬進行新的一輪培訓，學習土地改革法大綱以及如何發動群眾、劃清階級成份、鬥爭地主、分田分地等一系列政策性的工作。在工作開展前，全區（川西區）二千多位參加土改工作的幹部，集中在總府街區黨委大禮堂，聽取郝德青團長的動員報告。
郝團長約莫四十歲，大個子大塊頭，戴付茶色眼鏡，口若懸河，大講特講「土改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地主不會輕易交出田產，必然抗拒到底」。他特別強調，「對那些罪大惡極，作惡多端、欠有農民血債的地主，必須堅決予以鎮壓。當殺的殺，當關的關，對他們決不能心慈手軟，一定要站穩立場，打好這一場無硝煙的戰鬥！」
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我們團一行百餘人在成都北門大橋，第八區區委的大院子裡集中待命。先由曹振之團長訓話，然後背上被蓋卷、戴上草帽、項上紮著白毛巾，男女一色的灰制服，一行兩人排成長隊，浩浩蕩蕩地向土改試點的青龍場開去。
青龍場距成都市中心不足十五華里，那時卻是地地道道的農村。那裡的人情世故和生活習慣，幾乎和城裡有天壤之別，當地人說的客家話（稱土廣東），我們根本聽不懂。全場有近百家商店，分布在寬不足五尺、長不過七百米的窄窄的街道的兩旁。穿街是一條光滑的石板路，石板路上留有雞公車（即獨輪車）和釘鞋的痕印，與石板路交相輝映的吊角屋檐，檐口上掛著各式長短不齊、顏色各異的吊牌和紗紙燈籠。商店開間大小不一，但卻是一色的木門、木柱、木櫃臺，黑色額匾上多是刻寫著「童叟無欺」、「言不二價」的朱紅大字。紗紙燈籠老是在風中搖拽，影影綽綽，神秘莫測。而場頭場尾幾株老態龍鐘的古槐樹，又給古鎮頻添一派秋色，來到這裡就像來到了中世紀。當我們進入青龍鄉地界，早在那裡等候的農民歡迊隊伍，一下子湧上前來，又是送茶水，又是搶背包，熱情似火，感人至極，還不停地呼口號：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土改團萬歲！」
………
那陣勢，就像一年前解放軍進城的動人場面。我心裏在想：革命真偉大！我也真走運，碰上了這麼好的一個歲月，怎的不賣命為黨工作，為毛主席獻身啊！
青龍場鄉農會（未建政前均叫農會）在場口田埧裡，用十幾張拌桶（一種打穀用的農具）搭起了一個檯子，作為歡迎土改工作團大會臨時的主席臺。參加歡迎的群眾有兩三千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揮動著手中的小紅紙旗。他們伸著長長的脖子，眼裡閃著企昐之光，恨不得立即就拿到夢寐以求的土地。
歡迎會先由鄉農會李主席，代表全鄉農民對土改團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其後是曹振之團長講話。他說：「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土改團，來的目的是幫助千千萬萬的貧苦農民翻身！就是要把地主手中的田地沒收過來，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徹底根除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萬惡的封建社會制度！」
他的講話，贏得全場陣陣掌聲和口號聲。會後，土改團按事先分配好的名單，下到全鄉二十四個自然村。
全團下設四個分團，毎個分團下有五到六個工作組，每個工作組有三至四名組員，組長是老區來的幹部和市委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我們屬三分團，團長叫朱震，中共成都市委委員，後任農村工部部長。分團部設在三村百公堰旁邊一座地主的大院子裡。
我和「百靈鳥」以及另外兩個人組成一個工作組，負責小地名叫回龍寺的第七村土改工作。這兒土地貧脊，人煙稀少，是個丘陵村落。一條長長的土山頭把村子分為両半，一邊與天回鎮接壤、一邊和龍潭寺交界。解放前這兒是土匪出沒的地方，一年前發生過激烈的叛亂，曾是「四大運動」（指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重點清查的村子，先後「殺、關、管、斗」近二十餘人。據所掌握的材料表明，現村農會幹部不純，大權仍為「壞人」把持。
工作組組長叫葉青，團市工委一個部長。沉黙少言，原則性強，滿腦子「敵情觀念」，一點風吹草動看半天。他成天老是皺著眉頭想問題，總想有點新招數。組員除我和「百靈鳥」外，還有一人是剛從鄉農會提上來的幹部鄧大泉。他是本地人，過去曾給地主當過放牛娃，對村裡情況十分熟悉。
村農會主席是個40多歲的精瘦女人，頭纏青紗帕，腰繫一塊圍布，雖是小腳，走起路來輕快麻利，大家叫她羅大娘。她帶著我們回村，一路上十分熱情，主動介紹村裡請況，誰是地主，誰是富農，誰當過保甲長，誰參加過叛亂，一五一十如數家珍。「百靈鳥」聽後很激動，悄悄向我說：「黃牛，這羅大娘覺悟好高，不愧是村農會主席啊！」我未及回答，身旁鄧大泉卻對我耳語道：「她是一貫道點傳師，當然會說。」
「百靈鳥」嚇得打個顫，睜著雙大眼晴不知說什麼好。
「一貫道」是土改打擊對象，前人、點傳師內部已定型為反革命分子。說他們是國民黨蔣介石的人馬，以宗教作掩護，大肆搞封建迷信活動，所以嚇得「百靈鳥」打顫。
從青龍場到回龍寺雖說不足十里，全是一溜坡的黃泥巴上山路。這種黃泥巴是黏性土質，貼腳連鞋，路真難走。土路上遍是雞公車的軲轆印，坡坡坑坑，彎彎曲曲，累得一身大汗。羅大娘見「百靈鳥」走得氣喘吁吁，便要搶著幫背行李，她死活不干，生怕沾上這位「一貫道」點傳師。羅大娘笑笑也不強行，指著遠處坡坎上幾間瓦房說：「快到了，那就是有名的馬家店，又高又陡，推車挑擔的人最怕。當地有句順口溜：‘馬家店，磨盤山，上面懸個藥罐罐’。我們村，就裝在藥罐罐裡」。
葉青站個立馬式，望望馬家店又看看羅大娘，緊皺眉頭，話裡有話，自言自語道：「藥罐罐？村子就裝在藥罐罐裡……」
進了村，我們安排住在一戶張姓的農民家裡，成份下中農。他一家三口，兩夫妻和一個十七八歲叫英英的女兒。是個獨立小農院、正屋、廂房共五間，房外一圈黃泥巴院牆，上面長滿茅草，院裡茂密修竹，青幽別緻。土牆外有個小水塘，用來洗衣洗菜。我們三個男同志住在廂房裡，「百靈鳥」和英英同住右側廳房，原放農具的地方臨時作工作組辦公室。
我們和他家同吃同住，每天每人交納24両米（當時的16進位稱）的錢和一毛錢的萊金。他家三餐白米飯。菜是從地裡新摘下來的，又嫩又鮮好吃極了！那時農村沒有電燈更無電話，基本上過的是中世紀自給自足生活，唯一要買的是鹽巴。他們全家穿的衣服，是自織的窄縫家居布（一種土製木機，自紡自織出的土布），吃的油、肉是自已種的菜籽榨的油和餵的豬
張大爺約五十出頭、蓄著大清的半邊頭（前頂剃光後頂蓄髮），腰上栓著搭璉，搭璉裡裝著菸絲和打火石，見人說話一言一笑，和靄謙恭。他成天呆在地裡，不是鋤草就是松土，從日出忙到日落。張大娘也有做不完的事，煮飯、餵豬、餵雞、餵鴨，要不便是縫縫補補或搖紡車，把自種的棉花拉成長長的線。女兒英英留著過腰長辮，手腕上戴著發亮的銀鐲子，腰繫長圍裙，瓜子臉，細眉毛，一雙眼睛水汪江，見人說話就臉紅。全家和和融融，過著妻賢子孝，沒有憂愁沒有痛苦，幾百年、幾千年都是這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日子。
那天晚飯後，我們團聚在辦公室裡緊閉雙門，研究村裡情況，葉青首先把團部得到的信息向大家通報，說：「根據鄉農會和縣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全鄉百分之九十五的村農會成員嚴重不純，有土匪、有地痞、有幫會頭目、有‘一貫道’骨幹和地主階級的代理人。這個村的農會主席羅大娘，一貫偽裝積極，是我們開展工作的釘子。還有地主黃和尚也不簡單，他那深不可測的果園裡不知埋藏著什麼秘密；在馬家店開飯館的那個萬保長，據說支持過土匪叛亂……」
他越說我們越緊張，百靈鳥的手也打起抖來，鄧大泉習慣性地摸著屁股上的手槍。我到鎮靜，心裏卻七上八下：真有點嚴重，看來土改真是你死我話的鬥爭。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村農會武裝隊長馮高宣解放前當過棒客（四川方言，即劫匪），有血債」葉青繼續介紹敵情，顯得老練，滿有信心。他撥亮油燈，警惕地往窗外一看，確定無人偷聽後才說：「其實要抓這些人十分容易，來幾個縣公安捆走就是，但不利於發動群眾。抓人是為了發動群眾，打擊反動勢力也是為了發動群眾。發動群眾，清理整頓農會是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你們注意沒有，那天我們從鄉上來到村裡，那個一貫道點傳師羅大娘公然說，馬家店是藥罐罐。什麼是罐罐？就是要把我們裝進去。」
其實，羅大娘所說的「藥罐罐」，是指馬家店地勢而言。它是個山坡上的小店子，一條畢陡的黃泥巴山路直通將軍碑，連接到川陝大道。這條路又陡又直，為肩挑役夫和推車大漢所怯，多是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躬腰貼地，氣喘呼呼，走起來吃力極了。若誰能一氣登頂，不死也得患場大病，故有「藥罐罆」一說。可是葉青口中之「藥罐罐」，完全是另種意思。「百靈鳥」舉手發言：「管它的，先把她抓起來！」
葉青把指頭立在嘴上，意思要她小聲一點，說：「我不是說過嗎，肯定要抓，問題是如何抓？但現在群眾對她很信任，我們得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收集她的材料，發動苦主控訴和揭發她的罪行。」
大家同意葉青的決定，請理農會組織，發動群眾，找到新的依靠對象，正如曹團長說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如果我們沒有新的依靠對象，土改工作就無法搞下去，當前最重要的是發動群眾，通過鬥爭發現積極份子，盡快建立起新的農會。」
通過鬥爭實際，我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共產黨用人是一批代替一批。「清匪反霸」一批人；「減租退押」一批人，現在「土地改革」又是一批人！一批替代一批，這就是階級鬥爭。近似老百姓說的「推完磨子殺驢吃」。我們這些人是不是驢呢？會不會到後來也把我們殺來吃了呢？
無數歷史證明，共產黨的幹部幾乎都是「驢子」，常常有被「殺」的可能性。「反右鬥爭」不就殺了我們嗎！
確定好工作目標後，我們立即分頭下村瞭解情況，每晚忙到十一二點鈡才回家，吃罷飯馬上又聚集在一起匯報工作，研究情況，忙得來洗衣服都沒有時間，一身汗臭滿是蚤子，大家還引以為榮，說這是「革命蟲」。
經過十幾天的緊張工作，基本上掌握到羅大娘一些情況，比如一家農戶娃兒病了，她去燒過蛋，收了錢；又如土匪叛亂時，有個土匪在她家喝過茶；還有一年乾旱，她組織大家去廟裡點過香。馮高宣搞不到新的情況，全是縣公局掌握到的歷史材料。羅大泉到有一個新發現，他說：「我昨晚回來路經黃和尚果園，突然遇上馮高宣，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幹什麼？我問他，他說他巡夜，發現這裡有響動，以為黃和尚在轉移財產。他非得要送我，嚇得我一身毛毛汗。我推了多次他還是要送，我只好叫他在前面帶路，我走後面。一路上我都按著槍扣，萬一有不對勁地方也來得躲閃。」葉青聽得很認真，最後以不確定的口吻說：「他不會是想暗殺你吧？不過你很有經驗，讓他走前面。」說到這裡，轉頭向我和百靈烏，「今後你們如遇上這種情況，也要這樣處理。」
我應著，心裏卻在想：有這麼嚴重嗎？馮高宣與我打過幾次照面，每次都很客氣，惟恐有不周之處，還說：黃工作隊，這村子全是山路，走路當心一點，沒跌著，只要你同意，我帶帶路怎樣？
葉青決定現在可以對羅大娘動手了，他首先佈置鄧大泉，向一個叫彭興順的貧農「噓信」（即透露消息），說：斗倒羅大娘後，你就是村農會主席。又向我吩咐，準備好捆人繩子，一當他宣布逮捕，立即帶武裝上來捆人，並要連夜送公安局去。
彭興順得知自已接替羅大娘當農會主席，高興極了，除向我們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外，還串了一大幫人，說：這個壞蛋早就該抓，至今還在搞封建迷信活動，反對共產黨，破壞土改。
鬥爭會在回龍寺小學操場壩裡召開，有一百多人參加。可是士氣不旺，幾乎斗不起。發言人不多，好在彭光順極積，又吼又叫又是喊口號，才把羅大娘威風打下去。後又由他出手捆紮，捆得羅大娘叫天叫地，大喊冤枉：「我是參加過一貫道但不是點傳師啊！工作隊，你們抓錯了人，我是擁護共產黨的下中農啊！不信，可問村裡人？」
誰去問，誰又敢證明她不是一貫道點傳師？她叫屈有什麼作用？純潔階級隊伍和提純海洛因一樣，由粗而細而精而淨，同時必須要有彭興順這樣的添加劑，工作組這樣的催化劑，不然何以叫階級鬥爭？偉大的土地改革不抓幾個人，不殺幾個人，怎能顯示出轟轟烈烈的壯舉場面！？
有首歌就是這樣唱的：「土改鑼鼓一聲響，工作隊員下村莊，農會組織要搞好，階級隊伍大放光。抓壞蛋，清暗藏，敵人開始著了慌……」
「百靈鳥」教村裡青年男女唱這歌，還按這首歌的拍子扭起秧歌來。
第二步工作，拿那個地主開刀祭旗？這是一個窮村沒有大富人家，只有黃和尚和萬保長還有點家產，可是兩人口碑極好。一天吃早飯，葉青突然問張大爺：「你們村地主黃和尚和萬保長怎樣？」
張大爺想也不想地說：「黃和尚雖說是地主，自來吃齋念佛行善，萬有全雖是保長，做事公道從不欺負人。我看一個是善人，一個是好人……」
鄧大泉聞言臉色驟變，立把筷子一撂道：「你這是什麼立場，像貧下中農嗎？地主是善人，保長是好人？」
葉青不動聲色，繼續問道：「他們怎麼個善？怎麼個好？」
張大爺放下碗，拈著下巴上幾根鬍鬚，沉思半響說：」民國二十八年，村裡鬧瘟疫死了不少人、好些人家買不起板板（即棺材），是黃和尚捐的。有一年大天干，鄉上發下救濟糧，萬保長按糧分到人頭，自已沒要一顆……」
我忍不住了，岔斷道：「那是偽裝善人好人啊！」
張大爺是個老實人，沒注意大家臉色，仍實打實說：「是善人就是善人，好人就是好人。」
英英畢竟是年輕人，知道我們的意思，衝著他爸道：」天底下哪個地主是善人，保長是好人的？爸，你真落後。」
張大爺一下來氣了，幾乎叫喊起來：「你要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我可不能當著工作組面亂說，像彭興順樣去害人啊！」
這頓飯鬧得大家不歡而散，晚上研究工作時，葉青提醒大家：「看來發動群眾是件很細緻的工作，不能急燥，要深入宣傳黨的政策，揭露地主階級和偽保長的偽善面目。」
一天我們去分團部開會，正碰上北京來的土改參觀團，團長是當時《通俗文藝》負責人王亞平，團員均是文化界的名流，有不少作家詩人，一個個斯斯文文，人人長袍西裝，好些還戴著眼鏡。他們不參加實際工作，每天到各村去聽農民的苦。一天，王亞平將他新寫的詩念給農民聽：「土改風雷卷狂濤，農民弟兄站起來！」
那些聽念詩的農民，全從凳子上站了起來。王亞平即招手說：「坐下，坐下，我是在念詩，不是叫你們站起來。」
這事成了個笑話，長時間在我們中流傳「農民弟兄站起來」。
正當我們進一步深入訪窮問苦，發動群眾的時候，川西區黨委來了新的指示：要加快在新解放區內開展土改工作。
我們土改團立即分成若干分團，在全市十多個鄉鋪開此一工作。我調到駟馬鄉分團部去，並擔任雙水碾村工作組的組長。後來聽說黃和尚等六戶有錢農民被劃成地主，沒收了全部土地、農具、房屋和生活用品，以及桌椅、板凳和睡的床鋪、穿的衣服。在鬥爭會上黃和尚喊天哭地地叫屈：「我是什麼地主呀！新衣沒穿一件，肉沒有放開肚皮吃一頓，成天起五更睡半夜，一背太陽一背雨的、累了幾十年掙了幾十年，才買下一個果園種葡萄、蘋果，就成了地主。這叫啥世道啊！？」結果被貧下中農的積極份子打得鼻青臉腫，最後還送到鄉農會去關了三個月。萬有全保長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作為管制對象，因認罪守法好沒去勞改。馮高宣因有血債不僅逮捕，還在全鄉慶祝土改勝利的大會上，連同幾個惡霸地主被處決，羅大娘還算萬幸，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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