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音樂大師的不同抉擇

【看中國2015年09月03日訊】最近，我重讀了朋友幾年前送我的一本書《鄭延益樂評集》，感受頗深。香港樂評人鄭延益被視為亞洲第一樂評人，他曾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本人又是小提琴演奏家，且文采過人，他竟能以簡潔風趣的文筆把複雜的音樂寫得引人入勝。我特別對鄭延益介紹的兩名頂級指揮大師產生極大興趣：一位是義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年3月25日-1957年1月16日，享年90歲），一位是德國指揮家福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年1月25日-1954年11月30日，享年68歲）。兩人雖相差19歲，但屬於同時代同經歷的人，他們都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本國的法西斯極權統治。

鄭延益評論到：托斯卡尼尼和福特文格勒的指揮風格截然不同，甚至於可以說是相反，卻各有千秋。托斯卡尼尼略勝一籌，許多曲子經他指揮才有名起來，是他這個義大利人讓德國人知道了德國自己的瓦格納有多麼了不起。

喜歡托斯卡尼尼而反感福特文格勒指揮風格的樂迷認為，福特文格勒不忠於原作，速度快慢隨意更改，彈性音速（Rubato）用得太多，還在重拍拍子上把幾個動作連在一起，結果是一連串的難以辨認的抖動。鄭延益卻認為：「一首（音樂）作品之所以偉大，不論大小，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為它可以允許有各種不同的演繹；當然這個‘不同’是有一定的限制，當年托斯卡尼尼之所以提出來要忠於原作就是因為有些人‘不同’得太過分了。」

鄭延益對兩位大師的指揮風格評論到：「托斯卡尼尼指揮動作簡潔清晰，精準凌厲，猶如快刀切豆芽菜那樣簡潔清晰，他的指揮棒一揮，對樂隊猶如一鞭炸響。他對樂隊的控制，他的樂隊跟隨他的指揮棒一絲不差的整齊如一的演奏，都令人驚嘆。而福特文格勒卻完全不同和相反，雖然他的控制和技術同樣驚人，他的指揮棒經常似乎是在打圈圈，沒有明顯的拍子痕跡。往往在開始時他指揮棒一拍子慢吞吞地下來，下來到某一程度，才要樂隊進來，樂隊居然會知道何時進來，真是神奇！他的人本身也似乎是進入催眠狀態，他的指揮不僅僅靠他的指揮棒，他的左右手、手指、手肘、眼睛，甚至整個身體都在發出不同訊號，這種指揮風格與托斯卡尼尼的全副精神極度集中注視著整個樂隊完全相反。有一次，在某處特別難進入之處，樂隊首席要求福特文格勒指揮棒有明顯些的指示，要不然實在無法做到整齊進入，他聽取了首席的意見，做了，樂隊也完美地進來了，還高興地問他‘好嗎？’他答到：‘不好！太直截了當，沒意思！’」

讀了鄭延益的有趣樂評，我急不可耐地去網上搜索這兩位大師的錄像。看了他們的錄像，我還欲罷不能，還想進一步瞭解兩位大師的性格、思想和生活，竟發現他們面對極權暴政時的態度和抉擇也完全不同。而批評福特文格勒屈從於暴政的資料在網上較難找到，估計人們太崇拜這位大師，不願他的不光彩的過去黯淡了他的藝術光環，所以在維基百科上都是一片溢美之言。托斯卡尼尼的資料就相對較多，美國還在1986年專門為他拍了記錄片，把他寫成英雄。美國在2001年也為福特文格勒拍了一部電影（名為Taking Sides，中譯為《指揮家的抉擇》），這部電影對福特文格勒隱含負面描寫和評價。

威廉·福特文格勒1886年1月25日出生於德國柏林的一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家庭，父親是柏林大學的考古學教授，母親是一位畫家。父母親為他能夠受到良好教育，特意讓他從正規學校退學，改聘一些當時著名的學者，如考古學家寇蒂斯、音樂學家萊茲勒等人做他的家庭教師。在這些名師的指導下，福特文格勒受到了全面而紮實的藝術教育。

1906年，二十歲的福特文格勒首次走上了指揮臺指揮慕尼黑凱姆樂團，演奏布魯克納《第九交響樂》、貝多芬《大廈獻禮》序曲及自己的《B小調第二交響樂》等複雜艱深的樂曲，一鳴驚人，從此開始了其指揮生涯。1915年，二十九歲的他擔任了曼海姆歌劇院的首席指揮。1922年，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尼基什因病逝世，於是，三十六歲的福特文格勒接任愛樂樂團首席指揮職位。他曾率領柏林愛樂樂團在歐美各地巡迴演出，所到之處，歡聲雷動，因此名震歐美。福特文格勒的指揮特點是：在指揮旋律時，他不贊成有棱角地下拍，認為那樣會破壞旋律的流暢性。

納粹統治時期，他擔任納粹政府的音樂顧問，積極參與納粹文化工作和活動，並且參加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與納粹高層戈培爾等人交往密切。1942年為慶祝希特勒生日。他在帝國旗下指揮演奏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對其投靠行為許多藝術家感到悲憤。

戰後，美國軍事當局開始追查他，定他為「將自己出賣給了魔鬼的天才藝術家」，他和妻子逃到瑞士。經小提琴演奏家梅紐因的斡旋和幫助，盟軍審查並批准了福特文格勒在柏林和維也納「非納粹化」，同意他可以繼續從事他所摯愛的音樂事業，但他不得恢復在柏林愛樂樂團的一切職務，並終身不得踏上美國國土。他很快恢復了演出活動，並分別在德意志留聲機公司和HMV（EMI Classics的前身）錄下了很多傳世錄音。

1954年11月30日，正當一個指揮家最輝煌成熟的年齡期，福特文格勒卻因病在德國的巴登去逝，享年六十八歲。

福特文格勒的指揮風格被描繪成德國酒神指揮風格，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可是，托斯卡尼尼那種客觀理性、忠於原意的阿波羅式風格卻大大地影響了後世的指揮。

香港樂評人鄭延益說：「論指揮，托斯卡尼尼是第一，但是他的唱片沒有一張是好的，根本無法與現場相比，儘管錄音如此差，他的獨有氣質仍然能從不完美的唱片中逼人而來。」鄭延益還說：「托斯卡尼尼永遠是獨一無二的。」

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1867年出生在義大利帕爾馬市一個貧窮的裁縫家中，他的父親年輕時曾參加過加里波迪組織的千人紅衫志願軍，且深黯音樂，卻終身窮困潦倒。托斯卡尼尼從小就顯露出音樂方面的特殊天賦，九歲半時，他被位於帕爾馬市著名的「皇家音樂學院」錄取修習大提琴。父母之所以同意他學音樂，倒不是因為他的音樂才華，而是因為這個寄宿制的音樂學院為品學兼優的學生免費食宿，這樣可以大大減輕家庭負擔。經過九年苦讀，年輕的托斯卡尼尼以最優秀的成績於1885年夏從帕爾馬皇家音樂學院畢業。

畢業後，他在米蘭一家當地歌劇院的樂隊擔任大提琴手。第二年，1886年，他隨同該歌劇院在巴西的首都里約熱內盧演出，由於樂隊指揮在排練歌劇《阿伊達》時，與樂隊員發生衝突，突然辭職。眼看公演就要告吹，年僅十九歲的大提琴手托斯卡尼尼毅然登上指揮臺，他不看總譜，全憑記憶成功地指揮演出了全部歌劇《阿伊達》，震驚樂隊隊員和觀眾，造成轟動。托斯卡尼尼也由此邁出了指揮生涯的第一步。十二年後的1898年，三十一歲的他終於被聘為米蘭的斯卡拉歌劇院的首席指揮。

托斯卡尼尼性格孤傲，從不隨波逐流。當時的米蘭觀眾對歌唱家比對指揮家更感興趣。在一次他指揮普契尼的歌劇《繡花女》的首次公演時，觀眾狂熱地要求女主角重演臨死前的一段唱，托斯卡尼尼認為此處不宜重演，斷然拒絕，因此觸怒了觀眾。後來在1903年一次演出時，有些觀眾藉機對首席指揮的他謾罵喝倒彩，托斯卡尼尼一甩手離場而去。幾天之後，他離開義大利去了南美洲。直到二十年後的二十年代初，他才回頭，因為斯卡拉歌劇院以優厚待遇重聘他擔任首席指揮，並答應了他的一切要求。在他以後擔任指揮的八年間，斯卡拉歌劇院演出了許多著名歌劇和歌劇新作。

托斯卡尼尼的記憶力驚人，他每次演出都是背譜指揮，他能夠不看譜背奏指揮600首樂曲、歌劇和聖樂等。如果細算樂曲的分譜，以每首樂譜至少有12份分譜而論，實際上他記下了7200首樂曲。一次，就在音樂會開始之前，一位單簧管手焦急地跑到他面前說，自己的單簧管上的一個鍵突然壞了。托斯卡尼尼想了想說：「不要緊，今晚的整個曲目都不需要那個鍵。」這神速的驚人記憶把那位單簧管手驚訝得目瞪口呆。

托斯卡尼尼的聽力奇佳，能聽清每個聲部的細節。他對音准要求達到極致，經常為了一絲絲聲音的不准而大發雷霆，發怒到當場把自己的袋表扔在地上踩爛，後臺總是為他準備足夠的後備袋表，所有的演奏家和工作人員都能理解和冷靜對待他的火爆脾氣，因為他對自己也一樣嚴格，經常是跟自己過不去。一次在排練時，他說單簧管手吹錯了一個音，應該是B，不是降B！這位單簧管手委屈地說：「大師，譜子上就是降B啊！」托斯卡尼尼不屑地說，樂譜出版商是個飯桶，你到柏林圖書館翻翻瓦格納的樂譜，第幾頁第幾節，你就會知道是B還是降B。在指揮《茶花女》、《奧賽羅》、《阿依達》時，托斯卡尼尼會告訴大家說，作曲家威爾第親口對他怎麼怎麼說的；指揮《波西米亞人》時，他又說作曲家普契尼是怎麼怎麼講的。對於他這種過目或過耳不忘的超人記憶力，誰還能說什麼。

托斯卡尼尼不諳人情世故，孩子氣十足。音樂家喬奇諾夫講出了這段故事：有一次他答應去喬奇諾夫家共進晚餐，這可是一項殊榮。席間談興正濃時，喬奇諾夫發現托斯卡尼尼突然心不在焉地答非所問，兩眼直瞪瞪地看著喬奇諾夫小兒子手中把玩著的兩顆磁鐵石。喬奇諾夫則知趣地叫孩子把磁鐵石送給托斯卡尼尼，偏偏小孩子不懂得父親尊崇大師之心，就是不肯交出自己心愛的玩具。窘迫的喬奇諾夫把兒子拉到裡間屋子，千哄萬哄地才把磁鐵石哄得交了出來，鄭重其事地送給了托氏。以後整個席間，托氏就不停地把手伸進口袋把玩那兩塊石頭。這還不算，回家的路上，托氏突然發現他口袋裡的石頭少了一顆，立即叫車子再開回喬奇諾夫家，叫出喬奇諾夫，一起在黑漆漆的夜裡，四個大男人，趴在喬奇諾夫家門口的地上找石頭，直到找見石頭大家才都終於鬆了口氣。

他口無遮攔，甚至到了如此地步：他一時興起舉辦他的生日宴會，每一個音樂家都以受到他的邀請為榮，可他卻借酒在那麼多一流音樂家和天皇巨星歌唱家卡魯索的面前大聲說：「歌唱家（singers）都是些除唱歌外什麼都不懂的鄉巴佬！」站在一旁的天皇巨星卡魯索對他的話不介意地笑笑。

當時的音樂大師各有互不買賬的情況，但所有的大師都唯獨對托斯卡尼尼尊敬有加，他政治上剛直不阿、不懼強暴的個性更令音樂家們敬佩得五體投地。

不諳政治的托斯卡尼尼卻熱衷於民主運動，他曾與墨索里尼是老朋友，都是早期在義大利一起搞民主運動的活動人士。後來墨索里尼轉變為法西斯分子，托氏剛開始不明就里，很快就認識到墨索里尼的那些國家社會主義極端觀點的危害性，他公開發表聲明與墨索里尼斷絕關係。後來墨索里尼掌權成了獨裁者，以社會福利等迷人口號迷惑了義大利國民，拜其為民族救星，托斯卡尼尼卻先見之明地公開指出墨索里尼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災難。這還不算，一次他跑到墨索里尼家鄉的一個法西斯黨徒聚會的酒吧裡大罵墨索里尼。1922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進一步鞏固，全國各處都掛上墨索里尼畫像，托斯卡尼尼卻拒絕在斯卡拉歌劇院懸掛墨索里尼的畫像。1926年春，斯卡拉歌劇院上演名劇《圖蘭朵》，墨索里尼要觀看演出，並提出在他入場時，樂隊要高奏法西斯頌歌《青年進行曲》。托斯卡尼尼答到：「可以，但要另請一位指揮。」墨索里尼對此大發雷霆，劇院經理和朋友跑來求托斯卡尼尼妥協，他態度堅決地拒不妥協，墨索里尼只好放棄觀看演出。雖然墨索里尼對這位老友始終未採取極端行動，但卻指使一些法西斯黨羽經常責難和滋擾他，監視他的行蹤，一度沒收他的護照。他的家人朋友們好說歹說地勸動他離開義大利，他先去美國居住，然後開始在歐洲巡迴演出。

他巡迴演出幾乎踏遍歐洲，親眼看見歐洲局勢的危機，看到德國到處瀰漫著的濃烈的法西斯氣氛，他憂心忡忡。1938年，希特勒吞併了奧地利後，他感到一切都完了，他再也不願在義大利、德國和被德國吞併的奧地利這三個國家指揮演出了。1938年4月，義大利追隨納粹德國發布了《種族宣言》，開始迫害猶太人。非猶太裔的托斯卡尼尼憤起抗議迫害猶太人，他與十二名指揮家聯名致電德國當局反對排猶，他還專門到巴勒斯坦為猶太人義演。他忿忿不平地對友人說：「那傢伙（指墨索里尼）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走，愚蠢至極，頭腦發昏了，會使我們義大利遭殃的。‘種族法令’是奇恥大辱！」

有一次墨索里尼路過米蘭，指名一定要見托斯卡尼尼。幾次推脫不成，托斯卡尼尼只好去見他。「老朋友」相見時，墨索里尼滔滔不絕，大談藝術、政治和人生信仰，而托斯卡尼尼則直楞楞地盯住墨氏身後的牆壁一言不發。最後，墨索里尼終於提出要求，要他加入法西斯黨，托斯卡尼尼斷然拒絕。

1931年5月中旬，他從米蘭到波洛尼亞市立劇院演出，當地的法西斯領導人也要來聽音樂會，並要求在開演前先演奏《國王進行曲》和《青年進行曲》。劇院老闆早就聽說托斯卡尼尼拒絕指揮演奏這類頌歌，於是老闆想出一個妥協辦法，另安排一個指揮加奏這兩首樂曲，並與托氏商量求得他同意。沒想到，托氏竟氣得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扔到地上，大喊：「不行！」當地法西斯領導人聽說後，明裡表示不來聽音樂會，暗裡卻做手腳。在當天晚上演出前，托斯卡尼尼乘車來到劇院門口剛下汽車，就被一群法西斯匪徒突然圍住，又打又罵，糾纏不休，演出只得取消。在他乘車回米蘭必經的幾條主要街道上，法西斯分子又組織了群眾遊行，狂呼謾罵他的口號。事情發生後，法西斯當局又怕人知道，下令各報一律不准登載此消息。畢竟托斯卡尼尼的名聲太大，此事還是傳得滿城風雨、家喻戶曉。為了「消除影響」，在當局的統一佈置下，各報對托斯卡尼尼發起了猛烈圍攻，給他扣上種種罪名，由墨索里尼弟弟把持的《義大利人民報》寫到：「他認為演奏頌歌會褻瀆藝術，這是對法西斯黨員和義大利人民的純潔良心的污辱。因此，他們的反應是合情合理的（指法西斯分子對托氏實行暴力——作者注）。（摘自《音樂是不會死亡的》，第129頁）」

此後，托斯卡尼尼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單，電話全天被監聽。不過，這些警察局電話錄音卻成為戰後研究和瞭解托斯卡尼尼的珍貴資料。義大利作家Giuseppe Tarozzi於1977年寫出托斯卡尼尼的生平和指揮活動的暢銷書《音樂是不會死亡的》，書中引用的監聽資料真實而感人，讀者可以由此看到大師真實透亮的人格。他在電話中對人說：「我情願拋棄一切，包括家庭在內。我要自由地呼吸。在這兒他們會掐死你的！你的想法必須跟那傢伙（指墨索里尼）一致！……我可永遠也不會和他想到一塊兒去！永遠也不會！我只是在開始時犯過糊塗，現在一想起來就覺得難為情！（《音樂是不會死亡的》，第130頁）」

他的公開態度和言論更加引發義大利各報對他的圍剿，官方報紙威脅道「要及時對污蔑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革命的人採取嚴厲措施。」義大利駐蘇黎世領事公開揚言，應該把托斯卡尼尼抓起來槍斃。1939年夏，七十二歲高齡的他終於被迫別離故土，流亡美國。臨走前，他專程回到故鄉帕爾瑪，來到母校帕爾瑪皇家音樂學院，看到已經發黃的自己青年時的照片，老淚縱橫。故土難離的他在離國前嚴正聲明，只要墨索里尼一天不倒，他就一天不回義大利。他剛剛到達美國，希特勒出兵侵佔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他對美國並不陌生，1928年他就僑居過美國。這次，他一到美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交響樂團（NBC Symphony Orchestra）就與他簽約，年薪十萬美元，不用交所得稅，每週只指揮一場一小時音樂會即可。美國的優厚待遇並不能減輕他對祖國命運的擔憂，他知道自己的價值和份量，很快就又積極投入到美國的反法西斯運動中。他經常與流亡美國的義大利抵抗組織成員見面，經濟上資助他們，還與其他政治流亡者一起聯名寫公開信譴責德、意法西斯，他公開支持美國參戰，他告誡義大利僑民不要把納粹政權與祖國混為一談，他批評與他齊名的德國指揮家福特文格勒投靠德國納粹的行為，羅斯福總統給他寫信對他的正義行動熱情讚嘆。美國後來為他製作的記錄片《世界各國人民的聖歌》（Hymn of the Nations）中這樣說到：「每個星期，神奇的收音機把托斯卡尼尼震動人心的音樂傳到千家萬戶。托斯卡尼尼之所以深得美國人民的人心，不僅因為他作為音樂家的傳神才華，更因為他所追求的民主運動。」

他在美國成為家喻戶曉的音樂家，他被視為20世紀的世界十大指揮家之首，是現實主義指揮學派的奠基人。他屢次捲入政治漩渦，都是出於良知，沒有任何個人私慾和政治謀求。

戰爭結束後的1946年，他重返祖國，受到家鄉人們傾城而出的熱烈歡迎。到米蘭後，他馬上投入到協助修復遭受戰火毀壞的斯卡拉歌劇院的行動中，他竭盡全力指揮一系列演出為重建歌劇院募款。1948年底，由於他輝煌的藝術成就和反對法西斯的人格威望，義大利總統任命他為終身參議員，但被他婉拒，他答覆說：「我是一個年邁的義大利藝術家，您的這份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甚為不安。望您諒解，任命我為終身參議員的決定完全違背我的意願，因此我不得不十分遺憾地拒絕接受這項榮譽。我討厭學位、勛章和各種沽名釣譽行為，我希望能謙恭地度過一生。我十分感謝我的國家對我的承認，並為此感到高興；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願意為祖國效勞。請您別把我的上述願望誤認為失禮或狂妄……」（《音樂是不會死亡的》，第160頁）

他拒絕所有給予他的藝術頭銜。他從不自我推銷，從不發表演說，甚至經常打斷觀眾崇拜的熱烈掌聲就進入演奏。他極少反場（encore），他戒除了他的觀眾的這個習慣。有音樂家評價他說：「這樣一個具有獨特氣質的指揮，在聽他的現場時，你卻只聽到他的音樂，不感到他的人。」

雖然性格孤傲，托斯卡尼尼卻在藝術上非常謙卑。在晚年時，他常有速度過快的傾向，由於他對音樂的權威性，沒有人敢提醒他。直到有一天，EMI公司（電子與音樂工業公司）的監製人瓦爾特居然當面向他提出批評，在座的人都為瓦爾特捏了一把汗，托斯卡尼尼卻平靜地說：「如果我年輕二十歲，我一定把我所有的唱片重錄，請你做監製人。」

托斯卡尼尼直到戰後都不能原諒福爾特文格勒和卡拉揚屈從暴政的懦弱表現。戰爭結束後，奧地利政府邀請託斯卡尼尼到享有盛譽的薩爾斯堡音樂節擔任指揮，他戰前曾高度評價這個年度音樂節，可此時他卻明言拒絕參加，他回信說：「謝謝，我不來。我不想和福爾特文格勒及馮。卡拉揚接觸，他們無疑是偉大的音樂家，但他們曾為希特勒和納粹分子效勞。（《音樂是不會死亡的》，第146頁）」他眼裡揉不進沙子的個性至死不變。

1957年1月16日，當他逝世的悲痛消息傳來時，紐約所有的電臺都中斷了正常節目，一齊廣播這個噩耗。

讀了這兩位頂級音樂大師的故事，我為托斯卡尼尼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如今，極權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並存使世界局勢更加複雜。遺憾的是，甚至在西方政要中也看不到像托斯卡尼尼這樣不顧利益嫉惡如仇的人物了。美國作家安。蘭德說：「邪惡是一種倚賴善良維生的寄生蟲，只有當好人任由壞人橫行時，邪惡才會存在。」當被孔子斥為德之賊的「鄉願」式的不明是非的濫好人隨處可見時，當不懼強暴、率真正直的托斯卡尼尼不復存在時，這個世界就分外墮落和危險。因此，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之際，我們更加懷念托斯卡尼尼，因為他不僅是他那個時代不畏暴政的標誌性人物，更是我們這個時代不畏暴政的標誌性人物。

三妹於芝加哥家中

二0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