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洋務與王闓運的理念(圖)

甲午海戰（網路圖片）

甲午之敗，其直接原因，即清廷在廟算與戰備兩個層面，均落後於日本甚多。然若論深層因素，則不得不檢討晚清30餘年「洋務運動」之成色。

所謂「洋務運動」，乃是清廷高層受列強東來之刺激，而採取的一種革新應對措施。其基本內涵，如李鴻章在1864年所言：「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在此後的三十年裡，李氏一直是西方軍事技術的忠實信徒兼重要購買商。當然，李氏的認知也一直在變化。譬如，13年後，他已明白，「西洋水陸兵法及學堂造就人才之道，條理精嚴，迥非中土所及。」北洋海軍留洋管帶群體、天津水師學堂等等，即是這種認知下的產物。

軍事之外，李氏亦觀察到西方列強疆土狹小，但「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反觀中國，疆域遼闊，卻「積弱患貧」。究其根源，李氏早年認為乃在「煤鐵二端」，但稍後亦有深入改觀，轉而意識到，「欲自強，必先裕餉源；欲裕餉源，莫如振商務」。這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士農工商」認知模式。李氏曾擬扶植紳商購置機器創辦織布局，上奏稱：「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亦顯然已將工商業視作清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

至於政體，李氏至晚在1870年代末已拋棄了「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觀念。1877年，郭嵩燾曾致函李氏，詳細讚賞西方的「議政」體制，李氏的回應是：「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咨訪考究幾二十年，亦略聞其詳。」

綜上，不難粗略窺見，洋務運動雖以「師夷長技」為核心，然其代表性人物李鴻章，當日的認知水準，並不亞於日後鼓吹維新、立憲一類人物。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起自西方的近代文明，乃是一種有機統一的整體，粗糙地講——李鴻章辦洋務，雖僅從軍事技術及軍事工業入手，然軍事工業，勢必關聯重工業、機器製造業，後兩者又勢必關聯鐵路、開礦等條件，上述種種又勢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來提供人才支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關係到科舉興廢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問題。李氏致力於「洋務運動」三十餘年，其認知深入到上述程度，並不奇怪。

但當時類似王闓運這般，想用孔子規勸列強改邪歸正者，才是主流。

可悲的是，李氏無力使其認知，與其實踐同步。1860年代設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朝堂之上即責難之聲四起，說什麼「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說什麼「（西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李氏與曾國藩合謀推動幼童留洋，亦被迫於1881年中途撤回，歸國幼童更被視作「思想犯」，受到朝廷的嚴格監控。

至於輪船招商局，李氏感嘆：作為商業競爭對手的「西人尚無異詞，華人偏增多口」；而最重要、也最要命的鐵路建設，進展最艱，李氏自1860年代即開始提議籌劃，卻屢被朝廷以打壓舟車運輸、奪小民生計、便利敵軍深入國境等由駁回，李氏亦屢被言官們扣帽子謂：「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也」、「無非肥己進身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也」……

實幹者的認知日復一日愈趨前進，講談者的阻力也日復一日愈趨強大，乃至於荒唐之境。1876年，郭嵩燾赴英擔任公使。啟程前，經學大師王闓運諄諄囑託，望其用孔、老的政治思想，規勸英國走上正道——「（該國）海島荒遠，自禹墨之後，更無一經書文儒照耀其地。……誠得通人，開其蔽誤，告以聖道，然後教之以人世之大法，與切己之先務，因其技巧，以課農桑，則炮無所施，船無往來，崇本抑末，商賈不行，老死不相往來，而天下太平，則誠不虛此行。」

然在當日，卻幾乎是舉國知識份子之共識。以李鴻章等一、二疆臣，欲興商業、修鐵路，其難度可想而知矣。及至甲午慘敗，反思前塵，始驚覺：清國以30餘倍日本之疆域，10餘倍日本之人口，國運攸關之役，竟只能籌集到不足3千萬兩白銀軍費；反觀日本之軍費預算，卻高達1億6千萬兩——「崇本抑末，商賈不行」的理想，承載的竟是如此殘酷的現實。而全國僅300多公里鐵路的後果是：空有百萬陸軍，卻無法集中調遣，不得不接受被17萬日軍以多打少的尷尬之局，更無法在日軍疾疫氾濫之際，以持久抵抗挽回敗局。反觀日本，戰前其國內鐵路已長達3200多公里，故在兵員、物資的補給調配上游刃有餘。

論者恆謂：甲午一役，洋務破產。而未破產者，乃是國人如王闓運輩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