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网络图片）
甲午之败，其直接原因，即清廷在庙算与战备两个层面，均落后于日本甚多。然若论深层因素，则不得不检讨晚清30余年“洋务运动”之成色。
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廷高层受列强东来之刺激，而采取的一种革新应对措施。其基本内涵，如李鸿章在1864年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李氏一直是西方军事技术的忠实信徒兼重要购买商。当然，李氏的认知也一直在变化。譬如，13年后，他已明白，“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北洋海军留洋管带群体、天津水师学堂等等，即是这种认知下的产物。
军事之外，李氏亦观察到西方列强疆土狭小，但“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反观中国，疆域辽阔，却“积弱患贫”。究其根源，李氏早年认为乃在“煤铁二端”，但稍后亦有深入改观，转而意识到，“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裕饷源，莫如振商务”。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认知模式。李氏曾拟扶植绅商购置机器创办织布局，上奏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亦显然已将工商业视作清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至于政体，李氏至晚在1870年代末已抛弃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观念。1877年，郭嵩焘曾致函李氏，详细赞赏西方的“议政”体制，李氏的回应是：“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
综上，不难粗略窥见，洋务运动虽以“师夷长技”为核心，然其代表性人物李鸿章，当日的认知水准，并不亚于日后鼓吹维新、立宪一类人物。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起自西方的近代文明，乃是一种有机统一的整体，粗糙地讲——李鸿章办洋务，虽仅从军事技术及军事工业入手，然军事工业，势必关联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后两者又势必关联铁路、开矿等条件，上述种种又势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来提供人才支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关系到科举兴废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问题。李氏致力于“洋务运动”三十余年，其认知深入到上述程度，并不奇怪。
但当时类似王闿运这般，想用孔子规劝列强改邪归正者，才是主流。
可悲的是，李氏无力使其认知，与其实践同步。1860年代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朝堂之上即责难之声四起，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说什么“（西学）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李氏与曾国藩合谋推动幼童留洋，亦被迫于1881年中途撤回，归国幼童更被视作“思想犯”，受到朝廷的严格监控。
至于轮船招商局，李氏感叹：作为商业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词，华人偏增多口”；而最重要、也最要命的铁路建设，进展最艰，李氏自1860年代即开始提议筹划，却屡被朝廷以打压舟车运输、夺小民生计、便利敌军深入国境等由驳回，李氏亦屡被言官们扣帽子谓：“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无非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
实干者的认知日复一日愈趋前进，讲谈者的阻力也日复一日愈趋强大，乃至于荒唐之境。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启程前，经学大师王闿运谆谆嘱托，望其用孔、老的政治思想，规劝英国走上正道——“（该国）海岛荒远，自禹墨之后，更无一经书文儒照耀其地。……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人世之大法，与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往来，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则诚不虚此行。”
然在当日，却几乎是举国知识分子之共识。以李鸿章等一、二疆臣，欲兴商业、修铁路，其难度可想而知矣。及至甲午惨败，反思前尘，始惊觉：清国以30余倍日本之疆域，10余倍日本之人口，国运攸关之役，竟只能筹集到不足3千万两白银军费；反观日本之军费预算，却高达1亿6千万两——“崇本抑末，商贾不行”的理想，承载的竟是如此残酷的现实。而全国仅300多公里铁路的后果是：空有百万陆军，却无法集中调遣，不得不接受被17万日军以多打少的尴尬之局，更无法在日军疾疫泛滥之际，以持久抵抗挽回败局。反观日本，战前其国内铁路已长达3200多公里，故在兵员、物资的补给调配上游刃有余。
论者恒谓：甲午一役，洋务破产。而未破产者，乃是国人如王闿运辈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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