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歷史文化名城的由來
(接前)
成都的極盛時期還不在唐朝，而是在公元九○七到九六五年的五代時期。在此五十八年中，四川前後有兩個獨立國，都稱蜀國。前一個稱前蜀，為唐朝大將王建於公元九○八年所建，他稱帝至九一八年病死，其子王衍即位，至公元九二五年被後唐所滅，計立國十七年。後蜀為後唐大將孟知祥於公元九三四年所建，他稱帝至九三五年病死，其子孟昶即位，到公元九六五年被北宋所滅，計立國三十一年。前後蜀國的都城均在成都，使成都第四、第五次成為帝王之都。
這五十八年中，成都的繁榮可謂達於頂點。其原因是：第一，由於四川、尤其成都不像中原和其它城市遭到不停息的戰爭；第二，四川的財富不但不曾外溢，而且還以自己的特產、尤其是織錦之類，換入許多財富；第三，前後蜀國的兩個後主都愛好文藝逸豫，朝野之間，形成一種享樂風氣；第四，賦稅較輕，勞役較省，社會較安定；第五，前後蜀的滅亡都沒有經過城下之戰。
這一時期，成都最為顯著的事件有：一、孟知祥稱帝后，為了加強外御，限制騎兵馳突，又在羅城之外加筑了一道不太高也不很厚的土城，名羊馬城，長四十華里，從東北角逶迤到西南角，但筑城之後未使用。到孟昶時作為花壇，沿四十華里的土城上種了無數的木芙蓉，甚至連舊羅城上都種遍了，秋來開花，斕如雲錦。故成都又稱為芙蓉城，簡稱蓉城。
除此，成都也是歷史上著名的工藝之鄉。蜀繡、蜀錦名滿天下，列入中華四大名繡、名錦之列。成都的漆器以製作精美、工藝獨特，為歷代傳世名品，近代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許多成都漆器可以作證。唐代成都出產的「雷琴」，載譽全國，被聲樂界視同珍寶。成都的印刷業在宋代是全國三大印刷業基地之一，有「宋時蜀刻甲天下」的讚譽，倫敦博物館所藏敦煌文書中有五代時期成都的木刻曆書，為世界最早的木刻曆書印本。成都的造紙業也很著名，所造益州麻紙是官方規定的詔書、冊令用紙。女詩人薛濤製作的「薛濤箋」被文人詩客視為上品，以能收藏一箋為幸。成都的金銀絲製品、竹編、草編，也都有數百上千年的歷史。
成都還是燦爛的蜀漢文化發祥地之一，也是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擁有輝煌的文明史。早在公元前140多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興學，開辦了中國第一所正規的官辦學堂，即所謂「文翁石室」，民國後稱為「石室中學」，是成都著名的中學校之一，為四川的文化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漢賦四大家，成都有司馬相如、楊雄兩位。晉代史學家（《華陽國誌》作者）常璩，唐代女詩人薛濤、音樂家段安節，五代詞人歐陽炯、繪畫大師黃筌，宋代學者（《資治通鑒》副主編）範祖禹、理學家魏了翁、醫學家唐慎微，明代文學家楊升庵，清代著名儒將岳鐘祺，加上現代文學家巴金、艾蕪、李劼人等，都是成都人士。當然，造就成都文明史的，還有歷史上眾多的外來名臣、文士的巨大貢獻。成都是歷史上文化名流彙集之地，大詩人李白、杜甫、岑參、高適、韋莊、陸游、大文豪蘇軾等都曾寓居這裡，為後人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遺產，使成都的發達文化享譽國內外。
公元九六五年北宋時期，成都遭了一次大兵災。據史書言，是由於北宋認為蜀地太富庶了，滅蜀之後，除將孟氏所搜刮儲積的財富全部奪去外，還對蜀地人民用盡各種花樣進行剝剝。平民百姓簡直活不下去了，於是青城縣（即今青城山一帶）一個叫王小波的平民率眾反抗。不久王小波病死，眾人推李順為領袖，繼續抗爭四年，於公元九八四年攻入成都。可惜李順仍不免陷入歷史上農民革命的規律，一入成都便忘了起義的目的，而稱大蜀王登基改元，以四個月的悠然時間，坐等宋朝官吏調兵遣將攻進成都，把他捉住。在這次戰爭中，城市破壞很大，許多好的建築被燒燬，許多難得的文物也被破壞無存。尤其是古今無匹的壁畫，所餘不到一半。
此後不到五年，即公元一○○○年初，成都又遭一次兵變。起因是當地統兵歧視土著士兵，待遇不平，土著士兵憤而生變。打了八個月，使宋朝官吏很吃了些苦頭。土著士兵從新都方面幾乎是一里一里地攻到成都城外，又費了許多勁攻入羅城（是時羊馬城已經頹圮了），又幾乎是逐坊逐巷地從北門攻到南門。經過這次激烈巷戰，對城市破壞更大。據宋朝人筆記：自此以後，由唐朝到宋初積累下來的各種文物幾乎百不存一。數十年前營造得像仙景似的摩訶池、龍池，在北宋時已荒蕪，到南宋便漸漸淤塞。據愛國詩人陸遊說，許多地方已經變為「平陸」。
不過在整個宋代（公元九六○到一二七六年），成都也還有它興盛的一面。第一，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並全部為官營，因為朝廷要利用這種特種工藝品去博取遼、金、元人的歡心，並用它去交換馬匹。第二，彫刻書版愈來愈好，始終居當時臨安的這項手工藝之上。第三，花箋紙也繼續著唐朝余緒，未曾衰敗。第四，城市建設除了前後蜀的宮苑限於當時體制未能恢復舊觀外，其它很多名園勝境似乎比唐朝還要多些、好些。第五，城內河流除唐朝已開闢的一條金河（即今天的金河，稍有變便）外，還開闢了一條解玉溪（明末已淤為平陸），解決城內飲水、交通、消防問題。第六，在「紅塵漲天」的土路面上鋪砌石板，為全國首創，受到各大城市的仿效。這都是由於三百年間除宋初兩次激烈巷戰外，並無更大變亂；儘管黃淮河流域、長江中下流和襄河、秦嶺等處有過若干次大戰，但對四川內地尤其成都影響不大，老百姓基本上能夠安居樂業。
從公元一二二五年起，蒙古兵曾三次攻佔成都，但直到一二五八年才在成都坐穩。蒙兵入城之初，殺戮破壞都很厲害，安定後也沒有大的恢復。據書載，當時科差繁重，而且戍甲往來擾民甚重，軍官或「抑良民為奴……」，使成都人民始終生活在痛苦之中，成都城也再度衰敗。公元一三五七年（元朝末年），四川政權轉移到一個湖北起義農民明玉珍手裡。一三六六年明玉珍去世，其子明升承繼，至一三七一年為明所滅。到一三七三年，明朝曾兩度修復頹圮不堪的成都城牆，大致仍照唐宋時的規模。只是唐宋時在正北、正西和南面是兩重城牆，故有子城、羅城之分，而從明朝起，便僅有一道磚石土混合砌筑的城牆了。
公元一三七八年，朱元璋封他第十一子朱椿為蜀王。朱椿又在一三八○年大修城牆，並派人在五代前後蜀國宮苑遺址上，即摩訶池的東邊（解放後成都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修建了一座藩王府第。其規模雖然比五代時的宮苑小，但以如今的街市情況來考察，北起今騾馬市街，南至今紅照壁街，東至今西順城街，西至今東城根街，恰在城中心佔了相當大的一個長方形。藩王府有兩道城牆，內城牆在目前正在恢復的御河內沿，正南有三洞城門，其中的端禮門上有兩重城樓（「文革」中被拆除）。城樓後有十幾座大殿，崇樓傑閣蔚為壯觀。外城牆名夾城，只有東、北、西三面，用來隔絕平民百姓。內城之外夾城之內為園苑。內城端禮門外有拱橋三道，跨於御河之上。其南還有大橋三道，跨於金河之上。當年東御街口上有鼓吹亭兩座，名「龍吟」和「虎嘯」，後被毀，一九五二年修建人民南路時始發現二亭石基。三橋之南有長達二十餘丈的影壁一座，故此街稱為紅照壁，在一九二五年為軍閥拆賣無餘。
從明朝起，成都又漸漸繁榮起來。絲織特產在元朝也未消弭，到明朝因民生安定，需要量大，便又興旺了。其它許多內外銷的手工業品也是這樣。雖然明朝二百七十五年間，在四川別的地方發生過幾次戰事，但成都還是平靜的。故這裡的官署寺廟、園林名勝一般地都修得很好，尤其在今天的華西壩和新村一帶的中園，當時最為有名，梅花極多，並有唐宋遺留下來號稱梅龍的古梅。這些大型建築，成為那時成都城內的主要景觀，除藩王府佔去一大片地面外，東城一個大慈寺就有九二六個院落，西城一個聖壽寺則佔去今天少城南面的一大半，北門除了五擔山和今天的文殊院外，東北角還有一個絕大的益州書院。再加上又大又多的官署，民居和街市就佔地很少了。以此估計，在明朝算是復興了的成都，它的人口也不過十五萬多。
公元一六四六年，成都又經受一次大災難，事起張獻忠。時值明末，天下大亂，張獻忠擁兵佔領川西，但大半個四川仍為土豪據守。張獻忠不但不能去征討，反有被圍剿趕走之勢。此時，清兵業已進入山海關，與張獻忠同時舉事的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向山西、陝西，並有向湖北發展的意向，張獻忠便準備率軍去湖北與之會合。而張獻忠這個所謂「農民起義」的痞子，流寇，土匪成性，故在其敗走撤退時，不留一人一物，實行了一套比「三光政策」還更「徹底革命」的措施。一六四六年初，他開始有計畫地將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都集中起來，一起帶走，把所有城牆拆毀，所有房屋燒光，成都被他徹底破壞了六個月後幾成廢墟，只剩下五擔山和金河這些無法變更和拿走的自然景物。至於人文古蹟，也只殘留了明朝建設的藩王府端禮門，金河上的三座大橋，以及橋南的兩座大石獅和一道影壁；還有些明代以前的銅鐵佛像等古蹟，大抵在張獻忠攻入成都時埋藏在地下，得以零散地保存了下來。史書記載：公元一六四六到一六五九的十三年中，成都一片荒蕪，只有野獸出沒而無一人生存。一六五九年清代四川巡撫高民滕奏請將省會由閬中移回成都，這裡才重新有了人煙，城牆和房屋才因陋就簡地逐漸修建。到一六八三年，據當時可靠的記載：由於獎勵外省移民來此，才使城內「通衢」有了「瓦屋百十所」和一些茅竹房舍，「而北隅則頹垣敗礫，蕭然瘮人」。這就是大破壞之後三十七年的景象。又經十五年到公元一六九六年，距大破壞已五十餘年，據記載，成都的「人民廛市」已增多，然而也不過幾千人口、數百瓦屋而已。
清代，成都在休養生息中逐漸發展，到公元一七一六年，才陡然加快了發展進度。其原因，一是地方安定，出產豐富，適於人民居住；二是外地來此的官吏、商賈，因交通不便，來了就不願再走；三是這一年清朝為征伐西藏，從湖北荊州調來滿洲蒙古兵二十四旗，一千五百名官兵連同家屬共約六千人到成都駐防，使人口驟增。及至公元一七七五年清朝對大小金川的用兵和一七九一年對廓爾喀的用兵，以及前後十幾年川北、陝南、鄂西的鎮壓白蓮教起義，成都一直是大後方的兵糧轉運點。求名、求利、求安定生活的，都麇集於此，又使成都很快復興起來。此距大破壞之年，已經歷一百四十五載。
到一九一○年，成都做了一次戶籍調查。雖不很精確，大體還可靠。據正式發表數字，城內人口為二十七萬七千二百零三人，城外人口（主要在北門外、東門外，南門外較少，西門外更少）為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一人，共計三十一萬四千九百七十四人。城內不過二十七萬多人，已顯得十分擁擠，許多園林勝地都被改成住宅，許多菜園荒地及城腳淖壩也都變成了低帘矮戶、簡陋污穢的小街巷。由此更足證明，唐宋明三代成都繁榮時，人口也超不過十五萬。
公元一九一二年推倒清朝專制統治後的三十八年中，成都的變化越來越大，漸漸有了一些小型的機器工業，如兵工廠、造紙廠、造銀元銅元的造幣廠等，也漸漸有了一些現代設備，如有線電報局、發電公司等，但畢竟由於沒有鐵路，沒有重工業，經濟、社會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此後各路軍閥爭戰不休，又給成都帶來一定破壞，但它仍在發展變化，仍是西南重鎮。抗日戰爭中，西南地區成為大後方，不少學校遷來成都，人口驟增至六十餘萬。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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