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之傳統教育歷來重道而輕術,因此每為今人所詬病,以為此中國所以於近現代落後於世界之原因。而此種論調大概是五四以來就已有造端。殊不知,這實在是出於對「重道」的不解與對「輕術」的偏見。今者不妨就「重道」與「輕術」於吾國傳統教育淺析一二,庶幾可以為今人鑒。
道德之教
道者,有廣義之道,有狹義之道。廣義之道,雖老子亦說不知其名,雖佛陀惟嘆其大無外,又豈為常人所能窺之。而狹義之道,老子以「無」論之,佛陀以「空」論之,孔子以「教」祖述之。換言之,儒釋道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之主體,釋家與道家是出空入無的論述道的玄妙境界,教人悟道,得道;而儒家所展示的則是道不遠人,無所不包的一面,教人學道,遵道。
所以說,以儒釋道文化傳承為內容的吾國傳統之教育,根本上講就是道德之教。而其中,儒教因以入世間為致學基點而於歷史發展之中影響至大,所以孔子自大唐太宗皇帝封其號為先聖,又歷經有宋,尊為玄聖,及至有明,尊為至聖,哪怕蒙元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亦尊其號曰大成至聖,其年愈久,其號愈尊,而康熙大帝更手書萬世師表之匾額懸於孔廟,以貴素王之尊,以褒孔門之教。
術業之學
術者,有類今人所理解之專業技能。不學則無術,學則術業有專攻。而術在孔門之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孔子教弟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乃知孔教的核心是道,而末節則為藝。所謂藝,也就是各種學問或科目,其內以道為規律,其外以術為表現。可見,術於孔門之教中,則又末節之末矣,而今世教育重於技術之研習的普遍狀態,亦不過孔教末節而已,與吾國傳統教育之大義相去甚遠。而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以為人師者,如今也只是授業、答疑,幾無「傳道」之作用。
重道與輕術
明確何為道,何為術,則不難理解吾國傳統教育為何重道而輕術。所以重道,是因古人以道為根本,一切從根本入手,萬變不離其中。所以輕術,是相對於重道而言的一種形容,對術的學習皆以對道的領悟為基礎,為準繩,為歸旨,從而有的放矢,從而不斷進境,從而技通乎神。
所以,古人輕術,非但不是現代人所以的夜郎自大或菲薄科學,相反,卻是真正的術業之學。而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一直以各種學術,技術,藝術而領先於世,所謂四大發明者不過萬中之四者而已,而吾國之鑄造業,絲織業,印染業,農業,水利,建築,諸多藝術門類,成就之輝煌,直至三百年前仍讓世界為之引領。
教育危機與轉機
至於此後三百年間,吾國術業之學的不進則退,卻恰恰是因為此間教育之政對道的偏離,乃至拋棄!時至今日,中國之學堂已淪為政治洗腦基地,而中國人走過了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的時代,走過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走過了負笈遠遊,海外鍍金的時代,回看中國學堂在與政治洗腦併進的應試教育之衝擊下,連術業之學也談不上,更遑論道德之教!而今日教育危機之種種足見舍道德之教以為空言,重術業之學以為實用,實在是一種誤人誤國的短視,久之連學以致用亦成空談。
然而,古語云: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吾國文明臻於盛極的北宋,大儒們提出「明體達用」,可謂是吾國傳統教育之總結。所以趙普自謂不知書,而能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胡瑗使弟子先學《素問》,待其洗心向道,方取聖賢之書次第教之。這些故事今人讀來,未免存疑,以為《論語》大抵修身之事,與治國之鑒相去甚遠,《素問》不過養生之道,與致學之逕不相關涉。卻不知古人讀《論語》,學《素問》者,非是老死章句,拘泥形跡,而是探求其道,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能應機權變以達用。
故而今日致力於教育者,務求以道為本,以術為用,以文為輔,再立道德之教,兼設術業之學,而後可以致人才之盛,而後可以談國運之數,而後可以言天下之治,而所謂民族之復興,文明之傳承,全在道德之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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