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传统教育历来重道而轻术，因此每为今人所诟病，以为此中国所以于近现代落后于世界之原因。而此种论调大概是五四以来就已有造端。殊不知，这实在是出于对“重道”的不解与对“轻术”的偏见。今者不妨就“重道”与“轻术”于吾国传统教育浅析一二，庶几可以为今人鉴。
道德之教
道者，有广义之道，有狭义之道。广义之道，虽老子亦说不知其名，虽佛陀惟叹其大无外，又岂为常人所能窥之。而狭义之道，老子以“无”论之，佛陀以“空”论之，孔子以“教”祖述之。换言之，儒释道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体，释家与道家是出空入无的论述道的玄妙境界，教人悟道，得道；而儒家所展示的则是道不远人，无所不包的一面，教人学道，遵道。
所以说，以儒释道文化传承为内容的吾国传统之教育，根本上讲就是道德之教。而其中，儒教因以入世间为致学基点而于历史发展之中影响至大，所以孔子自大唐太宗皇帝封其号为先圣，又历经有宋，尊为玄圣，及至有明，尊为至圣，哪怕蒙元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亦尊其号曰大成至圣，其年愈久，其号愈尊，而康熙大帝更手书万世师表之匾额悬于孔庙，以贵素王之尊，以褒孔门之教。
术业之学
术者，有类今人所理解之专业技能。不学则无术，学则术业有专攻。而术在孔门之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孔子教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乃知孔教的核心是道，而末节则为艺。所谓艺，也就是各种学问或科目，其内以道为规律，其外以术为表现。可见，术于孔门之教中，则又末节之末矣，而今世教育重于技术之研习的普遍状态，亦不过孔教末节而已，与吾国传统教育之大义相去甚远。而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以为人师者，如今也只是授业、答疑，几无“传道”之作用。
重道与轻术
明确何为道，何为术，则不难理解吾国传统教育为何重道而轻术。所以重道，是因古人以道为根本，一切从根本入手，万变不离其中。所以轻术，是相对于重道而言的一种形容，对术的学习皆以对道的领悟为基础，为准绳，为归旨，从而有的放矢，从而不断进境，从而技通乎神。
所以，古人轻术，非但不是现代人所以的夜郎自大或菲薄科学，相反，却是真正的术业之学。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一直以各种学术，技术，艺术而领先于世，所谓四大发明者不过万中之四者而已，而吾国之铸造业，丝织业，印染业，农业，水利，建筑，诸多艺术门类，成就之辉煌，直至三百年前仍让世界为之引领。
教育危机与转机
至于此后三百年间，吾国术业之学的不进则退，却恰恰是因为此间教育之政对道的偏离，乃至抛弃！时至今日，中国之学堂已沦为政治洗脑基地，而中国人走过了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代，走过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走过了负笈远游，海外镀金的时代，回看中国学堂在与政治洗脑并进的应试教育之冲击下，连术业之学也谈不上，更遑论道德之教！而今日教育危机之种种足见舍道德之教以为空言，重术业之学以为实用，实在是一种误人误国的短视，久之连学以致用亦成空谈。
然而，古语云：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吾国文明臻于盛极的北宋，大儒们提出“明体达用”，可谓是吾国传统教育之总结。所以赵普自谓不知书，而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胡瑗使弟子先学《素问》，待其洗心向道，方取圣贤之书次第教之。这些故事今人读来，未免存疑，以为《论语》大抵修身之事，与治国之鉴相去甚远，《素问》不过养生之道，与致学之迳不相关涉。却不知古人读《论语》，学《素问》者，非是老死章句，拘泥形迹，而是探求其道，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能应机权变以达用。
故而今日致力于教育者，务求以道为本，以术为用，以文为辅，再立道德之教，兼设术业之学，而后可以致人才之盛，而后可以谈国运之数，而后可以言天下之治，而所谓民族之复兴，文明之传承，全在道德之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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