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被誣「影射共產黨對人民雞腳桿上剮油」的結果(圖)
禍年逃生記——右派遭遇之另一版本

【看中國2015年05月09日訊】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屢屢被某些人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沿襲至今。原因有二:一是怕說真話犯忌,招來橫禍;二是有些別有用心的傢伙有意掩蓋歷史真像,為製造那場災禍的罪魁禍首開脫罪責,還要給老天爺製造一個更大的冤案。其實,那三年並無天災,而是那個「最卑鄙、最無恥、最荒淫、最下流、最荒誕、最奸詐、最虛偽、最殘暴」(部分為吳祖光語)的獨夫民賊一手製造的不折不扣的人禍。

我是一個水電勘測隊員(技術幹部),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反右」中為野外生活補貼不合理(工人少、幹部多,相差一倍)一事為工人們鳴不平寫了一篇題為《雞腳桿上剮油》的大字報,被誣為「影射共產黨對人民雞腳桿上剮油」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一九五八年九月被開除公職,送回原籍墊江縣農村監督勞動。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正轟轟烈烈,各地紛紛成立人民公社,到處大放高產衛星。在那雙魔手的指揮下從村、鄉到縣、市、省,幹部們瘋了、狂了,硬是想把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在一夜之產是建成所謂的「共產主義」。

開始「敞開肚皮吃飯」的公共食堂裡紅苕、包谷(玉米)羹還可勉強吃飽。到五九年底,公共食堂已是夜無鼠耗之糧,宣告斷炊。於是,餵豬的紅苕籐、南瓜葉、糯米草(一種曬乾磨成粉能熬糊的野草)乃至芭蕉頭都成了人們填充飢腸的不可多得的食物。我的祖父、父親(母親早故)和許多鄉鄰都得了浮腫病,幾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這個監督勞動的「分子」不但要經受飢餓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還要沒日沒夜地承擔繁重的田間勞動,任你是鋼筋鐵骨也難以支撐啊!

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父親把我叫到床前:「樹娃(我的小名)啊,我和你爺爺看來沒得幾天了,你才二十幾歲,不能和我們一起等死啊。跑吧,到外面去憑命闖。哪兒黑哪兒歇,去打一條生路。」說罷氣喘不已。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父親雙眼噙滿了淚水。

次日凌晨,雨仍下個不停,趁村幹部還沒有吆喝人們出工時,我身背簡單的行李,揮淚告別雙老,踏上茫茫流亡之路。(此去竟是永訣。三十多年後,倖存鄉親告知,我走後十多天雙老即先後去世。年輕的胞妹隨後也餓病交加而死。九歲的弟弟去了區上的孤兒院。)

艱難地走完幾十里山路,來到長江邊上的長壽碼頭。憑著當年的一身幹部裝束,在躉船入口處躲過了治安人員的盤查,順利地登上了開往重慶的輪船。船抵朝天門碼頭已是傍晚。在臨江門山坡上一間吊腳樓棚房裡找到遠房表哥譚聲祿。表哥是彈花匠,表嫂無工作。他們每人每月有19斤配給糧食。表嫂當晚煮青菜稀飯招待我。白生生的大米於我已是久違。但我沒有狠吞虎嚥,而是細嚼慢咽,仔細地品味著。此時此刻,我想起因飢餓而週身浮腫的二老,也想起一則字謎:「上八不像八,下八才像八,十字當中架,救命全靠它。」米是救得人生,餓得人死的。

飯畢,表哥抽著劣質香菸聽我述說家鄉的狀況,不住地唉聲嘆息(他的父母、弟弟也在鄉下)。他說:「跑出來是對的。餓死不如死。不過,現在活路很不好找,特別是無糧無戶的外流‘黑人’。一旦抓住,就會被押送回原地。」末了,他告訴我:「聽說蘭州、新疆那邊好找工作,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技術人才。」還說成都火車站附近常有那邊的汽車晚上來「偷人」,以鳴喇叭或閃車燈為暗號。一到蘭州,就有用工單位爭相招用,不要糧食、戶口關係。

表哥的「蘭州、新疆」之說,在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決定先奔往成都。

夜幕中,火車拖著疲憊的身軀「晃蕩、晃蕩」地向成都進發。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鄰座竟是三年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個實習技術員。當時我們關係很好,無話不談。可此刻車上邂逅,彼竟佯裝盲啞,形同路人。「鳳凰落水不如雞」,彼一時,此一時也。我亦識時務不與之攀談,以免自討沒趣。兀自閉目養神,涵養些口水以排遣飢餓(不過人也不能一概視之。二十多天後,在成都鹽市口又邂逅原同組工作的易明華夫婦。他們已易單位在省商業廳工作。他們陪我喝了近兩小時茶。擺談之中,對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分別時高矮送我5斤糧票,20塊錢。此是後話。)



車抵成都,已是晨曦初露,先到政府街省高級人民法院去找我堂兄。門衛傳達,堂兄出來見我。走至街對面,他環顧左右,神情緊張地告訴我:「一點鐘,玉帶橋公共汽車站等我。」說罷即匆匆離去。

玉帶橋車站,堂兄如約而至,神情仍很祟秘,有點兒像電影裡的特務接頭。他開口就說:「你不在農村安心改造,跑出來幹什麼?你成‘流竄犯’了,知不知道?」說罷,也不聽我解釋,悄悄塞給我幾張紙幣後甩下一句話:「以後再也不要到法院來找我了。」

我揣上相當於我原來半個月工資的三十塊錢,立即返回車站去守株待兔——等那西邊來「偷人」的神秘汽車。

從此,我白天漫無目的地到處轉悠,從夜幕降臨開始,便一心一意在火車北站廣場周圍凡是能停車的地方去等待。尋找「偷人」汽車,直至深夜一點以後。之後,車站候車室便是我的歇宿之所。沒有糧票,餓了,只能買點兒煮窩筍、煮紅蘿蔔之類的東西充飢。但要搭售紅酒,且價錢很貴。

我轉悠到成都老店「竟成園」,見店外排著長隊。一打聽,原來是在賣回鍋肉(高價,那時稱「高級」,如高級點心、高級水果糖等。其價格是平價的10—20倍。)機會難得,我毫不猶豫地跟著排隊。排了一個多小時,終於進入店內,我的前面只有兩個人了。那知那腳踏長凳、高坐於「八仙」桌上的賣票女郎竟賣起了關子,「叭噠」一聲把票箱一關:「沒得了!」經不住最前面那位女士再三懇求,女郎才把票箱重新打開:「只有最後三份兒,8元一份兒,把錢準備好!」

回鍋肉端上桌子,蒜苗與肉的比例約為七比三。但總算嘗到了兩年多未見的葷腥,別小看那點兒肉,由於久不見糧,身體極度虛弱,每晚至少小便三、四次。但當天晚上竟然一次也沒有了。就像不常吃藥的人,一旦吃藥,立見奇效。

七、八天過去了,那「偷人」的汽車仍杳如黃鶴。我不由懷疑重慶表哥所說的真實性。

火車站候車室屢有警察或治安人員前來查夜,乞討者或衣衫襤褸的流浪漢被帶走多人。我因穿著較整齊,且有一個被包做掩護,很像是一個候車的旅客,所以躲過了好幾次盤查。

如此下去決非長久之計。我決定自赴蘭州。

在會府(舊貨市場)效仿「楊志賣刀」的故事把一隻「山度士」手錶以60元賤賣掉。此表系1956年工資改革補發錢後購於人民南路百貨大樓,原價155元。後來瑞士表缺貨,本應高出原價。但當時一是不知行情,二是急需錢用,所以吃虧不小。所幸買者不是「牛二」。

那知當時買火車票竟要證件。我身上僅有一個1955年工作時單位發的義務兵役證。上面有原國防部長彭德懷的簽章。我誠惶誠恐遞進窗口。「這個不行,回單位開介紹信來」不由分說,售票員把兵役證扔還給我。

後來在火車站邂逅一曾西去而後返回成都的壁山籍流浪者,他告訴我,即便買到火車票要走出四川也非易事。為防止川民外流,公安、民政部門在廣元、寶雞等地均設有檢查站,盤查極嚴。無有效證件,一律當「流竄犯」處置。

「偷人」的車等不到,直接去蘭州不成,下來該怎麼辦,令我一籌莫展。

一天下午得到消息,火車站當晚要進行大清查。我再也不能在候車室扮演旅客了。在廣場周邊逛至深夜,帶著被包到郊外一個農舍旁的竹林裡露宿。此時已是寒冬季節。偏偏是夜濃霧瀰漫,下半夜露水從竹葉間滴下將薄被浸濕。人在其中,如入冰窟。

幾十天不見一粒糧食,紅蘿蔔、牛皮菜加紅酒愈吃愈癆。白天黑夜,只有一個感覺:除了餓還是餓。

一天,我又不自覺地走向了「竟成園」。看是否還有回鍋肉賣。這次我失望了,大堂裡冷冷清清,食客寥寥。我買了一碟涼拌韭菜和一碗紅酒,坐下慢慢吃起來。

鄰桌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婦女給她的小女兒買了一小碗米飯。那小女孩兒扒了一口,竟然不吃了(那時多數人餓肚子,但有些人還是能吃飽飯的)。一會兒,母女倆雙雙離去。望著那一小碗剩下的白米飯,我當時也顧不得什麼斯文,什麼臉面了,立即起身端將過來,據為已有。

我的第三視覺告訴我,對面一個幹部(或教師)模樣的老者,見了我的舉動意味深長地搖了搖頭,但眼神裡並無鄙視之意。他的潛台詞大概是:「唉,世道維艱,男兒末路啊!」

就是這一小碗不足二兩米的白飯,促使我養成以後幾十年從不倒一碗剩飯的良好習慣。



隆冬季節,晚上沒有地方住的日子是最最難熬的。每當夜幕降臨時,我就為當晚的住宿而憂心百結。浪蕩街頭,望著那幢幢樓房窗戶裡透出的燈光,我多麼羨慕那些有家,有「窩」的人們啊。

一天,我逛至羅鍋巷,偶然發現一家類似「雞毛店」的小旅店——賓至旅館。店內陳設簡陋,兩把竹椅,一張舊條桌。桌上放著一把掉了兩橋算珠的算盤。最引人注目的是端坐於條桌後面的那位賬房先生,瘦骨嶙峋,鬍子砬碴,口含葉子煙桿兒,戴一付斷了一條腿用麻繩繫著的老花鏡。身上那件蘭色中山服又肥又大,與他瘦弱的身材極不相稱。我一下子想起了電影《小二黑結婚》裡的「二諸葛」。

店不算正規大店,老頭兒也很古董。我懷著僥倖的心理上前冒叫一聲:「大爺,寫個號。」

「拿把憑來。」

「啥子把柄啊?」「把憑」即證件,我明知故問。

我雙手遞上義務兵役證。大爺湊近缺腿眼鏡端詳了好一陣子,「叭」一了口已經熄了火的葉子煙:

「沒得工作證嗦?」

「遭模桿兒偷了。」

「你在哪裡做事?」

「灌縣。」

「做啥子的?」

「修水電站的。」

「你來成都做啥子?」

「看病。」

「啥子病?」

問個沒完沒了,心頭有點兒煩,本想頂他:「餓癆病!」但最後還是說:「胃病」。

老頭兒再沒問什麼,慢條斯理翻開旅客登記薄。我心中一陣竊喜。

登完記,老頭兒帶我爬上「嘎吱嘎吱」響的木樓梯,將我安置在拐角處一間偏房裡。房間裡有一間單人木床,鋪著草蓆,被子很舊,但還乾淨。最使我滿意的是單人獨住,清靜自在。最後老頭叮囑我:「早晨七點開門,夜晚十一點關門。」

終於有了一棲身之地,心裏感到踏實多了。

白天仍四處閑逛,夜晚仍去火車站碰運氣。七、八天過去了,一無所獲。此時,一個最最嚴峻的問題擺在我面前:錢快用光了。

1960年元旦來臨。

頭天晚上我沒去火車站,早早回到旅店,掩上門仰臥床上,頭枕著雙手望著屋頂發呆。忽然,門被輕輕推開,賬房先生刁著葉子煙桿兒出現在我的面前。

「吃飯沒得?」

「還沒有呢。」

老頭兒不請自坐,我也立起身來。

「小夥子,你是不是有啥子難事啊?從你拿兵役證登記我就注意你了。你不像壞人,但也不像是來看病的。」

我以沉默對之。

「有啥子事跟我擺一下要不要得,看我幫得到忙不?」

「我沒得錢了,你能借我嗎?」我心裏說。

老頭的葉子煙大概是那種「遍街接火」的劣質貨,熄了又點,叭兩口又熄。一會兒,地上丟下十多根火柴棍兒。

我腦子裡不住地轉著圈兒,老頭兒葫蘆裡到底裝的啥子「藥」,對他說不說實話?最後我想,事到如今,走投無路,爛船頗倒爛船划。於是一五一十,把實情給老頭兒說了。

老頭兒聽罷,沉默有傾,又「叭」了兩口煙。

「今晚你早點兒睡吧,明天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第二天一大早,老頭兒帶我逕直去了白家塘派出所。



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房間裡,關了近20個人。其中有老實巴交的農民,有幾個婦女,還有七、八個油腔滑調,流里流氣的年輕娃娃。

屋子裡很冷,既無水喝,更無飯食,也不見有人來提問。娃娃群裡人拿出用黑紙卷的劣紙煙(俗稱「黑爵士」)點燃讓人們吸,兩角錢吸一口。還有用古巴糖製成的呈黑褐色的水果糖,五角錢一顆。除那群娃娃裡有人買食外,余皆無人問津。

那一整天水米未進。那一天是一九六零年元旦。

一直到下午,才有兩個民警來將門打開。把我們一群人押出派出所——移送多寶寺收容所。

途中,有幾個娃娃跑掉。民警只是吼罵了兩聲,並不追趕。

到收容所已是黃昏時刻。第二天早晨,每人有一小碗約三兩米的粑粑飯。吃完飯後全部被收容人員被押至附近的三磚廠挖、運磚泥,有人監督。活雖苦,但總算有了飯吃。

整整挖了三天泥巴。

第四天沒叫大家出工。約十點鐘,全體被收容人員被集中在收容所的院壩裡。人們不知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估計是要被遣送。

一會兒,從辦公室走出幾個警察,還有幾個幹部模樣的人,逕直走到人叢中挑選人。被選中的站到另一邊。大約選了一百多個人,全部是年輕男性,我也在其中。不一會兒,三輛大客車緩緩駛入,將被選出的人全部載上,向天回鎮方向開去。

沒問各人原籍何處,姓甚名誰,且乘坐的是各人有一個舒適座位的客車,不像要遣送回原籍。但究竟要把我們弄到什麼地方去呢,令人費解。

這太令人感到突然。對我這個瀕臨絕境,走投無路的流浪者來說,無疑是天上掉下餡餅來!

早知如此,去陶瓷店打爛幾個壇壇罐罐,或去搶幾個包子饅頭,不就輕易進收容所了嗎?偏煞費苦心去尋找什麼「偷人」的汽車。

賓至旅館含葉子煙桿兒的大爺,我真該給你磕頭啊(我寫信給重慶的表哥,囑他把在農村的表弟叫出來,到成都後找機會進入收容所。後來表弟來成都果然被安置在光華村成都自來水廠)!

步行入山,只見重巒疊嶂,絕壁千仞。我們就要在這懸崖絕壁間開鑿出一條運送煤炭的輕便鐵路來。這裡叫成都市天池煤礦桅桿坡筑路隊。我們的工作是削崖撬石,打眼放炮。腳下是萬丈深谷,沒有任何勞動保護工具和設施。有幾個「流」哥命運不濟,路未修通,自己卻走向了黃泉路。

艱苦的勞動,玩命的活計,但沒有人願意離開,因為這裡每人每月有42斤糧食還有點兒零用錢。1962年鐵路竣工時,時值各機關廠礦大量壓縮人員。我們這批「流竄犯」大部分回了原籍。我因老家已無親人,無家可歸,從此又成了一名中國不要,外國不收的流浪者。但外逃三年,好歹撿回了一條性命。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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