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專欄】深圳：正在關閉的中國之窗（上）
【看中國2015年01月05日訊】近三十年來，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一直是中國對外的一個重要窗口。2014年12月29日的汽車限購，作為一個重要標誌，說明中國加快了閉關鎖國的步伐。從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到本次限購，中國用36年完成一個循環。中國從逐漸開門再到逐漸關門的過程，也是經濟從復甦再度走向崩潰的過程。
改革是開放的前提。1949年後，中國大陸逐漸開始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人們關起門來自己折騰自己。雖然中國的地理形態沒有改變，海岸線還那麼長，但是中國社會與世界隔離，中國人不知道世界什麼樣子。在折騰將近30年後，中國經濟全面崩潰，新成長起來的青年普遍失業。城市青年開始拒絕上山下鄉，農村青年也大都無事可做，整個社會越來越動盪。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中國政府被迫實施改革開放。
所謂改革，就是改變過去壓抑社會自身經濟運轉的模式，讓年輕人有事做，人們有飽飯吃。開放則是開始遵守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規則，建立與這些國家的經濟關係。在符合外界行為預期的情況下，通過讓西方人進入中國，引進西方先進知識和技術，增加就業機會，提高經濟運轉程度。所以，中國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團為了能夠獲得更好的物質享受，開始部分向西方國家交權。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窗口。為了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政府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經濟特區，以吸引港澳台資金，並且積極加快出口。1979年開始籌劃建立出口特區，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准設立經濟特區。深圳作為特區之一，從一片農田上開始建設。1981年3月，深圳升級為與廣州市同級的副省級市，經濟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高樓拔地而起，開發區也快速建設，吸引以港資為主的外資進入大陸。
與此同時，深圳的商業也逐漸形成規模，開發出世界之窗和錦繡中華等微縮景區做為旅遊景點。以年輕人為主的群體從四面八方彙集到深圳，積極投身深圳發展建設。深圳在4個經濟特區中脫穎而出，在其它三個特區相對較弱的背景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標桿城市。在中國的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中，只有深圳是新興城市。
當初改革的本意是政治改革。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主要窗口，從建設之初就實施與其它地區不同的政治機制。在改革開放初期，全國的觀念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就是單一的政治計畫體制，實施集權的管理模式，國企普遍實施貧困式的平均收入之和大鍋飯。胡耀邦是早期深圳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支持深圳打破當時全國政治體制，建立靈活進取的規則體制。這種規則體制在當時被認為屬於資本主義的苗。
雖然深圳模式只是共產體制下的一個改良，但是已經與共產體制有了很大的差別。當時，胡耀邦希望通過深圳樣板，將政治體制改革推廣到全國各地，進而推動中央的政治改革。在深圳體制的支持下，深圳建設者的熱情被充分調動起來，整個深圳展現出對於中國民眾來說不可思議的活力。深圳喊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創造出深圳速度，對整個中國文化都形成強大衝擊。
另外，深圳曾有計畫發行深圳特區貨幣，後來因諸多原因而擱置。貨幣發行代表著最為大膽的政治變革態度，反映深圳經濟特區的體制特點。深圳體制創造出來的活力，與中國其它地區的死氣沉沉，形成鮮明的對比。
中國利益集團將改革的內容圈定在經濟之內。雖然改革的實質內容是政治改革，但是中國政府利益集團對政治改革充滿恐懼，擔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害。所以，鄧小平開始將特區定義為出口特區，但是這個命名的自利目的太露骨，後改成經濟特區，通過這樣的方式表現出政治和經濟相分離。
短期內，即使只強調經濟，深圳的特區性質也給周邊造成重大的衝擊。為了防止特區對周邊的地區的影響，中國政府開始對特區實施隔離。1983年12月，中國政府以維護經濟特區秩序為由，沿特區管理線架設鐵絲網，將深圳市一分為二，並在進出特區的交通要道設立深圳經濟特區檢查站。
這種檢查站需要檢查邊防證，既控制特區範圍向外擴張，也防止人口大量進入特區。東德建立柏林牆的目的是控制東德人民逃向西德，防止西德的影響力擴散到東德。當時經濟特區架設鐵絲網，讓一般人不能隨意進入特區，也是類似的模式。這種態度表明，這些特區並不是所謂的經濟特區，而主要是政治特區，試圖將特區建設為中國共產經濟和港澳臺自由經濟的中間地帶。
在胡耀邦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下臺後，他主推的政治改革在中國政府內部急劇減緩。不過，社會中的學生群體積極要求打破中國政府既得利益系統，也就是推動政治改革。到1980年代末，中國核心利益集團動用武力和宣傳，對這樣的要求實行鎮壓，改革的方向停止，中國政府重新開始實施封閉政策。
在改革逆轉後，經濟規模持續擴大。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始急劇轉向，以鞏固自身既得利益為主。同時，開始血腥的血汗工廠政策，將大量農村勞動力驅趕到沿海地區做廉價奴工。另外，隨著內地國企大範圍倒閉，大量技能型勞動力也湧向沿海地區。中國政府通過人民幣貶值和成本極低的奴工，吸引為了利潤而毫無人性的企業入駐。
在1980-1990年代早期，一些美資企業進入大陸，給大陸的員工開出2000元人民幣以上的工資（包括適當的加班）。這個工資超出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的數倍，導致當地政府要求美資企業降工資，防止政府人員全都跑到美資企業。
到1990年代中後期血汗工廠普及後，港台企業全面進入大陸，以每月400-500元人民幣，工作29-30天，每天12-16個小時的工作，以及極為惡劣的居住和飲食條件，大量生產中低端產品，以極低的成本擠垮任何高工資、福利較好的企業。與此同時中國廉價產品開始湧向世界，擠垮歐美日港臺等成本較高的相關產品生產。
在源源不斷的廉價奴工供應下，中國血汗工廠生產的產品越多，世界上被擠垮的非血汗工廠也越多，進一步加速中國血汗工廠的擴張。深圳作為血汗工廠的主要出口地，在血汗工廠的支持下，經濟規模也持續擴大。深圳在新的環境下，成為中國經濟的新窗口和血汗工廠的主要代表地區。
血汗工廠與早期改革的經濟形態具有關鍵的不同。在早期改革中，參與到經濟建設中的人們，大多數都在積極利用自己的進取活力，通過努力工作和持續提高自身的綜合知識和技能，創造出更多的個人財富。社會處於流動狀態，尤其社會財富快速流動。擁有更高知識和技術水平、更有冒險精神的人群，能夠得到更快的成長。隨著中國進入血汗工廠經濟，人們越來越希望依賴對血汗奴工的剝削賺錢。既得利益集團持續鞏固自身的利益地位，通過壟斷各種稅費、各種政府鐵公基和一般開支、金融系統、房地產、水電油氣等民眾必需品的方式賺錢。同時，血汗工廠通過壓榨環境和人力，擠垮了大多數其它類型企業。血汗工廠老闆同樣依賴中國政府體制，屬於中國政府體制的利益延伸。
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賺錢的方式已經顯著不同，體制內的掌權者賺大錢，血汗工廠老闆獲得小利。獲利的人群不需要發展強化自身的綜合知識技能，不需要積極進取和冒險；而需要跟隨體制的利益目標，通過各種方式榨取民眾的血汗，才能獲得相應的收益和地位。（待續）
(供稿單位：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