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0月07日訊】中國官場有個怪現象「"逆淘汰」。即作風正派的被搞邪門歪道的淘汰；心地善良的被心狠手毒的淘汰；踏實工作的被弄虛作假的淘汰；有真才實學的被不學無術的淘汰……一句話，優秀的被劣等的淘汰。下面這個真實故事中的主人翁，便是如此。
此人和中共原國務院總理李鵬同姓同名一字不差，命運卻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這位李鵬先生也是四川人，生於1899年，幼年時原名李奇柱，祖藉四川省自貢市觀音灘一農家。還在李鵬很小的時候全家就遷往四川榮縣，李年幼時隨父打過工，做過小生意，到14歲時才到當地的私塾去讀了一年多的書。
1920年也就是李鵬21歲的時候，他受到當時社會上關於「消滅帝制，維護共和」的思潮影響，欲從戎報國，於是報名參加當時四川靖國軍第六路軍（後改為川軍第一軍第六師），並在該軍的「軍官養成所」畢業成為一名少尉軍官，從而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1930年31歲的李鵬已擔任了當時國軍第24軍的一個衛生連的連長，駐紮在成都少城公園內。這時一個叫侯伯英的人通過一些社交活動和他逐漸變成了好朋友。並不斷向他宣傳灌輸一些共產黨的革命理論。隨著他們之間交情日深，侯伯英終於在1933年把李鵬介紹加入到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內，並且交給李鵬一個隨時等待時機在軍隊內進行「策反」的任務。這時的李鵬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思想感情上已完全接受了共產主義的理論，決心要跟著共產黨大幹一場。
1934年李鵬所在的部隊被調往四川劍閣縣高石坎擔任江防任務。與長征中路經四川的紅軍隔江相望。中共四川地下黨軍委便指示他進行策反暴動。1935年1月，李鵬率兵90多人在旺蒼縣金口發動兵變，經過激戰，李最後帶領50餘人投入到紅四方面軍，李被任命為二六八團的副團長。
一個有著這樣經歷的人，在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自然是勞苦功高的「長征老幹部」了。但由於他文化水平不高，再加生性耿直，又不長於吹牛拍馬之術，所以仕途升遷並不順暢，到1953年也才是個地、專級領導幹部。他當時擔任四川宜賓地區專員公署的專員兼財委主任，黨內職務是中共宜賓地委的常委。當時宜賓系一專區，專區地委書記叫劉結挺，其妻張西挺（原名簡玉霞）被任命為宜賓市（今翠屏區）市委第一書記，夫妻二人獨攬了全專區的黨政領導大權，宜賓專區成了他們名符其實的"夫妻店"。劉，張二人都是河南人，在抗日戰爭後期才加入中共的。按中共官場不成文的習慣稱呼，劉，張屬於「解放牌式幹部」，即在三年國、共內戰前後參加工作的幹部，比之李鵬「長征式」資格要差一大截。但劉、張二人官運亨通，在行政和黨內職務上，又居於李之上。所以李鵬對劉，張二人心裏肯定是不大服氣的。而劉，張二人作風霸道，專橫跋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在全四川是出了名的。因此李鵬調來宜賓專區不久，就與劉，張二人屢屢意見不合，摩擦不斷。特別是張西挺是個心胸狹窄、又極愛貪小便宜的人。例如她不止一次叫宜賓市翠屏公園為其私人代養雞，羊子供她殺來食用；多要糧票，布票，去醫院用公費濫開補藥之類。當然，這些東西如與今日官場腐敗相比根本不足挂齒，不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物質十分匱乏，禁慾主義還在大行其道的時候，張西挺的上述行為不免使不少人為之側目而視，只是礙於劉結挺之面不敢多說。李鵬則自恃自己資格老，經常人前人後冷嘲熱諷，更有討好賣乖的便把話傳到劉結挺耳中。劉更視李鵬為「麻煩製造者」了。
而這位劉結挺書記大人，雖然在宜賓堪稱能呼風喚雨，在人前威風八面，但在家裡是個人盡皆知的「棉花耳朵」（四川方言：怕老婆之意）。因為據其內部知情人士透露，劉結挺不但比其妻張西挺大十幾歲，而且五十年代中期便患上了今天醫學術語稱為的「性無能症」。當時美國人還沒有發明「偉哥」，所以劉結挺雖然到處遍求名醫，用盡了參茸膠桂，海狗虎鞭種種補藥也很難滿足張西挺在「房中」的需求。使張女士常獨守空房，寂寞難耐。劉書記在張的面前就更加矮了一頭。
1956年組織上把一個叫胡少清的青年安排給張西挺作通訊員。這位小胡文化不高只是個初中生，卻生得一表人才，儼然一個小帥哥。通訊員就是給領導作日常生活瑣事，常週旋於張西挺身邊。日子稍長，張書記便對小胡漸生好感，藉機與小胡零距離接觸，甚至耳鬢斯磨。小胡天真無邪並不在意，卻不知張書記已對他產生了「暗戀」情結。半天不見小胡便心中若有所失。有時甚至聽到別人的腳步聲或笑聲也疑為是小胡，真有些「覆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的情思了。
1956年有天晚上，張書記實在「忍無可忍」了，便趁劉結挺在辦公室值班不在家，叫小胡給她提洗腳水到房裡來。這本是小胡份內的工作，自然遵命而至。誰知進了屋抬頭一望，才見自己的「首長」已是個「三點式」的半裸體美人了。嚇得小胡放下水就往外跑。誰知張書記早有準備，上前一把將小胡抱著，柔聲細語地說「跑啥嘛？我又不吃人的。來，乖乖的坐下，我還有話要問你咧」。小胡嚇得渾身發抖，說話都不成句了「首……首……首長，有……話明……明天說嘛……」。我們的張書記可是身經百戰的情場老手，豈能將這隻煮熟了的「童子雞」輕易放掉？她一邊把小胡抱得更緊，一邊又湊在小胡的耳邊輕輕說道「你人年輕又是團員，要好好靠近組織，爭取入黨才有前途嘛！」小胡當然也想入黨，也想靠近組織，但小胡雖文化不高心裏也明白，張書記「溫柔鄉」的「組織」要去「靠近」恐怕很危險。特別是此事萬一劉結挺知道，恐怕腦袋也要遭「拆遷」。所以萬萬不敢從命，於是拚命掙扎。張書記權力雖大，體力畢竟不是小胡的對手，沒幾個回合，張書記已是香汗淋漓，氣喘吁吁，眼巴巴看著這隻童子雞飛了。
張書記這一怒非同小可，立那打電話給劉結挺連哭帶罵地說「你不在家，小胡這個狗日的壞蛋來調戲我！」劉一聽肺都要氣炸了，跑回家拿起手槍就要去把小胡「斃」了。張西挺畢竟做賊心虛，怕把事鬧大了下不了臺，連忙拉住劉說「要不得，你把事鬧大了，我的臉面往哪放？」劉說：「那你說如何辦，老子嚥得下這口氣嗎？」張西挺想了想說：「送他去雷馬屏農場勞教，把他關死在那個深山老林裡。」劉說：「定個什麼罪？」張說：「你不用管，老娘想給他定個什麼罪就是什麼罪，哪怕他變成孫悟空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真是快人快語，也是中國人權狀況的真實寫照。
果然，第二天兩個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的武裝公安人員給小胡戴上手銬，以「流氓壞分子」的罪名便把小胡押送往雷馬屏農場。多麼威嚴的法律啊！
由於此事太突然了，小胡頭天都在上班，大家都覺得小胡這孩子挺老實可愛的，還是共青團員，又沒有打架，惹事，怎麼第二天就成流氓壞分子了？而五十年代的機關大院宿舍，不像今天政府官員們住的豪華型電梯公寓，隔音性能極佳，防盜鐵門一關風都進不去。那時的房子是所謂「牆有縫，壁有耳」，聲音大一點，左鄰右舍便能聽著一些。所以不久，張書記吃「童子雞」的緋聞便不脛而走。也必然傳進專員李鵬的耳中。李鵬本來就是個直性子「大喉嚨」，平時就看著劉張倆口子不順眼，一聽這事氣不打一處來，便破口罵道「你倆口子不要把共產黨員的德都喪完了。」並到處幫她作「義務宣傳」。
那天李鵬又當著幾個人在那裡不點名的泠嘲熱諷。這事已是公開的秘密，大家心裏都明白，只是不敢去接話茬。在場有位張品仲先生，為人正直，又很有知識，工作認真負責。只因為出身所謂「剝削階級家庭」，一向小心謹慎，更不敢答話，只是笑了一下。誰知李鵬身邊隨時都有張西挺安排的耳目跟蹤，事後便去向張書記匯報李鵬當天的「反動言論」，張西挺問有哪些人在場？「耳目」一一奉告後又加了一句「當時張品仲還在笑」。張西挺便立刻把這位張先生的名字也記了下來。
不過此時由於小胡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張西挺覺得暫時需要韜光隱晦，而李鵬不僅資格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劉張夫妻清白過硬得多。他經常身穿布衣，頭戴草帽，足蹬草鞋便步行下鄉鎮，到縣裡去瞭解情況，佈置工作，一時深受群眾和一般幹部的好評，稱李為「草鞋專員」。所以劉，張雖對李鵬極為不滿，也拿他無可奈何。
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一來，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劉，張抓住李鵬平日在黨內過「組織生活」和其他會議上，對劉結挺和張西挺提出的一些批評意見，再加上截頭去尾，斷章取義後，這些話就變成了「反黨」的言論。因為「反右」的邏輯就是，一個單位黨的領導人就代表共產黨的領導，你給劉、張提意見，你就是對黨不滿，你就是向黨進攻，就是反黨。——全中國的「右派分子」，都是按這個公式定下來的，你李專員當然也不能例外。在劉、張「夫妻店」的一手遮天下，宜賓地區「反右」是搞得最左的地區之一。張西挺甚至可以不經任何會議討論和組織的決定，她私人一個便條便把人送去了勞改農場，其駭人聽聞竟至於此！所以李鵬就這樣被劉、張輕而易舉地打入了「右」冊。
李鵬被打成「右派」後，不僅專員被撤職，遭到開除黨藉，更於1959年將李鵬下放到宜賓五糧液酒廠糧倉庫當保管，並交所謂「群眾管制」，監督勞動。緊接著「大躍進」帶來的三年大飢餓也降臨了。這時李鵬已是年過花甲之人，而且多年軍旅生活，一身傷病，身體狀況極差。劉結挺，張西挺趁勢更對李下毒手，部分控制和切斷了李鵬應享有的醫療費用，宜賓哪家醫院敢不聽劉、張的指示？致使李鵬有病得不到醫治，再加年老體衰，當時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挨餓，作為一個被管制的「右派份子」李鵬自然更無法倖免。但他作為一個五糧液酒廠糧食倉庫的保管，應是一個躲避飢餓的有利條件。當時民間的順口溜都說「炊事員，保管員，餓死了都還有三百斤」，意即這種職業不會挨餓。但李鵬生性耿直，雖然文化不高，卻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因此寧肯挨餓，守著糧倉也不去幹鼠竊狗盜之事。因而終於在政治迫害、疾病、飢餓的多重壓迫下，於1961年4月死於五糧液酒廠。
張西挺在取得對李鵬鬥爭的「偉大勝利」後，得意之餘忽然想起了，當年還曾「笑過一下」的張先生，於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她不經任何會議討論通過，任何組織決定，一張便條蓋個章於1958年，以「漏網右派」的罪名，便把張先生送去了雷馬屏勞改農場。這個比王熙鳳還手毒心狠的張西挺一旦得勢真可謂睚眥必報，笑一下也饒不了你！
文革中的劉、張夫妻店更是紅得發紫，在中共「九大」上，劉、張二人分別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與中央委員。劉結挺、張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被稱為「毛主席的好幹部」。江青還公開說「四川有個造反女將張西挺，很好！」直到老毛死亡，四人幫垮後，在新一輪的階級鬥爭中，劉、張終於成了階下囚。
這時張先生來請求落實右派改正的有關政策。可是落實政策辦公室（簡稱「落辦」）的人一查，當年根本就沒有定張先生為右派的材料。這一下麻煩大了，張成了冒牌的「假右派」了。好在這是全市的首腦機關，當年知情的人大半都還在職。但「落辦」的人說「事情雖是真實的，但總得有個文字根據呀，不然這個右派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於是「落辦」有個很「聰明」的官員便對張先生說「你先來打個申請，我批准，定你為右派，然後馬上再出個文件予以改正，這就落實政策了嘛。」張先生一聽，差一點暈了過去，他說「我當了一回右派，還要申請當二回右派，我是吃多了，還是腦子進了水？」引得辦公室的人哄堂大笑。
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好辦法，先由辦公室出個文件定張先生為右派，鮮紅大印的印油還未乾，打字機又立即啟動，改正張同志的右派問題，予以落實政策。前後最多一個小時。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老張只當了一個小時的右派，沒吃到什麼苦。」實際上人家挨整了二十多年……這堪稱世界頂尖水平的黑色幽默吧！
像李鵬、張先生這樣為人正直，潔身自愛，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少有而難得的。但在一個缺乏民主、人權和法制的社會裏，官場中往往又盛行的是逆向淘汰，劉張等人的飛揚跋扈，飛黃騰達，是最典型的事例。而不與之同流合污者反被視力異端，被孤立，被排擠，最後反而劣勝而優汰。「反右」是這樣，「文革」是如此，改革開放以來又好了多少？李昌平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作為一個鄉鎮領導幹部，被農村的窮困所震驚，直接上書朱鎔基說「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真危險」，這就是「三農」問題的最先由來。這樣一位有良知的優秀幹部，卻為官場所不容，最後自己被迫辭去職務，隻身南下打工。而李鵬那個年代，就更加殘酷，他連打工，自謀生路也不可得，只有在飢餓和疾病折磨下倒斃在糧倉旁邊而成為餓殍。
李鵬的死，再次證明了「反右」運動和階級鬥爭理論的極端荒謬與殘酷。再次證明了，沒有人權，就會挨餓，甚至被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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