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我們不是沒有選擇(圖)

【看中國2014年09月16日訊】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我拖著三歲女兒可靜，參與了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爭普選大遊行。說起來，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因為我在這條路上已不知走過多少回。如有什麼不一樣，那是因為這次有可靜相伴。可靜並不知道什麼是遊行，我也無意給她什麼政治啟蒙。我只是想和她一起走一次這段路。

考慮到可靜年紀小，我決定不入維園，改從中間的灣仔起步。從地鐵站一出來，我們就見到朱耀明、戴耀廷和陳健民三位。他們站在軒尼詩道臨時搭起的一個台上，一 字排開，拿著麥克風，汗流浹背的，大聲呼籲大家捐款支持「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上前和陳健民握手問好。可靜在耳邊問我，這叔叔是誰啊，我說是爸爸的朋 友。可靜又問，他們為什麼在唱歌？她聽到有人在唱《問誰未發聲》。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遂問，你喜歡嗎？她點頭。我說，喜歡便好。我們遂在歌聲中起行。

我們走得很慢。大街上滿是人，平靜而有秩，向著同一方向，默默前行，連口號也不多見。我們都知道為什麼而來，清楚普選這事重要，也深明路極艱難，但卻非站出來不可，因為事關我城未來。空氣中，遂有一份坦然的堅定。

我拖著可靜，看著她細碎的腳步，感受她的小手傳來的溫度，不知何故，我驀然意識到，從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次上街遊行到現在，我的人生，已經走過好長好長一段路。那時候，我一定沒想過，我的少年時代，會在短短兩星期後戛然而止；也一定沒想過，我的命運和香港的命運，從那刻開始改寫；當然更沒想過，在接著下來的 二十五年，我和無數香港人，要在銅鑼灣到中環這條路上，走完一次又一次，留下無數汗水淚水，以及數不清的人生記憶。

四分之一世紀，我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說到底，一切既簡單又純粹，我們想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沿途挫折不斷，有人退出卻也有更多的人加入。我們沒有退縮屈從喪志。 我們沒有識時務。我們做了選擇。我們的選擇，經歲月堆疊，構成了我們的自我，定義了我們的時代。沒有這條遊行之路，我們非我，香港也非今日的香港。故，我 們沒有理由徒然。

「爸爸，我要去廁所。」可靜打斷我的思緒。這可不是小事。我趕忙抱起她，離開隊伍急步四處尋找，最後去了 莊士敦道的天地圖書。從書店出來，我才留意到整條大街被警方封了路，空無一人，和一街之隔人山人海的軒尼詩道形成強烈對照。可靜好興奮，站在沒有電車的路 中央手舞足蹈，高聲歌唱。我站在她後面，用手機偷偷為她拍了一張黑白照，放上微博，配圖文字是「人都去了那裡？」。這是當天我發的許多遊行相片中，唯一一 張沒有被微博小秘書屏蔽的。

然後，雨，傾盆的大雨，突然而至。我和可靜躲在7-11，一邊吃雪條，一邊待雨停。我問，可靜，還想走下去嗎？可靜說，想。我問，為什麽？可靜答，我喜歡。於是，我們隨著人流，一直走到中環。

回到中大的家，已是晚上八時。我陪可靜吃好飯洗好澡，再待她入睡，已是晚上十一時。何芝君老師在面書問我，會否出來聲援學聯的預演佔領中環行動。我說會。我當時並沒多想什麽。我只是想去看看我的學生。

當我再次回到中環，已近凌晨一時。那是和白天完全不同的世界。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坐在遮打道上，警方在外面重重包圍，許多媒體在做直播。現場很平靜，感覺不到什麼慌亂。許多熟悉的朋友和學生都在，也有好幾位立法會議員，但來的老師不多，只有何芝君、陳允中、司徒薇和我。我有一點詫異。然後學聯同學邀請我們 上臺。說實話，這是我不曾意料也不太習慣的。在那樣的場合，我不覺得老師的身份有什麼特別。更何況對著一群早已下定決心公民抗命的人，我這個站在外面尚未 準備好的，似乎說什麼都顯得有點多餘。

我終究和其他老師一起上了臺，並在強烈燈光照射下，對著黑壓壓的人群，說了幾句。我依稀記得，我在最後說，香港已去到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實在沒辦法，我們只能承擔起我們的責任。說到該處，我不自禁抬頭看看四周的高樓以及旁邊嚴陣以待的警察，心頭掠過難以言說的傷痛。爭取民主，為什麼只是我們的責任，而不同時是那些擁有權力的人的責任？為什麼一定是這些年輕人，而不是中環所謂的精英坐在這 裡？短暫佔領中環而不改變中環，這個世界恐怕不會有太多轉變。

我從台上下來後，特意從前面慢慢走到後面。我想好好看看坐在 地上的每一位。路燈昏黃，我一張臉一張臉望過去，然後才發覺，人群如此豐富。例如我看到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伯，手裡拿著枴杖，安詳平和地坐在人群中間。坐在他旁邊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婦人，戴眼鏡穿長衣，神情肅穆。我又看到我教過的一位學生，臉帶微笑，而她剛在早前反對東北發展計畫的示威中被警方起訴。我還見到好些認識多年的朋友。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年青人。警方廣播一直在響，警告他們這是非法集會，隨時會被拘捕。大家很淡定，各自做著自己的事。有人在上 網，有人在打電話，有人在看書，有人在討論。當然，大家都在等待。

這些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他們會選擇來這裡？

在概念上，我對公民抗命一點也不陌生。但當我見到數以百計公民抗命者真實而具體地坐在我面前時，我不僅震撼，而且困惑。要知道，這些人絕大部分不是社運組織者。他們的人生，本來有許多正常的事要做，例如上班上學拍拖睇戲賺錢，以及種種重要的生活目標。而現在，在數十萬人散去後，他們選擇了留下來。做什麼呢？ 等被警察拘捕，並承受一切法律加諸其身的代價。他們應該意識到，他們這樣做，之後整個人生很可能就不再一樣。到底是神信念，以及什麼情感，促使他們做出 這樣的抉擇？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走上去，問一問他們為什麼。也許，他們的答案，會為我們揭示這個城市最大的秘密。

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清場已經開始。和平的示威者，被警方一批一批抬走。沒有叫罵，沒有悲鳴，沒有恐懼。他們手緊牽著手，然後被強行分開，然後身體離開地 面，然後失去自由。由於我沒有按警方指示離開現場，結果也被警方的人鏈和鐵馬團團圍著，迫著默站於警察中間，近距離目睹權力如何具體操作到每個公民身上。 後來我們知道，當晚拘捕了五百一十一人。

我大約七時離開。走的時候，清場仍未結束，維港朝霞滿天。我在寂靜的中環街頭行 走，感覺異常異常陌生。回家已是八時，可靜熟睡正酣。我坐在床邊，緊握她的小手，久久不能言語。中午起來，在同事馬岳和蔡子強倡議下，我們起草了一份「我們支持學生」的聲明。短短兩天，有超過五百位大學老師參與聯署。

我們不是沒有選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