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鄉村特務
文革前的反特片，特務一般都是女的。並且長得十分漂亮，穿的也不俗氣，很是讓人驚羨。特別是那些穿著美式軍服的女特務，讓不少看電影的少年們著迷。農村人喜歡開玩笑，爺爺輩的總是問孫子輩的孩子們：「長大了把北溝的啞巴找來給你當老婆，行不？」
孫子輩的回答：「不，我要那個女特務。」
一般來說，特務對於農村，是很遙遠的事情，反特片就有很少有農村反特的。農村的孩子們，都認為特務們在上海和廣州，因為反特片裡反映的特務，都在上海和廣州當特務，不但農村沒有，就連北京也沒有。農村孩子們，往往把上海和廣州當做是特務的基地，從上海和廣州回到農村的人，孩子們都用看待特務的眼光看待他們。我們村子裡有個在廣州工作的人，回到村子裡，就有孩子們問：「見過特務沒有？」
那個人說：「沒有。」
孩子們就有些不相信地問：「電影裡都說廣州有女特務，你在廣州能看不見？」
那個人笑笑算是回答。
但是到了文革中間，農村就結束了沒有特務的時代。地富反壞右都被鬥爭了一個遍，再鬥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很想找一個其它類型的人鬥爭鬥爭，改改口味。但是農村除了地富反壞右還是地富反壞右，很難找到其它類型的人拉來鬥爭一次。有一天，人們幹活的時候，撿到了一些花花綠綠的從臺灣飄過來的傳單。農村人很奇怪，臺灣那麼遠，這些傳單是咋飄過來的？很是納悶。後來民兵排長到公社開會，公社說那些傳單是臺灣放過來的氣球撒的，在聯繫潛伏的特務。其實撿到傳單的人說，傳單上印的是臺灣的房子和臺灣的公路之類的東西。
有了傳單，就有了特務。
我見到第一個特務是鄰村一個在東北修過鐵路的人，查來查去，就把他當成了特務給抓了出來。原因是他家有一個鏡框，裡面擺著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衣，紮在褲腰裡。他的一支胳膊掐著腰，很是神氣。那個時候，農村是沒有人把上衣扎進褲腰裡的，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人沒有勒皮帶，一般都是褲腰帶，把上衣扎進褲腰裡，就露出了褲腰帶，很不好看。還有那個時候，上衣都是自己母親縫的中式布扣對襟上衣，扎進褲腰也十分難看。照片上，他掐腰的胳膊上，還搭著一件藍色的上衣，背景也很遼闊。農村沒有特務的時候，人們問他：「照片在哪兒照的？」
他說：「在東北。」
人們問：「東北哪兒？」
他說：「往我身後坐火車，一天就到蘇聯了。」
抓特務的時候，人們一回憶就想起來他身後的蘇聯，就把他當成了蘇聯的特務。開斗爭會的時候，他說：「我不是特務。」
鬥爭他的人說：「你到過蘇聯，還不是特務？」
他說：「我沒有到過蘇聯。」
鬥爭他的人說：「你說過坐火車一天就到了蘇聯。」
他說：「我說是坐火車到蘇聯需要一天時間。」
鬥爭他的人說：「你連時間都算好了，是不是想往蘇聯跑？」
他說：「那是火車時刻表上說的。」
無論他怎樣辯解，還是堅定地把他當成了特務，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游鬥。鬥爭地主富農的時候，無外乎就是多交了幾十斤麥子和少交了幾十斤麥子，聽起來很沒有意思。鬥爭特務，能把蘇聯和蘇修聯繫起來，有意思多了。那個時候，坐過火車的人也不多，鬥爭的時候，讓特務交代怎樣修鐵路，火車怎樣開過來，讓人也算是開了一點眼界。
修鐵路的特務鬥爭了一段時間，又抓住了幾個新的臺灣特務。
有一天村子裡來了幾個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們拿著大口袋，五毛錢一斤收購廁所裡經過長年積澱起來的黃白色尿硝。他們說是福建一家炮場的，收購的尿硝用來製造鞭炮。農村生活苦，一年到頭就靠一缸酸菜佐飯。早上酸菜放點鹽，上午鍋裡丟點酸菜放點鹽，晚上依然是酸菜放點鹽。福建人吃不慣酸菜，也吃不慣農村的紅薯糊湯，其中一個年輕一點的問：「你們一年到頭就吃這個？」
都說：「是的。」
那個年輕人兩隻手放在一起，做出一個魚在水裡游的樣子說：「要是我們常年吃這個，就上那邊去了。」意思是偷渡到臺灣或是東南亞其他國家。
他們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務，在村子裡游鬥。和修鐵路的特務一樣，他們也戴上了廣播筒糊的高尖帽子，敲著鑼在村子裡的碾盤上說：「我們是臺灣的特務，收購尿硝不是製造鞭炮的，是製造炮彈的。」年紀大的那個是負責的，說：「我們真不是特務。我們住在海邊，曾有人偷渡，但是我們沒有偷渡，我們不是特務。我們的炮場是縣裡的炮場，有電話，不信你們打電話問問。」
民兵排長說：「問，也要鬥爭幾天再問。」
文革期間，廣播筒除了能夠拿在手裡對著嘴廣播，另一個用途就是制做鬥爭人的高尖帽子。廣播筒是鐵做的，戴在頭上硌的頭皮很疼。這幾個福建人戴著廣播筒高尖帽子被當做特務被鬥爭了三天，挨著耳朵的地方，被廣播筒磨出了血跡。民兵排長才到大隊給福建那家炮場打了電話，證明他們四個不是特務。但是民兵排長說：「他們四個雖然不是特務，但是有人想往臺灣跑，也算是特務，鬥爭他們是正確的。」
特務一旦在村莊出現，就慢慢多了起來，人們腦子裡關於特務這根弦也就跟著繃緊了。村莊北邊有座高山叫馬頭寨，曾因是抗日戰爭期間的一個戰場而著名，在中國軍隊的歷史裡有記載，在日軍的戰史裡也有記載。馬頭寨上殘留的彈殼和沒有打過的子彈，在文革時期，還能找到很多。馬頭寨上有口水井，井口蓋著一個很大的碾盤，據說裡邊丟了很多子彈和槍支。有天夜裡，馬頭寨上空出現了一個耀眼的光團，從寨牆後邊的天空飛過來，滑出一道閃光，最後在寨牆上消失。
有人說：「這是特務的信號彈。」
也有人說：「是特務們聯絡後，想到馬頭寨上起出水井裡的機槍。」
還有人說：「肯定是日本特務。」
因此民兵們連夜集合到馬頭寨上找特務，一直找到天亮才回來，也沒有找到特務的影子。大家都很疑惑，有信號彈，咋能沒有特務呢？
第二天早上去上學，畢業於師專地理系的老師劉道太說：「昨天晚上，你們看到大流星沒有？」
我們都說：「沒有。」
劉道太說：「從馬頭寨上空飛過，滑出很長的尾巴。」
我們都說：「劉老師，那是日本特務的信號彈。」
劉道太說：「是流星。」
放學回去，孩子們都說：「你們昨天夜裡看見的，不是信號彈，是流星。」
民兵排長問：「誰說的？」
孩子們說；「劉老師。」
民兵排長說：「他是民團司令劉顧三的侄子，他胡說，他企圖瓦解我們民兵的鬥志。」
特務多起來的日子，我們小學生也抓住過一個特務。
毛澤東五七指示說：「學校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資產階級統治知識份子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我們的學校，就開始不但學文，也學農學工學軍。學文的課本很簡單，學農也好學，就是到工地上幹活，沒有工廠，農村的孩子學工很難。學軍也不算難，學校號召孩子們都回去做木頭槍和木頭手榴彈。我雖然是個小學生，就用一種叫做野合拐的木頭做了五顆手榴彈，掛在褲腰帶上。還做了一個衝鋒槍，綁了一個紅帶子，掛在肩上。
有了槍和手榴彈，學校就開始在夜里拉練。吃過晚飯，三年級以上到帶帽初中都到學校集合。每個人都帶著手榴彈和步槍機槍衝鋒槍，當然是木頭做的。排著隊踏著夜色，出去拉練。走到半夜，大家都想瞌睡。忽然帶帽初中的同學從前邊拐回來報告校長：「我們抓住了一個特務。」
校長也十分興奮地說：「在哪兒？」
幾個帶帽初中的學生押著一個中年人走過來，說：「特務在這兒。」
中年人說：「我不是特務。」
帶帽初中的幾個學生們說：「他抵賴，他的包裡裝著幾把刀子。」
中年人說：「我不是特務。」
校長問：「你不是特務，裝刀子幹啥哩？」
中年人說:「我是個刪匠。」
農村把閹豬娃的人，叫刪匠。刪匠的刀子很短，很鋒利，在豬娃肚子下隔開一個小口子，把豬娃的睪丸摘去，在刀口上抹一些灰塵，就算是消炎藥，過幾天，豬娃的刀口就長住了。
學長拿出打火機打著，看了看中年人刪豬娃的刀子說：「真是個刪匠，不是個特務。」
70年的一天夜晚，我和一個同學在稻場的石磙上坐著說：「當個知識青年多美氣，過幾天還能回縣城裡看看。」那個時候，農村的孩子一般是不上縣城的，因此很羨慕知識青年，逢年過節都回到縣城裡去。
忽然同學說：「你們屋裡有特務。」
我說：「你胡說。」
同學說：「你看你們屋裡有綠色的火團，一閃一閃，不是在發報吧。」
我扭過身子朝我們的屋子裡看去，真是有綠色的火苗一樣的東西，大概一秒鐘閃一次。
我也以為我們屋裡進了特務，就和同學朝我們屋裡跑去。
沒有特務，是我伯坐在屋子裡，手裡拿著一個打火機，在打火。隨著指頭扣動打火機，手指尖就閃出綠色的火苗。
那個時候，打火機用的是火石。靠火石閃現出來的火星，點著汽油。伯會吸菸，就有一個汽油打火機。
伯坐在屋子裡，罵起來：「XXXX，又沒有汽油了。」
我們才知道，打火機裡沒有汽油，伯就拿著打火機打來打去，試圖點著火來吸菸。我們就以為是電影上特務的發報機，一閃一閃的發報呢。
伯說：「去你五姥那兒借個火回來。」
我就拿著一把麥秸，到正在做晚飯的五姥那兒加了一個火炭，放在麥秸裡，回到家裡一吹，麥秸著了，伯點著煙袋泡池泡池吸起了旱煙。
對於文革期間鄉村的特務記憶，現在看起來很可笑，卻是十分真實的生活。就如同現在，在網路上，某些知識界的人，喜歡隨意給某某弄個漢奸的帽子一樣。
其實這種隨意定漢奸，是文革期間抓特務的遺風在知識界的殘留。想想也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