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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自由潮 (上)(組圖)

2014-06-02 00:30 作者:北明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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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束熾白的碘鎢燈光對著我。也是一架手提式攝像機。

攝像機後邊,是一位金髮碧眼的外國記者。

再後邊,是昏睡在帳蓬裡的學生。

再往後,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再往後,是用繩子攔起的救護通道以及不時鳴著警笛疾馳而去的救護車;……再往後,是人海,走著的、立著的、站著的、躺著的、翹首遙望的、議論紛紛的、焦慮不安的、憤憤不平的,一直延續到不能再延續的地方——那個巍峨雄闊的歷史博物館建築群。

我瞇起眼,側過身,讓開面前的麥克風,擺手示意這位外國記者不要將我和這裡攝入鏡頭。他微微聳了聳肩,固執地換了個姿勢。攝像機鏡頭從我身上緩緩搖開去——

摞得很高的播音器材……同樣摞得很高的稿件……一束鮮艷奪目的插在塑料軟杯中的花束……另一名播音員……埋頭審閱稿件的編輯們……一些空汽水瓶和快餐飯盒……軍大衣和強打精神、眼睛佈滿血絲、沙啞著嗓子談話的學生領袖……佩戴紅袖標的糾察隊員……眉頭緊鎖的護士、醫生……擔架……藥箱……空著的和滿著的葡萄糖水瓶、生理鹽水瓶……

這裡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團廣播站兼指揮部。我已經在這裡度過了兩個不眠之夜。

1,學潮初起

二十多天來,已是第三次赴京。

第一次,是在四月十四日,我與鄭義同行。他要來參加在文藝報召開的他的報告文學作品討論會,同時為他與報告文學家、《強國夢》的作者趙瑜合寫的一個電視報告文學本找一位切磋者。他在文章中同遠志明神交已久,但不相識,而遠志明是我的朋友,於是為他引見遠志明成了我進京的目的之一。此外,我還將和他一起參加電影局舉辦的外國電影觀摩展。他是山西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在所不免,我則試圖為一部應邀撰寫的電視連續劇本尋找靈感,還要順便給某編輯部送一篇稿子。彷彿冥冥之中,一切已經按照預定的軌跡運行。

到京第二天,電視裡傳來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

震驚、惋惜。僅此而已。

鄭義的會議已經結束,我的稿子已經送人,電影觀摩展尚未開始,利用這個空檔,我陪他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找遠志明。志明的妻子告訴我們,他到人民大學去看大字報了。

「大字報?」

「對,人大出現了悼念胡耀邦,要求為他平反的大字報。」

與其坐等,不如也去。先看大字報,再找遠志明。借了他家的自行車,立即奔人大。

——從那一刻起,一輛單車兩個人,我們就上路了。

誰也沒想到,在其後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展現在我們眼前的竟是一次狂飆突起的民主運動。

學潮來勢凶猛,急速發展。天安門廣場很快成了不夜之地。越來越多的人把越來越多的花圈,越來越大的輓聯、悼詞掛上紀念碑越來越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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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胡耀邦逝世引發八九學潮。越來越多的人們把越來越多的悼詞、輓聯、標語掛上越來越高的地方。攝於1989年4月19日。選自《獻給自由》。

2,新華門前

四月二十日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群眾裡三層外三層為學生助威。樹上、果皮筒上、自行車上、三輪車、平板車上,居高臨下者們被翹首掂足的人們要求現場報導。一陣哄喊,人流後退。

「怎麼了?嘿!哥們兒,轉播一下呀!」

「出來好多當兵的。操!手裡拿著槍呢。」

「當兵的出來了,拿著槍。」

「他說什麼,哎,你剛說什麼?當兵的從哪出來了?」

「樹上說的,從新華門裡出來了好些當兵的。」

又一陣哄喊,人流往前湧。人們節奏鮮明地齊聲高喊:「李鵬,出來!李鵬,出來!」

「丫挺的真不夠意思!學生都坐好幾個鐘頭了,就是不出來說說話。」

「嘿!剛才又怎麼了?別光顧自個兒看呀!」

「哎,轉播轉播,不然你下來讓我上去。」

「別介!你那麼胖,一上來樹該折了!」

「那你倒說呀。」

「當兵的站成一排,三排,擋住新華門啦。」

「他說什麼,胖師傅?」

「他說當兵的站成三排,擋住學生了。不讓學生沖新華門是吧?嘿!樹上的?不讓學生沖新……」

「我操!這陣勢,夠嚇唬人的。噢,學生又住裡湧呢。」

「學生又往裡湧啦。」

「又往裡湧啦!」

……

我奮勇地上了一回果皮箱,片刻就給擠下來了。

鄭義連推帶托又將我弄上牆緣,那是新華門兩側做著標語用的牆,此刻已經扒滿了人。這回我看清了:全副武裝的軍警與群眾對峙著,將新華門擋了個水泄不通。在他們面前的地下,是一大片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的學生。學生周圍,老百姓人頭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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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在軍警面前的地下,是一大片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的學生。學生周圍,老百姓人頭攢動。攝於1989年4月19日。選自《獻給自由》。

接下來,就從長安街以西來了軍車、宣傳車,劈劈啪啪跳下來的軍人們,一個個面色鐵青,人牆一般排排佈陣,層層擴大地盤。官方的宣傳車來回亂轉著警告:

為了維護交通秩序,限大家在幾點幾分以前自動散去,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午夜時分,寬闊的長安街上,除了這些滿載武警的車,再無任何其他車輛,也極少過路的行人、自行車。學生們深夜以後來此靜坐,正是出於交通秩序方面的考慮。不知要維護什麼交通?

人群一陣陣向後跑,又一點點往回蹭。又一陣大幅度向後跑,再一點一點往回蹭……

3,和平請願書

次日上午,我醒來時不見了鄭義。

鄭義下午五時許回來時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另外兩個是遠志明和謝選駿(青年神話學家,因參與「八九民運」曾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審查」)。他們表情有些嚴峻,說昨晚警察打學生了。

鄭義從兜裡掏出了所有的東西:通訊錄、記事本、記者證、中國作協會員證。他說,他們今天擬定了一封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當局不要以武力鎮壓學生的和平示威,要求與學生對話。信上已有大批知識界名人的親筆簽名。簽名還在繼續,而他們三人要親自去中南海呈交此信。鄭義給了我一個複印件,讓我好生等他回來,說他最遲晚上八點回來。謝選駿接茬說,「你往晚裡說,省得萬一沒趕回來她著急。」

「九點,」鄭義說,「九點以前准回來了。」

我說我也去,「你不用,」他說。

「我得去。」

「坐不下。」

「什麼?」

「車裡坐不下。」

出去一看,果然一輛紅色小轎車停在路邊。「回去回去回去吧。」三人一塊將我攆回招待所,鑽進那紅色的一團便拐彎不見了。

八點沒回來,八點半沒回來。九點還是沒回來。九點半。十點。十點半。十一點。我以為他們隨時會推門而入,卻始終沒有。

他們怎麼和司機說的?如果進去十五分鐘以後還不見出來,請立即空車返回,告訴人們,他們出事了。真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嗎,他們被抓起來了,僅僅因為他們給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表達心願、提出建設性意見的聯名信?

4,遊行開始了

大街上隱約傳來口號聲。

我奔出門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過遊行隊伍。北大、人大、清華、北師大、政治學院、北航、民族學院、……隊伍秩序井然,緊靠馬路右側,外圍是手拉手的糾察隊。毫無疑問,這既是出於維護交通方面的考慮,又可防止別有用心者混進隊伍。標語口號表達了心聲:「耀邦,我們來送您了!」「耀國興邦、英名永垂」、「打倒官倒、清除腐敗」、人民警察愛人民」、「愛國無罪」、「我們要民主、要廉政」、「對話」

……一幅巨大高聳的標語牌,由十幾名學生分組抬著由遠而近。鮮明醒目的大字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遊行隊伍都從這裡通過。前不見首,後不見尾,浩浩蕩蕩。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龐大最年輕的一支自由、主體的大軍,真正的「人」的大軍。此刻,這支大軍正邁著人類尊嚴的步伐,熱情澎湃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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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攝於1989年5月4號。選自《獻給自由》。:1989年的「五·四青年節」,長安街被自由民主浪潮席捲,遊行隊伍不見首尾。

我猛然衝出人群,站在遠離圍觀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動的淚水。卻發現朦朧街燈下,口號聲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湧來另一支自由、主體的大軍——人民。

老百姓裡三層,外三層。平日裡事不關己的冷漠神情一掃而去。他們伸出雙指向學生示意,舉起自製的上寫「大學生萬歲!」「你們辛苦了!」的小牌子向學生致敬,他們和學生一起呼口號,並自覺地協助糾察隊維護遊行隊伍的秩序。

「你急什麼?等這截過完了你再過。」一位中年人對一位推自行車的青年人說。

青年人更加抓耳撓腮:「我是想到馬路當中送他們一程,這邊全是人了,人行道騎不成。」

馬路當中,正有一個龐大的群眾自行車隊與學生同行。

「那也不行,你沒見人家手拉手攔著哪!」

隊伍接近西四,圍觀群眾的情緒和人數已遠遠超過了學生。人們將人行道欄杆上的交通標語,折隱前一半——「高高興興上班去」,剩下後一半——「平平安安回家來」——挺挺舉起,向學生們示意。人民是學生的後盾,是學生的家,這半句話寄託了多少父老兄弟姐妹的擔憂和關切!學生們眼睛濕潤了,喉嚨哽噎著,對路邊的人群聲聲說:「謝謝,謝謝。」

西單,已是人山人海。人們站在街道、巷口、商店,站滿過街天橋、十字路口,擠滿公共汽車窗口,伸出了如林的手臂。萬頭攢動,鎂燈閃開,口號聲聲,人們含淚含笑含著前所未有的憂慮和欽佩,送學生們走向一個偉大的壯舉。

「人民」這個字眼,一下子變得具體生動。

「人民萬歲!」

文化大革命時,只有一個人喊這口號。他不是人民。

現在,人民自己說:人民萬歲!

這意味著人民不再是一盤散沙,一群漠不關心自己權利和義務的烏合之眾。在權力的金字塔底座,他們終究意識到他們不是一塊塊被砌壘在各自行業、身份上的無知無覺的石頭,他們開始從意識上、乃至行為上聯合成一個巨大的整體,第一次找到了足以消除彼此之間種種差異的共識。他們從對學生的共同的支持和關切中,從民主與廉政的呼聲中找到了默契。

第一次,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中國人開始相互認識了。

如莫札特的純淨加上蕭邦的熱情加柴可夫斯基的恢宏加上瓦格納的激勵加上貝多芬的雄壯加上德沃夏克的新大陸……有人聽過這樣的交響嗎?

曾經在八四年那個失戀的冷秋,我走在長安街頭,突然聽北京站震耳欲聾的鐘聲。鐘聲裡仰頭西望,一輪紅色正在緩緩落去。那一刻,我銘心徹骨地憶起了米開朗基羅的那句話:

「把世界還給人,把人還給他自己。」

從新街口、西四、西單一路走來,走上長安街,走在人山人海,人海人山之中、被巨大默契的心之海席捲,我又一次銘心徹骨地憶起了這句話,又一次感到一種崇高美,感到生命的新一次升華。

這是一種無法逃避的選擇:我選擇審美我就必須選擇人生;我選擇審美的藝術和真誠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須選擇生命的自尊自愛和自衛;我選擇個體生命的自尊自愛和自衛,同時也就選擇了對全人類及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愛護和捍衛。我捍衛人類的尊嚴,就不能不為洶湧的民主潮流所感動,所溶化,所升華。

5,第一個不眠之夜

有人湊近來,想看我在一張紙上正記什麼。——我隨學生走了一路記了一路。我正在從三千年前和幾十年後、也許幾百年後甚至幾干年後觀看眼前的遊行,我正置身不可多得的歷史事件中。我有一個很惶惶然的念頭:此刻每一分鐘都勝於平庸年代裡的平庸一生。馬斯洛所說的那種高峰體驗,人終其一生只能出現不多的幾次,而我以為,一個社會的高峰體驗,一個民族的高峰體驗更是百年不遇,千載難逢。這樣的體驗此時此刻正在發生!它轉瞬即逝,所以我得抓緊記錄。緊走幾步,甩開後邊的人。我認為他們不可能理解我的做法:用一隻禿筆記錄這浩翰的場面,太笨拙了。

身後竟有人喊我的名字。回頭一看是柯雲路(著名作家,後因參與八九民運被太原公安局收審)和他的妻子羅雪柯。

「你記什麼呢?」

不好意思。我手一抬,一揮,一大片,「這些。」

「就你一人?」

看來他們並不奇怪我的笨拙。

「鄭義丟了,」我說。

然後,掏出那份上書複印件,說我明天要去魯迅文學院徵集簽名。柯雲路在閱讀這封上書和簽名時,嚴肅之極,他不時地皺起眉頭躲避著湊上來的圍觀者,那架式大約和我剛才躲避他們差不多。

明知在廣場人山人海中根本無望碰到鄭義們,我仍焦慮不安。因為差不多可以碰到的熟人都碰到了。隔著幾層人,我對北大作家班隊伍裡的一位熟人喊:「知識界聯名上書人大、中央了,支持你們。可是鄭義、遠志明、謝選駿一去沒回來,至現在下落不明。」一通歡呼淹沒了我的聲音。他們只聽見了前半句。

凌晨時分,我在中南海兩個門和府右街轉來轉去,那輛紅色小轎車杳無蹤影。我截了一輛熟人的自行車滿懷希望回到住所。打開門,沒有人。什麼東西都沒動過。我留的字條還在桌子上。

次日下午,我從悼念胡耀邦的人牆中,費盡了氣力,踉蹌著再次回到住所。鄭義正舉著保溫瓶往嘴裡灌幾天前的涼開水。我問信送到了嗎,他說不知道,我問信呢,他說交了。我問怎麼交了還說不知道送到沒?他說真是交了又不知道送到沒。

摸摸他頭不發燒,我說你累了。他說我是累了我們都累死了也氣死了。我們在中南海幾個門之間來回跑,就是沒人理我們!最後理我們了,卻把我們反著胳膊擰了進去。一進去就審問姓名年齡職業單位黨否,還是不收我們的信也不轉交。四十分鐘後我們拿著信出來了,小車早就沒影了。後來我們絕望了,乾脆又去了大會堂跟治喪委員會的人說對對對這信就是給你們的,給哪都行給了就行。我們都挺不住了!給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信沒想到這麼難!這是什麼樣的官僚機構!然後我們陪學生一直在廣場待到天亮。一會說要清場一會說要戒嚴,我們真不忍心學生們獨自承擔風險,追悼會一開始我就往回走啦!

他一口氣說完,頭一歪,眼一閉,片刻,鼾聲大作。

我知道他說「陪學生」,學生其實並不知道。我知道廣場上昨夜上萬市民、工人、知識份子、社會名流都是懷著這樣的心情這樣的目的在學生靜坐圈外徘徊著,渡過了第一個不眠之夜。

6,八九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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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月4號,數以萬計的學生步行約20公里,遊行抵達天安門廣場。攝於1989年5月4日。選自《獻給自由》。

二次進京是「五·四」。鄭義已先期到京了。他被延請為那一年度電影金雞獎評委,從一號起,就沒日沒夜地坐在中國影協的小放映室裡接受國產影片的轟炸。因為有他在京,我便為自己找到了不安份守己的理由。再說,一輩子就去「五·四」運動發源地過一次青年節不為過矣。對自己這麼說著就上了火車。下了火車奔天安門而去。地鐵和公共汽車都載著心急火燎的人們,卻只在廣場前兩站停,要麼就過了廣場才停。

這一天,沒有廣場這一站,連它的前後兩站也沒有。

不過這一招根本無濟於事。

成千上萬的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向廣場。今天是什麼日子政府知道,老百姓也知道,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

進入廣場的幾個口都有警察攔路把守,汽車不准進,自行車不准進,三輪車、平板車、童車……舉凡有軲轆的都不許進。徒步的人們從幾個路口魚貫而入。

紅旗招展,字幅標語林立。陽光燦爛,萬里無雲。

社會各界都上街了。經常引起觀者們陣陣歡呼的是中央某些直屬機關的隊伍、國務院下屬部委的隊伍、各民主黨派的隊伍。這些平日裡出入刁斗森嚴之地,衣冠楚楚、舉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穩的灰色形象,如今也走上街頭「犯上作亂」了。他們帶給廣場的興奮和鼓舞絲毫不比外地進京的各高校隊伍差。

整個廣場突然向東面傾斜了去!順勢遠望,一個巨大橫幅上,「首都新聞界」五個大字格外醒目。《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科技日報》、記者協會……都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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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89年5月4號,首都新聞界上街,要求開放報禁。網路圖片

「我們要講真話」、「開放報禁」、「新聞自由」、「新聞改革」、「我們不是傳聲筒」……一串串標語在人頭上、人縫中一一閃過。——不是中國人,很難體會看到這些標語聽到這些口號時的心情。「潮水般地……」這詞彙只能描繪廣場盛況,但心呢?那百萬顆在胸臆間跳動的中國心呢?

我僵直在這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如滄海一粟,聽憑洶湧狂濫的洗禮和隆隆濤聲震撼,心中浪潮洶湧澎湃。民主、科學;「五四」精神沒有被饅頭沾血的悲哀所淹沒,終於化作街頭百萬人民的呼聲,響徹東方這一片古老的土地。(待續)

註:

這是1993年3月在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的《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一書的第二章,原名《自由潮》。本章(分三部分發表)當時寫作時,出於安全考慮,隱去了諸多人事和姓名。這次發表,因一些歷史情況和人事情況有所變化,涉及事件姓名酌情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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