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被螫的「黃蜂」 有點小故事(圖)
——拜訪夾邊溝右派蒲一葉
【看中國2014年05月29日訊】前記：委託《縱覽中國》網站發表我採訪夾邊溝右派蒲一葉的文字，其中包括訪談、夾邊溝餓亡右派寫給妻子的求助家書、夾邊溝農場回覆給死亡家屬的信件、「黃蜂」反黨集團的原始大字報《向市委進一言》、《右派蒲一葉的單獨材料》、《關於改正「黃蜂反黨集團」一案的報告》，以及一些當事人照片和蒲一葉先生的手稿照片。
我相信，這些文件和證據都是第一次面世，第一次帶到海外發表，都是蒲一葉先生在撰寫回憶錄《流放夾邊溝》時，到檔案館蒐集來的，死難者家屬保存多年親手交給他的。
全部發表，意在紀念五十多年前，三千多位在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高臺明水農場被中共殘酷屠殺的右派分子，特別紀念受訪人蒲一葉先生提到的：
王世琪，男，二十幾歲(不詳)，原天水團市委學生部部長，「黃蜂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餓死夾邊溝農場。(有《關於改正「黃蜂」反黨集團一案的報告》為證。)
「小上海」，姓何，名字不詳，男，二十歲，夾邊溝右派，餓亡。
裴教授，名字不詳，男，五十多歲，蘭州某大學教授，餓死於夾邊溝農場。
王景全，男，四十七、八歲，北京大學法律習畢業(屆數不詳)，原甘肅省天水市第三中學老師，餓死於夾邊溝。(有夾邊溝農場給死亡家屬回信為證)
王寶真，男，年齡不詳，因為對天水市委分配工作不滿意，上吊自殺在市委的樹上，被市委書記劉書銀說成是「革命的叛徒」。(有《向市委進一言》黃蜂，為證)
我們不沒有忘記你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依娃
受訪人：蒲一葉，男，77歲，甘肅省天水市人。原天水市共青團委秘書。
1955年從天水一中畢業，因患心臟病，不能參加高考，到共青團天水地區委工作。
1957年，被定為「黃峰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劃為右派份子；送夾邊溝勞動教養。
退休後寫有回憶錄《流放夾邊溝》，等待出版。
時間：2012年8月30日
採訪地點：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蒲一葉先生家
依：蒲伯伯，你好，請說說前後去夾邊溝的情況？
蒲：我是五六年參加工作的。那一年考大學，因為心臟有病，體檢不合格，就沒有參加考試，後來學校動員我參加工作，就到共青團天水市委工作，當時年齡也就是剛好二十歲。
所以到了五七年鳴放的時候，我膽子是很大的，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什麼原因呢？一個是年輕，一個是家庭個人的歷史比較單純一點，就比較敢說話。最關鍵是對黨、對毛(澤東)是毫無保留的相信的，一片忠誠。上面號召鳴放的時候，讓黨員、團員帶頭，有啥說啥。
我們幾個人的大字報，《向市委進一言》，把市委書記說得是相當得徹底的，也很尖銳。其他人都不敢說，都是大家平時敢怒而不敢言的東西。大字報就給貼出去了。
依：是你一個人寫的，還是幾個人寫的？
蒲：是大家寫的，是共青團天水市委幾個年輕人寫的，署名「黃蜂」，最後就把我們打成了「黃蜂反黨集團」。為什麼叫「黃蜂」呢？這裡面有點小故事，大字報寫好後，讓大家簽名，大家都不太願意簽自己的名字，因為市委的領導都經常見面，覺得不好意思。就有人說：「用個筆名，代表我們大家。」我就說：「用個黃蜂算了。」我記得有個雜誌叫《蜜蜂》，急急忙忙中，我記錯了，記了個黃蜂。蜜蜂變成了黃蜂。沒想到，這個黃蜂是有頭呢？
依：哈哈，黃蜂還螫人呢。
蒲：就是，黃蜂厲害是厲害，是有頭呢。大字報貼出去以後，市委正在開擴大會議，天水市大大小小的領導都參加了，大家都站在那裡看我們的大字報，反響很大。當時有這麼一個正面的東西，抨擊市委的官僚作風，幹部特殊化作風。人傳人，到處都在傳說。我們當時還得到了表揚，基層的團組織都在積極響應，支持我們的大字報。後來到了反右的時候，把基層的團組織的領導人都牽連上了。
處理的時候，參加鳴放的九個人，七個被劃成了右派，其他兩個被劃成右派言論，這基本上就是一網打盡。去年，有一個王主任來採訪我的時候說：「‘黃蜂反黨集團’我找了半天，檔案裡面沒有材料。你說奇怪不奇怪？」
依：你當時的角色是不是個「蜂頭」？
蒲：不是，我不是。我是一個小蜜蜂，是跟著干的。當時的團市委書記是胡志忠，現在八十多歲了，還健在，被定為「黃蜂反黨集團的」養蜂人，我們都是蜂，都是一夥子蜂。這個事情鬧大了，《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副漫畫，就是我們的胡書記，他是養蜂人，放出來一群帶刺的蜂，朝著紅太陽扑著去了，意思是扑向毛和黨中央了。
依：就是針對你們這個事件畫的漫畫嗎？
蒲：當時很轟動，就上了《中國青年報》了。可能就是個五七年的秋天，《甘肅日報》上先是有一篇，是五七年的十月份了，有個通訊員報導，配發了一張漫畫，說天水市團委做為黨的助手，怎麼樣怎麼樣。這是我後來發現的，報紙我都保存著。是五七年的十月份。
當時處理的時候，第一個骨幹分子是王世琪，他是省學聯的主席，團縣委學生部的部長，被送到夾邊溝，死在了夾邊溝。我是第二個骨幹分子，被打成了極右，被送到夾邊溝。當時沒有宣布極右，說「黃蜂反黨集團」主要骨幹分子，就是我們兩個。再下來還有一個叫張冀敞，後來在小學當校長，當了一輩子校長，再還有一個王文斌，是團委政治部部長，王文斌我聽說已經過世了，八十多歲了，死在清水了。下面還有一些人，一個女的叫葉子蘭，少年部的部長，專管少先隊的。一共就是給戴了幾頂帽子，九個人。處理的最嚴重的就是我和老王，被送到了夾邊溝，
夾邊溝，我是五八年五月八號的月去，到了六零年的十二月二十一號回來的。
依：你當時成家了沒有？
蒲：沒有，沒有，我去的時候二十二歲，回來的時候是二十四歲。回來的時候就找不到對象。成了臭不可聞的臭狗屎。
依：你去之前，有沒有戀人？
蒲：有，有，有。
依：有沒有受影響？
蒲：我們的關係相當好的。她去年去世了，叫個唐淑娟，她是我們一中(天水市第一中學)的校花，哈哈哈。我到團市委參加工作以後，(朋友插言說：蒲一葉先生年輕的時候長得帥，能寫善畫，很活躍)，我們一起打乒乓球，一起演出節目，關係還可以。她常來找我，聊天玩耍。但是到了反右開始，我給她捎了個條子，說：「咱們趕緊停止，你不敢再找我了。」我害怕把她牽連上，人家年輕著哩。
依：唐淑娟當時多大？
蒲：高三，也就是個十八歲。小姑娘，很單純。
依：她願意不願意和你分手？
蒲：我當時估計那個形式，開開批判會，批判幾天，過了就啥事都沒有了。想不到有這麼嚴重的後果，自己都不知道。批判我的那時候，國慶節我有事，騎著自行車到了東橋頭，一路上沒有人理睬我，都躲避著。我就遇到唐淑娟，她站在樹下面。我低頭走過，她喊著叫我：「一葉，一葉。」我沒有啃聲，就加快蹬著車子跑了。就再沒有見過面，那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以後考上大學了，民族學院畢業以後被分配到了烏魯木齊，就再沒有聯繫過，因為身份、地位都很懸殊了，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成了賴蛤蟆了，沒有希望了。
依：她的母親有沒有反對你們的交往？
蒲：她媽開始很支持，看我性格好，在市委工作也挺好的，就對我說：「我的丫頭還小，還唸書著哩，咋成天鑽在一起？」哈，哈哈。從那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面。
依：是你的初戀嗎？
蒲：算是吧，我到團市委去了以後，搞活動很積極，經常組織打乒乓球、搞演出，就認識了唐淑娟。我有那個意思，就給她寫了封信，寫得很簡單，像通訊員捎的一種，反正就是表示了那個意思。當時追求唐淑娟的人相當得多，那(求愛)信多得很，還有部校的軍管，信多的顧不上看。
依：你咋把她能追成女朋友呢？
蒲：信寫去了以後，我就沒指望回信，反正寫出去，心願就了了。結果還收到了一封回信，信是團委的通訊員給送去的。她的回信也很簡單，說我現在也是求學階段，和任何人不交(男女)朋友。我一看一肚子氣，你還這麼驕傲的？就漲氣了。結果過了兩天晚上，我在機關住著呢，唐淑娟和一個女孩來了，這個女孩後來就是XX的老婆，陪伴著唐淑娟來了，到我的團機關來了。那是傍晚了，我就很高興，有些喜出望外。哈，哈哈，當時她穿的那個衣裳到現在我都記得。她說要打乒乓球，我們就在會議室打了幾板子。後來她說要借書哩，我是宣傳部的人，書多得很。她挑了幾本書，《靜靜的頓河》什麼的，恐怕也是看不懂。又到我宿舍來，和我下棋。她還愛做詩，讓我看她寫的詩……那時候，兩個人的確是很相投。
這個事情，你看，就是沒有反右，也不會成功。因為我已經在團市委工作了，再想上大學是不可能的。我有先天性心臟病，治不好。你說，她人去上大學，天南海北的，根本就不可能，她最後不是也分到新疆去了。
依：這一段初戀，一段感情，是美好的，我們現在只是回憶一下。
蒲：是，是，初戀就被反右打掉了。我從夾邊溝回來以後，找對象找了六個，都失敗了。有的見面以後，看這個小夥子人還可以，還戴個眼鏡，像個知識份子，我那時候就戴眼鏡了。人家問我的情況，我就老實說：「我犯過錯誤。」人家問：「犯的啥錯誤？」我說：「右派。」有些人一聽，就馬上走了，就不看我了，就結束了。當時，工作單位的一個老同志，很熱情，給我介紹他的親戚，就是他的侄女，在食堂工作，文化水平也不高，在北道食堂工作。見面以後，這個姑娘的媽就說：「你給我的丫頭介紹對象，姓啥都能行，只要不是右派。」但我就是一個右派。哈，哈哈哈，就結束了。哈哈哈。我就成了困難戶了。
依：請你說一說你去夾邊溝的情況。
蒲：夾邊溝我是五八年的五月八號去，一共是兩年零八個月。那麼多人死了，我為什麼沒有死在夾邊溝，呢？你一定想問，我給你說說。
因為當時年輕，我年輕但是體力弱，管教幹部知道我有先天性心臟病，是個出不了力氣的人，也就不強迫我做過累的活。再一個我個子矮小，飯量小。給上一點，就能吃的差不多了。再一個，家裡我的母親經常給我接濟家裡省下來的食品。這樣就算把小命沒有送掉，算是活著回來了。
依：媽媽給你寄什麼東西？
蒲：干饃，干饃片片，有時候寄炒的熟面，炒麵，有時候還寄來一斤點心。咋弄來的，我都不知道，六零年餓死人的那個年間，點心根本就買不到。最後從夾邊溝農場轉移到高臺明水河農場，就是大量死人的時候，我媽從天水跑到高臺專門去看了我一次。當時正下大雪著哩，我媽當時還不到四十歲，提著一個箱子，裝滿了食品去看我。下了火車，都不知道是咋樣走來的。我見我媽的時候，我媽都成了雪人了，滿身滿頭都是雪，眉毛上眼睫毛上都是雪。就凍成那個樣子。我媽就怕我給餓死了，那是最關鍵的時候，死活就是看有沒有那一口。那一箱子東西吃到中央工作組來，把我轉移到新華農場，生活就開始改善了。
依：你有東西送來，有沒有人偷你的東西吃？
蒲：哎呀！偷的厲害，我的東西他偷不走。
依：你咋保存呢？
蒲：我媽給我提來的羊皮箱子，我睡覺的時候就枕著，當我的枕頭，硬是硬點，但讓我能放心。
依：那你睡著了呢？
蒲：睡著是睡著，你開我的箱子我可知道，再說我的箱子還鎖著呢，一下兩下也開不了。
依：那你給不給別的人吃？
蒲：給哩，如果我不給別人給，人家有了吃的東西也不給我吃了。我隔壁住著個小上海，他家裡寄來的有桂元，還不是桂元肉，是桂元做的丸藥，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他要用這個丸藥換我的饃，因為那個丸藥吃上不解那個餓。我想了想，說可以。他就給我了幾個桂元丸子，我就給了他半個饃，做成了這筆生意。我吃上那個桂元丸子，力量相當大，頭也不昏了，身上也有力氣了，人也能坐起來了。
我鋪位隔壁是金塔縣檢查院的院長，家裡人來看他帶來一瓶子豬油，他說：「你口張開！」我問：「讓我張口幹什麼？」他說：「你就張開！」我的眼睛餓得迷迷糊糊的，嘴巴張開，一杓子豬油就餵到我的嘴裡了，那個好吃，好香，就沒法說了。
我就欠了人家的了，我媽來了以後，就把我的東西給他了一點。這就是小上海，和這個院長，睡在我的一個左邊，一個右邊，算是我的「隔壁鄰居」。
依：那你上工的時候，吃的東西咋辦呢？不怕偷嗎？
蒲：那時候住在地窩子裡面，人都動彈不了了，大小便都在鋪上了，已經不上工了，都成天躺著，不像個人了。
以前上工的時候，家裡寄來東西，都在被子下面壓著，晚上睡在上面就保險了。五個人一間小房子，出來上工就把門給鎖了，人出工就走光了，屋裡沒有什麼人，也就沒有什麼人偷。那個李景沆(天水第一中學老師，基督徒，被打成右派，送到夾邊溝，寫有《蒙恩歷程》，現年九十歲。)，就是你見過的，我就說李老師怎麼拿著個鐵锨，當成扁擔，背著個木頭箱子，背個箱子幹什麼？走到哪裡背到哪裡幹什麼？他是個木匠，自己做下的箱子。我一問，他才說被賊偷過。什麼原因呢？他是在木工組，門是敞開的，他幹活的時候顧不上看，就被偷得干乾淨淨。
依：把他全部吃的都偷走了？
蒲：全部，全部都偷走了，吃的東西都被偷了。他大哭起來，像死了娘一樣。我就問：「啥事情？」他說東西被偷光了，餓得睡不著。他知道是木工組的人偷的，又沒有抓住人，又沒有證據，也沒有辦法。李老師去了以後，表現還很天真，晚上餓得睡不著了，就去辦公室找那個趙幹事，在門口喊：「報告。」趙幹事問：「三更半夜的，啥事？」李老師說：「我餓得睡不著。」趙幹事說：「去，叫廚房給你加半個饃！」結果李老師吃上了半個加的饃，糟糕了，消息傳開了，第二天，趙幹事睡覺的窗子前面，人就圍的滿滿的，像等待人給丟食的魚。都要半個饃哩，就不給了。
依：你說說你認識的人的死亡。
蒲：我旁邊的「小上海」死了。叫我看，他死前從早到晚都是喊：「媽媽____！媽媽____！媽媽___呀！」哭著叫他媽媽，小上海年紀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二十歲。我就說：「你忍一忍，你媽在上海呢，聽不見你叫，你叫啥呢？」他還是哭，還是叫，聲音小了，哭得難過得很。那天晚上，睡覺之前，他很安靜，睡覺前就說：「蒲哥，就睡覺了，也許，我做夢能看見我媽媽…….」第二天，上午了「小上海」還是不出聲，我一搖，沒反應，人的頭朝裡面的牆，腳在過道裡，人在半夜就死了。就來了兩個人，被子一卷，腳抓住，就給拖出去了。我這一邊就空下了，「小上海」已經死了，我就能睡得寬展些了。
金塔縣檢查院的院長好著哩，還活著哩，可能現在還在哩。剛開始地窩子裡面住了有四十多個人，擠得密密麻麻的，正像是蜂窩。過了幾天，剩下不到十個人了。
依：那三十多個人就是死了？
蒲：都死光了。
依：這個「小上海」叫什麼名字？
蒲：我不太曉得，知道他姓何，我叫他小何。
依：他是從哪裡去的？還有那些人是在你身邊死亡的？
蒲：有一個教授，姓裴，名字說不上。是蘭州來的，晚上睡下以後，睡不著，又餓，心情又不好，就要找人說話。他就喊：「小蒲，你剛念報紙，好幾個字念錯了。」我就不信，我說：「不會吧，報紙上那麼幾個字，我還能念錯。」「你認真聽，我給你說。」他一一說來，果不其然，我是把幾個字給念錯了。我就有興趣了，就想天黑了，利用這個時間學些東西。這個裴教授對古今中外的歷史清楚得很，講得有理有據。什麼《說文解字》，一個字有幾個讀法，在什麼地方怎麼用，講得很好，都是我不知道的內容。以後，就餓死了，當時年紀有個五十歲了。就在那麼個條件下，他個人的衛生還是搞得相當好，干乾淨淨。別看是教授，針線還做得好，縫縫補補的。一天到晚抽著個旱煙鍋子，這是一個我記得餓死的。
還有一個是，你看，還有一個餓死的王。你想想，一天不到三兩面，三兩面熬的糊糊，早晨喝上些，晚上喝一點，加上天氣寒冷，零下二十幾度的戈壁灘，沒有爐子沒有炕。還有關鍵是人絕望了，啥時候能回去？已經絕望了，能不能回去？就是解除勞動教養，把我留在這裡怎麼辦？這麼艱苦的地方，風沙這麼大？不見人不見鬼的地方，老婆孩子怎麼辦？每個人都是顧慮重重。
我的顧慮不太大，我的父親在鐵路上工作，我的媽媽在街道上工作，沒結婚，沒有後顧之憂。這一個老王，家裡一個老婆，五個娃娃當時就沒有飯吃。
依：有沒有給你一點工資，或者生活費？
蒲：按國務院規定，給右派一個月十八元錢，給到夾邊溝的人一個人一月十八塊錢。
依：給你家有沒有錢？
蒲：那不管。這十八塊錢，除了伙食、除了發的衣裳，籃顏色的棉襖，褂褂子，大概一個人還能剩下幾塊錢，就發給個人。有六塊的、四塊的、三塊的，三個等級。當時還有個小商店，能賣點水果糖、辣椒麵、醬油膏這些東西。最後就啥都沒有了，只能買個墨水，還有煤油燈裡的煤油、燈捻子。就是這三、四塊錢，有些人還要攢下給家裡寄去，給老婆孩子，養家餬口哩。
這一個王老師，叫王景全，是三中的老師。他的女人帶著三個兒子，兩個女子，一共五個孩子，就沒有辦法過，就挑些野菜吃野菜，賣野菜，給人家洗衣裳，右派家屬去找工作根本就沒有人要。一家老小娃娃這麼大，差點就都餓死了，就在那個情況下，供應一點油一點面，還炸點油餅子，蒸點饃，給丈夫寄去。這個女人不簡單，現在還在哩，去年還來看過我。
這個反右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話，他解放前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在甘肅省法院當過審判員。鳴放的時候就說了一句話，他不想說話，因為他的歷史不太清楚，但是不說話又不行。他被領導警告了，不說話就不行。他就說了一句：「建議把我們的法制健全一點。」這一句話就不得了，人家將無產階級專政哩，你講法制哩。
依：他這樣說，人家理解就是法制不健全嘛。
蒲：對，對，哈哈，人家就是這樣分析的。你說健全，不健全才要健全嘛。就把他給送到夾邊溝「健全法制」去了。
依：他當時多大？
蒲：也就是四十六、七歲，我還有王老師給他家寫的信的原件，我有，拿來給你看看。(蒲先生去找信)你看，他寫信在開頭，還是說我們的形勢大好，三面紅旗迎風飄怎麼樣，鑼鼓喧天，向黨報喜，我改造成功了怎麼樣。最後說我想吃什麼東西，請寄一點來，還不敢說挨餓。都是不允許對外說吃不飽肚子，信都是讓幹部查看了才能寄出去。
依：夾邊溝還鑼鼓喧天紅旗飄？我看看這個信。
夾邊溝右派王景泉給妻子曹友蹯的明信片全文抄錄：(也許王景泉想家信總之是要讓管教幹部審查後，才能寄去，不如寫封明信片，隨意讓人檢查吧，只要能寄出去。)
友蹯：：
祝你們新年快樂！
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我以病軀還在鼓足幹勁，來了一個開門紅。在元月一日、二日兩天裡，參加積肥七十萬斤的勞動，提前完成，向領導報喜。敲鑼打鼓放鞭炮，我們的60年是多麼令人幸奮呀！不知你們那裡怎麼樣？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了沒有？我很久沒有收到你們的信，很是想念。現在新年過了，春節要到了，除預祝你們春節愉快！祝你和孩子們的工作情況，學習情況、健康情況。盼望你來信告訴我一下。
我現在臉腫、腳腫，時愈時犯，成為身體虛弱，一點不能抵抗這裡經常的寒風。希望在你的經濟條件許可下，給我做一件皮背心，更需要油脂類的食品補養。你們在春節所買到的豬油，或者炸下的油果子給我寄寫來更好。葡萄糖、維他命太貴不必寄了。
寫次順祝，你同孩子們健康，並順便問營民、燕民孩子們兩位舅舅安好。
泉書於病休中
60，1，18。
依：這位王景泉老師活下來了嗎？
蒲：沒有，餓死在夾邊溝了。她的老婆去找墳墓，那麼多，根本就找不到。回來後，她不甘心，又給夾邊溝農場場部寫信，想把王景泉的墳遷移回來。廠場部還算是給她回了信了，讓她自己去找。這是她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回信。你看，這是原件。
葛友蹯同志：
你夫王景泉的墓址，經查夾邊溝農場場部西至沙口上，從墓面看，墓碑編號為25號墓。墓上我們原有磚碑標記，墳裡並埋有用石頭漆出的名字。但目前由於夾邊溝農場已經撤銷，時間也很長了，墓碑是不有的可能被風化不清。我們的意見是，時間長久，路途遙遠，不遷是否可行。如果你萬一要遷，那也是可以的。墓的詳細地址是到夾邊溝農場後，向新天路去的大路左拐，不遠即到。
此致敬禮！
甘肅省地方下河清農場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蒲一葉註釋：夾邊溝農場撤銷後，其檔案資料移交給下河清農場)
依：在夾邊溝的時候，餓的時候，你有沒有找什麼東西吃？
蒲：肚子餓的時候，我不找東西吃。因為我飯量小，基本能吃飽。再一個我有個毛病，不喜歡弄野菜吃。有些人找些野菜，用一個缸子，拿到灶房的爐口，大概一煮就吃掉了。
我不是餓得特別的厲害，你看，餓得過度了就不餓了。你們想像不到，我餓的頭昏，走不成路。
我比較瘦小，飯量也小，活動量也小，一直都能維持。到最後快不行了，家裡我媽媽帶來一箱子東西，救了我的命了。有些彪形大漢，簡直餓瘋了，抓住啥都吃。
依：有沒有人搶你的東西吃？
蒲：沒有，沒有，你看，都是些幹部、知識份子，都愛面子。偷吃是普遍的，只要你能偷到就吃上。所以五個人的房子那個鎖子就要緊得很，地窩子就沒有鎖子，挖個窯洞的洞口，掛著個毯子，毯子一揭就進去了。人睡得東倒西歪的，人就都睡著哩，坐都坐不起來了。那個時候死的人，一天恐怕幾十、上百的死哩。
依：死人最多是什麼時候？
蒲：六零年的十二月份。就在那時候，中央搶救人命的來了，我也就得救了。
我和李(景沆)老師的觀點不太一樣。第一，夾邊溝並不可怕。
依：不可怕？！
蒲：並不可怕，管教幹部不都是那麼可怕，管教我的那個對我挺好的。李老師對管教他的幹部是深惡痛絕，各有各的角度。還有劉廠長，是個工農幹部，是劉志丹下面的一個大隊長。那個人沒文化，但人挺好的，講話也很實事求是。如果誰把人捆上一繩子，劉廠長也不會說他的好話。現在，我前前後後回想起來，就像看了一部小說一樣，有情節有故事。
依：你自己眼睛看見的死亡有多少？
蒲：就是我住的地窩子的人，我看見了。住的遠的，名字叫不上來。為啥原因，到了高臺明水河以後，住的人給打亂了，不是原來那個樣子，好多人都不認識。
電影《夾邊溝》那個嚴重失真了，王兵，也來採訪過我，太年輕。你想地窩子就那麼個窄窄的過道，在電影上那麼寬哩，還擺著桌子，哪來的桌子？還有碗和筷子，哪來的碗和筷子？根本就不存在。還擺著個暖壺，哪裡來的暖壺？我看著可笑得很。
依：就是說沒有暖壺？
蒲：根本沒有，吃飯不用碗，也不用筷子。
依：不用碗、筷子，拿什麼吃？
蒲：用個盆子，一人給舀上一杓子，當時一口氣就喝光了，就倒下去了。早晨喝稀，晚上喝稀，昏昏沉沉睡著哩。這是一個。
我覺得活到現在，從反右到現在，想起來很可笑。你想把我整死還沒有整死，有些人還健在。整了我們的市委書記、組織部長這些人死的一乾二淨。張建組是個局長，對我說：「老蒲，你咋怪那些人呢？」我說：「不怪那些人怪誰？」那時候那些人還活著，他說：「關鍵都受毛的害了。」哈，哈哈哈。我說：「你現在不當領導了，說話還膽子大起來了。」
當時感覺緊張得很，好像已經走投無路了，時時刻刻就會死了。現在想想，再艱難困苦都走過來了。
依：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夾邊溝死這麼多人都是你眼見的。我問你的時候，你說夾邊溝並不可怕，我就不好理解。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蒲：我始終覺得像看一本小說，我原來愛看小說，我就是一個旁觀者。有的人快死了，就叫；「來人呀……來人呀。」和死人睡在一起我都不害怕，就那個事情。
依：你看到你旁邊的人死了，有沒有很悲傷？哭泣？
蒲：也麻木了，前一天還說話著哩，第二天人已經硬幫幫的了。半夜裡是死人的高峰，半夜，死的最多，最厲害的時候，人心臟跳動的慢了，就不行了。我正睡著哩，聽人叫我哩，眼睛睜開看，頭頂上舉著一個馬燈，就是那個趙幹事，他說：「口張開！」我就口張開，他就給我罐了一杓子紅糖水，這是搶救人命的措施。有一天，我頭疼的厲害，半夜哭著哩，趙幹事提著個長手電筒，看看我的眼仁，都散光了，就套上馬車，連夜送到場部，住了兩天醫院，是重感冒，算是把我給救了。所以，現在有的人罵趙幹事，也要實事求是。到他的角度，誰都要管哩，那是人家的工作。
那些幹部，壞人是有哩，有那麼幾個。一般的還可以。
依：你所說的壞人是壞到什麼程度？
蒲：捆人、吊打、扣飯、偷人家死人的手錶，右派裡面有些是華僑，有的戴著名表，有的還有美金，人死了，都被他們拿去了。還有一個幹部，胳膊上戴著好幾個表，死人的遺產都成他們自己的了，不給死人家屬。
我們市還有一個夾邊溝回來的右派，今年九十七歲了，已經談不成話了。叫個張開麗，他的女人是個很有名的兒科專家，我最近去看了一下，根本沒辦法交談，一天到晚都在笑嘻嘻地，腦筋已經老年痴呆了。
依：把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以後，有沒有正式的文件，什麼補償？
蒲：回來以後，我算是比較幸運，民政局的局長熊思茂，那個人心思很好，臨時把我安排到收容站上，就是外流人員檢查收容站。我們是半路上截人，截往陝西跑的人，不讓出去。為啥收容人？是人跑光了，地怎麼辦？誰種哩？今年不種明年吃啥哩？我幹這個工作最大的好處，能吃飽。要多少糧食就給多少，比如晚上收容了五十個人，第二天早晨跑了四十個人，下午勞動的時候就剩下三個人了。所以糧食也沒有辦法控制，就把我們三四個工作人員給吃美了。吃的當時的照片臉腫得(胖的)這麼圓的。
依：都是收容的什麼人？
蒲：都是咱甘肅往你們陝西跑的人，到火車站、到窯洞裡頭、到街上、還有旅館，就這四個地方收人。弄上七、八個人給我們幫忙，都是外流人員，出生好、成分好，身強力壯的，聽話的。把那些逃民收來以後，往原籍送。我的身份是幹部，收容站的站長是個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老幹部，另外還有一個武警幹部。我負責登記、審查，當保管員。下面這幾個人還願意給我們幹活，因為能吃飽肚子了。天黑了就帶人出去收人，來了以後登記，買票，然後強制送回家去。他們都不願意回去，送到半路就跑掉了。
我們負責把人送到北道，北道有轉移站，送到各縣各鄉。
依：一天能收容多少人？
蒲：也就是六、七十個人。幹那個人要勤快一點，六點，天黑了，要去查旅店，有些是在旅店住著哩。候車室過夜的，十二點以後去找。這些都不是壞人，都是被生活所迫的農民，有些是出來做生意的。其中百分之一、二的流竄犯。這些人很危險，搶劫、偷盜，什麼事情都干。所以給那些去收容的人都配備著手槍和長槍。這些人混雜在農民自流裡面是很危險的，結果審查核對，把這部分人就交給公安方面了。一般農民給買上票，給上三天的乾糧就送回去了。
依：我個人對甘肅人當時的逃荒、收容、遣送很有興趣，你多講一講。
蒲：那時候，去了陝西的婦女很多，如果你去陝西把人往回領，常常能把你打死。人家的老婆，養活了幾年了，你去領當然不行。
我很僥倖，把一個人給領來了。哈哈，哈，我記得是陝西省的興平縣鑼鼓村。
依：你和誰去領的？
蒲：我作為民政局的幹部去的。人家的丈夫是個當兵的，在新疆當兵。我和這個隊長，隊長以介紹對象的名義把這個婦女賣到陝西的，我們把隊長抓住教訓：「你把人看著領回來，不然就給你判刑哩。」因為這是軍婚，現役軍人，民政局很重視。這個隊長很年輕，也就是二十四、五歲。
「這咋弄哩？」我就發愁，我去了全莊子人反對，鐵锨镢頭提起來能把你打個半死。我們非常僥倖的原因是啥？我們三個人在興平縣鑼鼓村一下車，看見四、五個婦女，頭上頂著花手巾，陝西婦女不是喜歡把手絹頂在頭上，叫帕帕頭上戴。我們剛下車哩，這個隊長眼睛尖，一下子上去一把抱著，抱著就喊：「秀美，秀美，你認得我嗎？」秀美心軟，猶豫了一下，就開走了。我對隊長說：「這怎麼辦？咱們回去嗎？」隊長著急著立功贖罪，就追上對秀美說：「咱們回去，現在甘肅不挨餓了」。秀美說：「我不回，現在我在陝西攢下一點糧票、一點棉花，我還要和人家告個別哩，不能不說一句就走嘛。我這樣走，對不起人家。良心上過不去呀。「我覺得這個秀美是個好人，回去了出不來怎麼辦？她說：「你放心。」結果去還順利，把她的衣裳東西都收拾好，那個男人也乾脆，他就說：「你們當幹部的也來了，他男人在新疆當兵也不容易，那就跟上你們回去。」他可能也害怕，這個是軍婚，弄不好會判刑。就放回來了。我對隊長說：「你給弄點吃的。」就給我們弄了點苞谷干飯，我說：「這飯咋吃下去呢？」結果就在房背後拔了一個蘿蔔，把泥土搓了一些，我們就下著吃了。總之人領回來了，任務完成了。結果那個莊裡的人還很厚道，對秀美說：「你去了，就好好的過日子去。」把秀美安慰了一下。如果遇上凶一點的，根本人就帶不走。
依：人家有沒有生娃娃？
蒲：沒有娃娃。
依：那個秀美有沒有哭？丈夫有沒有哭？
蒲：沒有，沒有。秀美還很高興。那個男人最後沒有見面，我們在村裡隊長家等著，秀美來了，那個男人好壞給了些棉花，說你們甘肅現在還是困難，拿回去用去。人家人還好，有的人去陝西領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回來了，還有被打死的。根本領不回來人。這是六二年，甘肅情況稍微好些了。
依：你再去陝西領過人沒有？
蒲：我去了一次，再不去了。我那時候年紀不大，弄不好被打殘了。你餓的時候往陝西跑，肚子吃飽了，來領人來了，把你不打死去？全村子人來打人哩。
陝西的省委書記張德生和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吵架哩，張仲良是陝西人，張德生就罵：「你看你弄得那個爛爛攤子，我把你多少下來的女人都給你養活下來了。你還不領我的情？不然我給你全部斷了，你的罪就更大了。」張仲良在甘肅犯下的罪大得很，夾邊溝的右派就是他的「功勞」，他到哪兒都跑不了。
我幹了幾年，我又到統戰部，統戰部的嚴部長，找我談話，我說：「啥事情。」人家說：「研究給你抹帽子哩。」我說：「這好。」帽子就給摘了，就正式定工資了。以前是每一個月有三十塊生活費，定了以後是一個月四十九塊，幹部行政二十四級，從那以後就沒有什麼負擔了，就一直工作到七九年元月，右派份子就做了個錯案，就改正了。改正以後，我恢復了政治名譽，我的黨籍問題一直沒有回覆，啥原因？我的擋案找不見了。
依：你們的「黃蜂集團」有沒有一個糾正？
蒲：「黃蜂集團」作為一個冤案，徹底推倒。他們說：「這個檔案裡沒有誰把你們劃成反黨集團，那是報紙上給宣傳的。」這就是推卸責任哩。
我在收容站幹完，到文教局，又到衛生局，以後到文化大革命，我沒有什麼災難了。有兩派，我那一派都沒有參加，啥原因？人家都嫌棄我，所以我還佔了便宜。以後就到干校三年勞動，干校出來又到一個公社，以後就到工商局……。退休就到現在，我想了想，我這個右派當的不虧，我當時的確是提了意見的。
我根據我個人的經歷，寫成了這本《流放夾邊溝》，還沒有機會出版，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沒有人敢給出。
依：這都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你都保存好，會出版的。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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