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5月29日讯】前记：委托《纵览中国》网站发表我采访夹边沟右派蒲一叶的文字，其中包括访谈、夹边沟饿亡右派写给妻子的求助家书、夹边沟农场回复给死亡家属的信件、“黄蜂”反党集团的原始大字报《向市委进一言》、《右派蒲一叶的单独材料》、《关于改正“黄蜂反党集团”一案的报告》，以及一些当事人照片和蒲一叶先生的手稿照片。
我相信，这些文件和证据都是第一次面世，第一次带到海外发表，都是蒲一叶先生在撰写回忆录《流放夹边沟》时，到档案馆搜集来的，死难者家属保存多年亲手交给他的。
全部发表，意在纪念五十多年前，三千多位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高台明水农场被中共残酷屠杀的右派分子，特别纪念受访人蒲一叶先生提到的：
王世琪，男，二十几岁(不详)，原天水团市委学生部部长，“黄蜂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饿死夹边沟农场。(有《关于改正“黄蜂”反党集团一案的报告》为证。)
“小上海”，姓何，名字不详，男，二十岁，夹边沟右派，饿亡。
裴教授，名字不详，男，五十多岁，兰州某大学教授，饿死于夹边沟农场。
王景全，男，四十七、八岁，北京大学法律习毕业(届数不详)，原甘肃省天水市第三中学老师，饿死于夹边沟。(有夹边沟农场给死亡家属回信为证)
王宝真，男，年龄不详，因为对天水市委分配工作不满意，上吊自杀在市委的树上，被市委书记刘书银说成是“革命的叛徒”。(有《向市委进一言》黄蜂，为证)
我们不没有忘记你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依娃
受访人：蒲一叶，男，77岁，甘肃省天水市人。原天水市共青团委秘书。
1955年从天水一中毕业，因患心脏病，不能参加高考，到共青团天水地区委工作。
1957年，被定为“黄峰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划为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退休后写有回忆录《流放夹边沟》，等待出版。
时间：2012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蒲一叶先生家
依：蒲伯伯，你好，请说说前后去夹边沟的情况？
蒲：我是五六年参加工作的。那一年考大学，因为心脏有病，体检不合格，就没有参加考试，后来学校动员我参加工作，就到共青团天水市委工作，当时年龄也就是刚好二十岁。
所以到了五七年鸣放的时候，我胆子是很大的，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年轻，一个是家庭个人的历史比较单纯一点，就比较敢说话。最关键是对党、对毛(泽东)是毫无保留的相信的，一片忠诚。上面号召鸣放的时候，让党员、团员带头，有啥说啥。
我们几个人的大字报，《向市委进一言》，把市委书记说得是相当得彻底的，也很尖锐。其他人都不敢说，都是大家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的东西。大字报就给贴出去了。
依：是你一个人写的，还是几个人写的？
蒲：是大家写的，是共青团天水市委几个年轻人写的，署名“黄蜂”，最后就把我们打成了“黄蜂反党集团”。为什么叫“黄蜂”呢？这里面有点小故事，大字报写好后，让大家签名，大家都不太愿意签自己的名字，因为市委的领导都经常见面，觉得不好意思。就有人说：“用个笔名，代表我们大家。”我就说：“用个黄蜂算了。”我记得有个杂志叫《蜜蜂》，急急忙忙中，我记错了，记了个黄蜂。蜜蜂变成了黄蜂。没想到，这个黄蜂是有头呢？
依：哈哈，黄蜂还螫人呢。
蒲：就是，黄蜂厉害是厉害，是有头呢。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市委正在开扩大会议，天水市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参加了，大家都站在那里看我们的大字报，反响很大。当时有这么一个正面的东西，抨击市委的官僚作风，干部特殊化作风。人传人，到处都在传说。我们当时还得到了表扬，基层的团组织都在积极响应，支持我们的大字报。后来到了反右的时候，把基层的团组织的领导人都牵连上了。
处理的时候，参加鸣放的九个人，七个被划成了右派，其他两个被划成右派言论，这基本上就是一网打尽。去年，有一个王主任来采访我的时候说：“‘黄蜂反党集团’我找了半天，档案里面没有材料。你说奇怪不奇怪？”
依：你当时的角色是不是个“蜂头”？
蒲：不是，我不是。我是一个小蜜蜂，是跟着干的。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是胡志忠，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健在，被定为“黄蜂反党集团的”养蜂人，我们都是蜂，都是一伙子蜂。这个事情闹大了，《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副漫画，就是我们的胡书记，他是养蜂人，放出来一群带刺的蜂，朝着红太阳扑着去了，意思是扑向毛和党中央了。
依：就是针对你们这个事件画的漫画吗？
蒲：当时很轰动，就上了《中国青年报》了。可能就是个五七年的秋天，《甘肃日报》上先是有一篇，是五七年的十月份了，有个通讯员报道，配发了一张漫画，说天水市团委做为党的助手，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报纸我都保存着。是五七年的十月份。
当时处理的时候，第一个骨干分子是王世琪，他是省学联的主席，团县委学生部的部长，被送到夹边沟，死在了夹边沟。我是第二个骨干分子，被打成了极右，被送到夹边沟。当时没有宣布极右，说“黄蜂反党集团”主要骨干分子，就是我们两个。再下来还有一个叫张冀敞，后来在小学当校长，当了一辈子校长，再还有一个王文斌，是团委政治部部长，王文斌我听说已经过世了，八十多岁了，死在清水了。下面还有一些人，一个女的叫叶子兰，少年部的部长，专管少先队的。一共就是给戴了几顶帽子，九个人。处理的最严重的就是我和老王，被送到了夹边沟，
夹边沟，我是五八年五月八号的月去，到了六零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回来的。
依：你当时成家了没有？
蒲：没有，没有，我去的时候二十二岁，回来的时候是二十四岁。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对象。成了臭不可闻的臭狗屎。
依：你去之前，有没有恋人？
蒲：有，有，有。
依：有没有受影响？
蒲：我们的关系相当好的。她去年去世了，叫个唐淑娟，她是我们一中(天水市第一中学)的校花，哈哈哈。我到团市委参加工作以后，(朋友插言说：蒲一叶先生年轻的时候长得帅，能写善画，很活跃)，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一起演出节目，关系还可以。她常来找我，聊天玩耍。但是到了反右开始，我给她捎了个条子，说：“咱们赶紧停止，你不敢再找我了。”我害怕把她牵连上，人家年轻着哩。
依：唐淑娟当时多大？
蒲：高三，也就是个十八岁。小姑娘，很单纯。
依：她愿意不愿意和你分手？
蒲：我当时估计那个形式，开开批判会，批判几天，过了就啥事都没有了。想不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都不知道。批判我的那时候，国庆节我有事，骑着自行车到了东桥头，一路上没有人理睬我，都躲避着。我就遇到唐淑娟，她站在树下面。我低头走过，她喊着叫我：“一叶，一叶。”我没有啃声，就加快蹬着车子跑了。就再没有见过面，那是最后一次见面。
她以后考上大学了，民族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乌鲁木齐，就再没有联系过，因为身份、地位都很悬殊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成了赖蛤蟆了，没有希望了。
依：她的母亲有没有反对你们的交往？
蒲：她妈开始很支持，看我性格好，在市委工作也挺好的，就对我说：“我的丫头还小，还念书着哩，咋成天钻在一起？”哈，哈哈。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依：是你的初恋吗？
蒲：算是吧，我到团市委去了以后，搞活动很积极，经常组织打乒乓球、搞演出，就认识了唐淑娟。我有那个意思，就给她写了封信，写得很简单，像通讯员捎的一种，反正就是表示了那个意思。当时追求唐淑娟的人相当得多，那(求爱)信多得很，还有部校的军管，信多的顾不上看。
依：你咋把她能追成女朋友呢？
蒲：信写去了以后，我就没指望回信，反正写出去，心愿就了了。结果还收到了一封回信，信是团委的通讯员给送去的。她的回信也很简单，说我现在也是求学阶段，和任何人不交(男女)朋友。我一看一肚子气，你还这么骄傲的？就涨气了。结果过了两天晚上，我在机关住着呢，唐淑娟和一个女孩来了，这个女孩后来就是XX的老婆，陪伴着唐淑娟来了，到我的团机关来了。那是傍晚了，我就很高兴，有些喜出望外。哈，哈哈，当时她穿的那个衣裳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要打乒乓球，我们就在会议室打了几板子。后来她说要借书哩，我是宣传部的人，书多得很。她挑了几本书，《静静的顿河》什么的，恐怕也是看不懂。又到我宿舍来，和我下棋。她还爱做诗，让我看她写的诗……那时候，两个人的确是很相投。
这个事情，你看，就是没有反右，也不会成功。因为我已经在团市委工作了，再想上大学是不可能的。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治不好。你说，她人去上大学，天南海北的，根本就不可能，她最后不是也分到新疆去了。
依：这一段初恋，一段感情，是美好的，我们现在只是回忆一下。
蒲：是，是，初恋就被反右打掉了。我从夹边沟回来以后，找对象找了六个，都失败了。有的见面以后，看这个小伙子人还可以，还戴个眼镜，像个知识分子，我那时候就戴眼镜了。人家问我的情况，我就老实说：“我犯过错误。”人家问：“犯的啥错误？”我说：“右派。”有些人一听，就马上走了，就不看我了，就结束了。当时，工作单位的一个老同志，很热情，给我介绍他的亲戚，就是他的侄女，在食堂工作，文化水平也不高，在北道食堂工作。见面以后，这个姑娘的妈就说：“你给我的丫头介绍对象，姓啥都能行，只要不是右派。”但我就是一个右派。哈，哈哈哈，就结束了。哈哈哈。我就成了困难户了。
依：请你说一说你去夹边沟的情况。
蒲：夹边沟我是五八年的五月八号去，一共是两年零八个月。那么多人死了，我为什么没有死在夹边沟，呢？你一定想问，我给你说说。
因为当时年轻，我年轻但是体力弱，管教干部知道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是个出不了力气的人，也就不强迫我做过累的活。再一个我个子矮小，饭量小。给上一点，就能吃的差不多了。再一个，家里我的母亲经常给我接济家里省下来的食品。这样就算把小命没有送掉，算是活着回来了。
依：妈妈给你寄什么东西？
蒲：干馍，干馍片片，有时候寄炒的熟面，炒面，有时候还寄来一斤点心。咋弄来的，我都不知道，六零年饿死人的那个年间，点心根本就买不到。最后从夹边沟农场转移到高台明水河农场，就是大量死人的时候，我妈从天水跑到高台专门去看了我一次。当时正下大雪着哩，我妈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提着一个箱子，装满了食品去看我。下了火车，都不知道是咋样走来的。我见我妈的时候，我妈都成了雪人了，满身满头都是雪，眉毛上眼睫毛上都是雪。就冻成那个样子。我妈就怕我给饿死了，那是最关键的时候，死活就是看有没有那一口。那一箱子东西吃到中央工作组来，把我转移到新华农场，生活就开始改善了。
依：你有东西送来，有没有人偷你的东西吃？
蒲：哎呀！偷的厉害，我的东西他偷不走。
依：你咋保存呢？
蒲：我妈给我提来的羊皮箱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枕着，当我的枕头，硬是硬点，但让我能放心。
依：那你睡着了呢？
蒲：睡着是睡着，你开我的箱子我可知道，再说我的箱子还锁着呢，一下两下也开不了。
依：那你给不给别的人吃？
蒲：给哩，如果我不给别人给，人家有了吃的东西也不给我吃了。我隔壁住着个小上海，他家里寄来的有桂元，还不是桂元肉，是桂元做的丸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他要用这个丸药换我的馍，因为那个丸药吃上不解那个饿。我想了想，说可以。他就给我了几个桂元丸子，我就给了他半个馍，做成了这笔生意。我吃上那个桂元丸子，力量相当大，头也不昏了，身上也有力气了，人也能坐起来了。
我铺位隔壁是金塔县检查院的院长，家里人来看他带来一瓶子猪油，他说：“你口张开！”我问：“让我张口干什么？”他说：“你就张开！”我的眼睛饿得迷迷糊糊的，嘴巴张开，一勺子猪油就喂到我的嘴里了，那个好吃，好香，就没法说了。
我就欠了人家的了，我妈来了以后，就把我的东西给他了一点。这就是小上海，和这个院长，睡在我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算是我的“隔壁邻居”。
依：那你上工的时候，吃的东西咋办呢？不怕偷吗？
蒲：那时候住在地窝子里面，人都动弹不了了，大小便都在铺上了，已经不上工了，都成天躺着，不像个人了。
以前上工的时候，家里寄来东西，都在被子下面压着，晚上睡在上面就保险了。五个人一间小房子，出来上工就把门给锁了，人出工就走光了，屋里没有什么人，也就没有什么人偷。那个李景沆(天水第一中学老师，基督徒，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写有《蒙恩历程》，现年九十岁。)，就是你见过的，我就说李老师怎么拿着个铁锨，当成扁担，背着个木头箱子，背个箱子干什么？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干什么？他是个木匠，自己做下的箱子。我一问，他才说被贼偷过。什么原因呢？他是在木工组，门是敞开的，他干活的时候顾不上看，就被偷得干干净净。
依：把他全部吃的都偷走了？
蒲：全部，全部都偷走了，吃的东西都被偷了。他大哭起来，像死了娘一样。我就问：“啥事情？”他说东西被偷光了，饿得睡不着。他知道是木工组的人偷的，又没有抓住人，又没有证据，也没有办法。李老师去了以后，表现还很天真，晚上饿得睡不着了，就去办公室找那个赵干事，在门口喊：“报告。”赵干事问：“三更半夜的，啥事？”李老师说：“我饿得睡不着。”赵干事说：“去，叫厨房给你加半个馍！”结果李老师吃上了半个加的馍，糟糕了，消息传开了，第二天，赵干事睡觉的窗子前面，人就围的满满的，像等待人给丢食的鱼。都要半个馍哩，就不给了。
依：你说说你认识的人的死亡。
蒲：我旁边的“小上海”死了。叫我看，他死前从早到晚都是喊：“妈妈____！妈妈____！妈妈___呀！”哭着叫他妈妈，小上海年纪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二十岁。我就说：“你忍一忍，你妈在上海呢，听不见你叫，你叫啥呢？”他还是哭，还是叫，声音小了，哭得难过得很。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很安静，睡觉前就说：“蒲哥，就睡觉了，也许，我做梦能看见我妈妈…….”第二天，上午了“小上海”还是不出声，我一摇，没反应，人的头朝里面的墙，脚在过道里，人在半夜就死了。就来了两个人，被子一卷，脚抓住，就给拖出去了。我这一边就空下了，“小上海”已经死了，我就能睡得宽展些了。
金塔县检查院的院长好着哩，还活着哩，可能现在还在哩。刚开始地窝子里面住了有四十多个人，挤得密密麻麻的，正像是蜂窝。过了几天，剩下不到十个人了。
依：那三十多个人就是死了？
蒲：都死光了。
依：这个“小上海”叫什么名字？
蒲：我不太晓得，知道他姓何，我叫他小何。
依：他是从哪里去的？还有那些人是在你身边死亡的？
蒲：有一个教授，姓裴，名字说不上。是兰州来的，晚上睡下以后，睡不着，又饿，心情又不好，就要找人说话。他就喊：“小蒲，你刚念报纸，好几个字念错了。”我就不信，我说：“不会吧，报纸上那么几个字，我还能念错。”“你认真听，我给你说。”他一一说来，果不其然，我是把几个字给念错了。我就有兴趣了，就想天黑了，利用这个时间学些东西。这个裴教授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清楚得很，讲得有理有据。什么《说文解字》，一个字有几个读法，在什么地方怎么用，讲得很好，都是我不知道的内容。以后，就饿死了，当时年纪有个五十岁了。就在那么个条件下，他个人的卫生还是搞得相当好，干干净净。别看是教授，针线还做得好，缝缝补补的。一天到晚抽着个旱烟锅子，这是一个我记得饿死的。
还有一个是，你看，还有一个饿死的王。你想想，一天不到三两面，三两面熬的糊糊，早晨喝上些，晚上喝一点，加上天气寒冷，零下二十几度的戈壁滩，没有炉子没有炕。还有关键是人绝望了，啥时候能回去？已经绝望了，能不能回去？就是解除劳动教养，把我留在这里怎么办？这么艰苦的地方，风沙这么大？不见人不见鬼的地方，老婆孩子怎么办？每个人都是顾虑重重。
我的顾虑不太大，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我的妈妈在街道上工作，没结婚，没有后顾之忧。这一个老王，家里一个老婆，五个娃娃当时就没有饭吃。
依：有没有给你一点工资，或者生活费？
蒲：按国务院规定，给右派一个月十八元钱，给到夹边沟的人一个人一月十八块钱。
依：给你家有没有钱？
蒲：那不管。这十八块钱，除了伙食、除了发的衣裳，篮颜色的棉袄，褂褂子，大概一个人还能剩下几块钱，就发给个人。有六块的、四块的、三块的，三个等级。当时还有个小商店，能卖点水果糖、辣椒面、酱油膏这些东西。最后就啥都没有了，只能买个墨水，还有煤油灯里的煤油、灯捻子。就是这三、四块钱，有些人还要攒下给家里寄去，给老婆孩子，养家糊口哩。
这一个王老师，叫王景全，是三中的老师。他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两个女子，一共五个孩子，就没有办法过，就挑些野菜吃野菜，卖野菜，给人家洗衣裳，右派家属去找工作根本就没有人要。一家老小娃娃这么大，差点就都饿死了，就在那个情况下，供应一点油一点面，还炸点油饼子，蒸点馍，给丈夫寄去。这个女人不简单，现在还在哩，去年还来看过我。
这个反右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他解放前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在甘肃省法院当过审判员。鸣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想说话，因为他的历史不太清楚，但是不说话又不行。他被领导警告了，不说话就不行。他就说了一句：“建议把我们的法制健全一点。”这一句话就不得了，人家将无产阶级专政哩，你讲法制哩。
依：他这样说，人家理解就是法制不健全嘛。
蒲：对，对，哈哈，人家就是这样分析的。你说健全，不健全才要健全嘛。就把他给送到夹边沟“健全法制”去了。
依：他当时多大？
蒲：也就是四十六、七岁，我还有王老师给他家写的信的原件，我有，拿来给你看看。(蒲先生去找信)你看，他写信在开头，还是说我们的形势大好，三面红旗迎风飘怎么样，锣鼓喧天，向党报喜，我改造成功了怎么样。最后说我想吃什么东西，请寄一点来，还不敢说挨饿。都是不允许对外说吃不饱肚子，信都是让干部查看了才能寄出去。
依：夹边沟还锣鼓喧天红旗飘？我看看这个信。
夹边沟右派王景泉给妻子曹友蹯的明信片全文抄录：(也许王景泉想家信总之是要让管教干部审查后，才能寄去，不如写封明信片，随意让人检查吧，只要能寄出去。)
友蹯：：
祝你们新年快乐！
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我以病躯还在鼓足干劲，来了一个开门红。在元月一日、二日两天里，参加积肥七十万斤的劳动，提前完成，向领导报喜。敲锣打鼓放鞭炮，我们的60年是多么令人幸奋呀！不知你们那里怎么样？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了没有？我很久没有收到你们的信，很是想念。现在新年过了，春节要到了，除预祝你们春节愉快！祝你和孩子们的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健康情况。盼望你来信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脸肿、脚肿，时愈时犯，成为身体虚弱，一点不能抵抗这里经常的寒风。希望在你的经济条件许可下，给我做一件皮背心，更需要油脂类的食品补养。你们在春节所买到的猪油，或者炸下的油果子给我寄写来更好。葡萄糖、维他命太贵不必寄了。
写次顺祝，你同孩子们健康，并顺便问营民、燕民孩子们两位舅舅安好。
泉书于病休中
60，1，18。
依：这位王景泉老师活下来了吗？
蒲：没有，饿死在夹边沟了。她的老婆去找坟墓，那么多，根本就找不到。回来后，她不甘心，又给夹边沟农场场部写信，想把王景泉的坟迁移回来。厂场部还算是给她回了信了，让她自己去找。这是她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回信。你看，这是原件。
葛友蹯同志：
你夫王景泉的墓址，经查夹边沟农场场部西至沙口上，从墓面看，墓碑编号为25号墓。墓上我们原有砖碑标记，坟里并埋有用石头漆出的名字。但目前由于夹边沟农场已经撤销，时间也很长了，墓碑是不有的可能被风化不清。我们的意见是，时间长久，路途遥远，不迁是否可行。如果你万一要迁，那也是可以的。墓的详细地址是到夹边沟农场后，向新天路去的大路左拐，不远即到。
此致敬礼！
甘肃省地方下河清农场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蒲一叶注释：夹边沟农场撤销后，其档案资料移交给下河清农场)
依：在夹边沟的时候，饿的时候，你有没有找什么东西吃？
蒲：肚子饿的时候，我不找东西吃。因为我饭量小，基本能吃饱。再一个我有个毛病，不喜欢弄野菜吃。有些人找些野菜，用一个缸子，拿到灶房的炉口，大概一煮就吃掉了。
我不是饿得特别的厉害，你看，饿得过度了就不饿了。你们想像不到，我饿的头昏，走不成路。
我比较瘦小，饭量也小，活动量也小，一直都能维持。到最后快不行了，家里我妈妈带来一箱子东西，救了我的命了。有些彪形大汉，简直饿疯了，抓住啥都吃。
依：有没有人抢你的东西吃？
蒲：没有，没有，你看，都是些干部、知识分子，都爱面子。偷吃是普遍的，只要你能偷到就吃上。所以五个人的房子那个锁子就要紧得很，地窝子就没有锁子，挖个窑洞的洞口，挂着个毯子，毯子一揭就进去了。人睡得东倒西歪的，人就都睡着哩，坐都坐不起来了。那个时候死的人，一天恐怕几十、上百的死哩。
依：死人最多是什么时候？
蒲：六零年的十二月份。就在那时候，中央抢救人命的来了，我也就得救了。
我和李(景沆)老师的观点不太一样。第一，夹边沟并不可怕。
依：不可怕？！
蒲：并不可怕，管教干部不都是那么可怕，管教我的那个对我挺好的。李老师对管教他的干部是深恶痛绝，各有各的角度。还有刘厂长，是个工农干部，是刘志丹下面的一个大队长。那个人没文化，但人挺好的，讲话也很实事求是。如果谁把人捆上一绳子，刘厂长也不会说他的好话。现在，我前前后后回想起来，就像看了一部小说一样，有情节有故事。
依：你自己眼睛看见的死亡有多少？
蒲：就是我住的地窝子的人，我看见了。住的远的，名字叫不上来。为啥原因，到了高台明水河以后，住的人给打乱了，不是原来那个样子，好多人都不认识。
电影《夹边沟》那个严重失真了，王兵，也来采访过我，太年轻。你想地窝子就那么个窄窄的过道，在电影上那么宽哩，还摆着桌子，哪来的桌子？还有碗和筷子，哪来的碗和筷子？根本就不存在。还摆着个暖壶，哪里来的暖壶？我看着可笑得很。
依：就是说没有暖壶？
蒲：根本没有，吃饭不用碗，也不用筷子。
依：不用碗、筷子，拿什么吃？
蒲：用个盆子，一人给舀上一勺子，当时一口气就喝光了，就倒下去了。早晨喝稀，晚上喝稀，昏昏沉沉睡着哩。这是一个。
我觉得活到现在，从反右到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你想把我整死还没有整死，有些人还健在。整了我们的市委书记、组织部长这些人死的一干二净。张建组是个局长，对我说：“老蒲，你咋怪那些人呢？”我说：“不怪那些人怪谁？”那时候那些人还活着，他说：“关键都受毛的害了。”哈，哈哈哈。我说：“你现在不当领导了，说话还胆子大起来了。”
当时感觉紧张得很，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时时刻刻就会死了。现在想想，再艰难困苦都走过来了。
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夹边沟死这么多人都是你眼见的。我问你的时候，你说夹边沟并不可怕，我就不好理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蒲：我始终觉得像看一本小说，我原来爱看小说，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有的人快死了，就叫；“来人呀……来人呀。”和死人睡在一起我都不害怕，就那个事情。
依：你看到你旁边的人死了，有没有很悲伤？哭泣？
蒲：也麻木了，前一天还说话着哩，第二天人已经硬帮帮的了。半夜里是死人的高峰，半夜，死的最多，最厉害的时候，人心脏跳动的慢了，就不行了。我正睡着哩，听人叫我哩，眼睛睁开看，头顶上举着一个马灯，就是那个赵干事，他说：“口张开！”我就口张开，他就给我罐了一勺子红糖水，这是抢救人命的措施。有一天，我头疼的厉害，半夜哭着哩，赵干事提着个长手电，看看我的眼仁，都散光了，就套上马车，连夜送到场部，住了两天医院，是重感冒，算是把我给救了。所以，现在有的人骂赵干事，也要实事求是。到他的角度，谁都要管哩，那是人家的工作。
那些干部，坏人是有哩，有那么几个。一般的还可以。
依：你所说的坏人是坏到什么程度？
蒲：捆人、吊打、扣饭、偷人家死人的手表，右派里面有些是华侨，有的戴着名表，有的还有美金，人死了，都被他们拿去了。还有一个干部，胳膊上戴着好几个表，死人的遗产都成他们自己的了，不给死人家属。
我们市还有一个夹边沟回来的右派，今年九十七岁了，已经谈不成话了。叫个张开丽，他的女人是个很有名的儿科专家，我最近去看了一下，根本没办法交谈，一天到晚都在笑嘻嘻地，脑筋已经老年痴呆了。
依：把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有没有正式的文件，什么补偿？
蒲：回来以后，我算是比较幸运，民政局的局长熊思茂，那个人心思很好，临时把我安排到收容站上，就是外流人员检查收容站。我们是半路上截人，截往陕西跑的人，不让出去。为啥收容人？是人跑光了，地怎么办？谁种哩？今年不种明年吃啥哩？我干这个工作最大的好处，能吃饱。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比如晚上收容了五十个人，第二天早晨跑了四十个人，下午劳动的时候就剩下三个人了。所以粮食也没有办法控制，就把我们三四个工作人员给吃美了。吃的当时的照片脸肿得(胖的)这么圆的。
依：都是收容的什么人？
蒲：都是咱甘肃往你们陕西跑的人，到火车站、到窑洞里头、到街上、还有旅馆，就这四个地方收人。弄上七、八个人给我们帮忙，都是外流人员，出生好、成分好，身强力壮的，听话的。把那些逃民收来以后，往原籍送。我的身份是干部，收容站的站长是个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另外还有一个武警干部。我负责登记、审查，当保管员。下面这几个人还愿意给我们干活，因为能吃饱肚子了。天黑了就带人出去收人，来了以后登记，买票，然后强制送回家去。他们都不愿意回去，送到半路就跑掉了。
我们负责把人送到北道，北道有转移站，送到各县各乡。
依：一天能收容多少人？
蒲：也就是六、七十个人。干那个人要勤快一点，六点，天黑了，要去查旅店，有些是在旅店住着哩。候车室过夜的，十二点以后去找。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被生活所迫的农民，有些是出来做生意的。其中百分之一、二的流窜犯。这些人很危险，抢劫、偷盗，什么事情都干。所以给那些去收容的人都配备着手枪和长枪。这些人混杂在农民自流里面是很危险的，结果审查核对，把这部分人就交给公安方面了。一般农民给买上票，给上三天的干粮就送回去了。
依：我个人对甘肃人当时的逃荒、收容、遣送很有兴趣，你多讲一讲。
蒲：那时候，去了陕西的妇女很多，如果你去陕西把人往回领，常常能把你打死。人家的老婆，养活了几年了，你去领当然不行。
我很侥幸，把一个人给领来了。哈哈，哈，我记得是陕西省的兴平县锣鼓村。
依：你和谁去领的？
蒲：我作为民政局的干部去的。人家的丈夫是个当兵的，在新疆当兵。我和这个队长，队长以介绍对象的名义把这个妇女卖到陕西的，我们把队长抓住教训：“你把人看着领回来，不然就给你判刑哩。”因为这是军婚，现役军人，民政局很重视。这个队长很年轻，也就是二十四、五岁。
“这咋弄哩？”我就发愁，我去了全庄子人反对，铁锨镢头提起来能把你打个半死。我们非常侥幸的原因是啥？我们三个人在兴平县锣鼓村一下车，看见四、五个妇女，头上顶着花手巾，陕西妇女不是喜欢把手绢顶在头上，叫帕帕头上戴。我们刚下车哩，这个队长眼睛尖，一下子上去一把抱着，抱着就喊：“秀美，秀美，你认得我吗？”秀美心软，犹豫了一下，就开走了。我对队长说：“这怎么办？咱们回去吗？”队长着急着立功赎罪，就追上对秀美说：“咱们回去，现在甘肃不挨饿了”。秀美说：“我不回，现在我在陕西攒下一点粮票、一点棉花，我还要和人家告个别哩，不能不说一句就走嘛。我这样走，对不起人家。良心上过不去呀。“我觉得这个秀美是个好人，回去了出不来怎么办？她说：“你放心。”结果去还顺利，把她的衣裳东西都收拾好，那个男人也干脆，他就说：“你们当干部的也来了，他男人在新疆当兵也不容易，那就跟上你们回去。”他可能也害怕，这个是军婚，弄不好会判刑。就放回来了。我对队长说：“你给弄点吃的。”就给我们弄了点苞谷干饭，我说：“这饭咋吃下去呢？”结果就在房背后拔了一个萝卜，把泥土搓了一些，我们就下着吃了。总之人领回来了，任务完成了。结果那个庄里的人还很厚道，对秀美说：“你去了，就好好的过日子去。”把秀美安慰了一下。如果遇上凶一点的，根本人就带不走。
依：人家有没有生娃娃？
蒲：没有娃娃。
依：那个秀美有没有哭？丈夫有没有哭？
蒲：没有，没有。秀美还很高兴。那个男人最后没有见面，我们在村里队长家等着，秀美来了，那个男人好坏给了些棉花，说你们甘肃现在还是困难，拿回去用去。人家人还好，有的人去陕西领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回来了，还有被打死的。根本领不回来人。这是六二年，甘肃情况稍微好些了。
依：你再去陕西领过人没有？
蒲：我去了一次，再不去了。我那时候年纪不大，弄不好被打残了。你饿的时候往陕西跑，肚子吃饱了，来领人来了，把你不打死去？全村子人来打人哩。
陕西的省委书记张德生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吵架哩，张仲良是陕西人，张德生就骂：“你看你弄得那个烂烂摊子，我把你多少下来的女人都给你养活下来了。你还不领我的情？不然我给你全部断了，你的罪就更大了。”张仲良在甘肃犯下的罪大得很，夹边沟的右派就是他的“功劳”，他到哪儿都跑不了。
我干了几年，我又到统战部，统战部的严部长，找我谈话，我说：“啥事情。”人家说：“研究给你抹帽子哩。”我说：“这好。”帽子就给摘了，就正式定工资了。以前是每一个月有三十块生活费，定了以后是一个月四十九块，干部行政二十四级，从那以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就一直工作到七九年元月，右派分子就做了个错案，就改正了。改正以后，我恢复了政治名誉，我的党籍问题一直没有回复，啥原因？我的挡案找不见了。
依：你们的“黄蜂集团”有没有一个纠正？
蒲：“黄蜂集团”作为一个冤案，彻底推倒。他们说：“这个档案里没有谁把你们划成反党集团，那是报纸上给宣传的。”这就是推卸责任哩。
我在收容站干完，到文教局，又到卫生局，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灾难了。有两派，我那一派都没有参加，啥原因？人家都嫌弃我，所以我还占了便宜。以后就到干校三年劳动，干校出来又到一个公社，以后就到工商局……。退休就到现在，我想了想，我这个右派当的不亏，我当时的确是提了意见的。
我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写成了这本《流放夹边沟》，还没有机会出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敢给出。
依：这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你都保存好，会出版的。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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