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不端無以遏制,大學尊嚴何處寄託

【看中國2014年05月12日訊】據《中國青年報》報導,某大學多名教授身陷「抄襲門」,其中一名大學教師張世友,從教21年,10篇論文被指抄襲,其間職稱從講師一路晉升到了教授,並調入另一所大學。該校官方信息顯示,2004年該校曾有教授因抄襲受到校方處分,但也在同一年該人升任學院副院長。

應當說,這已經不是一樁能引起公眾足夠多驚訝的新聞,儘管媒體披露的論文抄襲情況本身足夠惡劣。一位年輕的高校教師,從教伊始便以大篇幅、大比例的抄襲出道,在隨後的高校考評、學術考核過程中,幾乎得不到絲毫有效的甄別和監督,這很難說只是個別教師、個別學者的個人學術道德問題。據中青報的報導,由網友舉報牽出的這樁連環剽竊案,當事人所在學校本身就不只一人涉案,甚至有曾經被查實剽竊的教授,在接受學校處分的同年就升任學院副院長的前例。

高校教師爆出抄襲醜聞,這樣的事情並不鮮見,而且知名度較此次涉事大學更高的學府,同樣面臨著學術不端、學術腐敗的侵蝕,而且同樣缺乏有力的防禦、應對和懲處。此前曾掀起大波瀾的西安交大教授李連生學術造假事件,最終引發科技部撤銷獎項、收回獎勵證書、追回獎金的公告,涉事當事人被大學解除聘用合同。但彼時,外界對事件的處理不乏「嚴厲」的評價,如此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之所以被認為處罰嚴厲,是因為比比皆是的高校學術腐敗,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更多的高校教師甚至知名教授,雖然也因抄襲醜聞纏身,但大多能被冷處理,最終往往安然無恙。這一現象,在此次事件的事發地,顯然也可以尋到影子。

按照抄襲事件當事人張世友的說法,「時代不同,基本要求和標準也不太一樣」,這同樣是不少抄襲者事後不肯認錯的常用理由,將罪錯推給時間、推給歷史,好像一提到「歷史原因」就可以讓一切不合理行為變得眾所周知、為人理解。但事實上,即便是倒退幾十年,上世紀80年代適用的版權保護條例,同樣對引用他人作品的總量有嚴格的比例限制。如果說抄襲是一種學術不端行為,那麼當抄襲被揭露後的不認賬和狡辯,顯然更讓學術尊嚴喪失殆盡。在這樣一種不堪的學術環境中,大學所扮演的角色怎麼才能不尷尬?

該校在媒體報導後承諾已經著手調查,稱校方啟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進行對比。而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在於,目前已經在國內高校學生畢業論文中普遍適用的電腦檢測系統,為何在大學教師職稱評定、考核過程中卻鮮有使用。教授的論文抄襲與否,高校常設的學術委員會發現不了,居然需要網友匿名舉報,已足見學術評審機制的僵化與效率低下。況且,十幾篇文章,即便是通過系統比對,也並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大學在調查上的拖延,是否在為當事人(以及高校自己)尋找託詞、尋求應對之策?此前西安交大的學術造假事件中,多位高齡教授實名舉報多年,不僅看不到有關機構的響應,反而招來威脅、「做工作」,彷彿舉報者成為影響大學學術聲譽的罪魁禍首,以致以維護學術聲譽為己任的學術委員會,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站在學術不端者一邊,直到中央級媒體介入報導,才讓事件有了轉機,顯然不是孤例。

高校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學術不端行為變得態度曖昧?又為什麼會對這樣嚴重有損大學聲譽、學術尊嚴的人和事出奇地寬容?學術行為有其自身的規則,要求學術領域的參與者普遍遵循和信守一些最基本的學術底線,其中當然要包括「不抄襲」。但是,規則形同虛設的現實原因或在於,長期趨利化學術研究導向的浸染之下,高校教師的科研寫作被摻雜進太多外在的影響因素,金錢的、職稱的,以及大學行政化所帶來的權力崇拜與世俗之風。「學者安心做學問」這個最起碼的要求,不光是大學無法提供給教師這樣的環境,甚至大學教師本身也無心就學。包括學術期刊本身的不堪,收費發論文現象的猖獗,雖然引來國家有關部門的嚴管,但依然沒有大的改觀。

大學,被視為社會文明的最後堡壘,被寄託以道德典範和職業底線的維護者,學術不端行為的肆虐,令大學失色。律師浦志強曾在其代理的一起著名高校抄襲案件中引用古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來形容學術道德之於大學、之於社會的意義,學術腐敗個案的雪崩式爆發,瑜學術信用而言可謂危如累卵。學術不端對大學、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幾乎無須贅述,但又不能不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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