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不端無以遏制，大學尊嚴何處寄託
【看中國2014年05月12日訊】據《中國青年報》報導，某大學多名教授身陷「抄襲門」，其中一名大學教師張世友，從教21年，10篇論文被指抄襲，其間職稱從講師一路晉升到了教授，並調入另一所大學。該校官方信息顯示，2004年該校曾有教授因抄襲受到校方處分，但也在同一年該人升任學院副院長。
應當說，這已經不是一樁能引起公眾足夠多驚訝的新聞，儘管媒體披露的論文抄襲情況本身足夠惡劣。一位年輕的高校教師，從教伊始便以大篇幅、大比例的抄襲出道，在隨後的高校考評、學術考核過程中，幾乎得不到絲毫有效的甄別和監督，這很難說只是個別教師、個別學者的個人學術道德問題。據中青報的報導，由網友舉報牽出的這樁連環剽竊案，當事人所在學校本身就不只一人涉案，甚至有曾經被查實剽竊的教授，在接受學校處分的同年就升任學院副院長的前例。
高校教師爆出抄襲醜聞，這樣的事情並不鮮見，而且知名度較此次涉事大學更高的學府，同樣面臨著學術不端、學術腐敗的侵蝕，而且同樣缺乏有力的防禦、應對和懲處。此前曾掀起大波瀾的西安交大教授李連生學術造假事件，最終引發科技部撤銷獎項、收回獎勵證書、追回獎金的公告，涉事當事人被大學解除聘用合同。但彼時，外界對事件的處理不乏「嚴厲」的評價，如此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之所以被認為處罰嚴厲，是因為比比皆是的高校學術腐敗，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更多的高校教師甚至知名教授，雖然也因抄襲醜聞纏身，但大多能被冷處理，最終往往安然無恙。這一現象，在此次事件的事發地，顯然也可以尋到影子。
按照抄襲事件當事人張世友的說法，「時代不同，基本要求和標準也不太一樣」，這同樣是不少抄襲者事後不肯認錯的常用理由，將罪錯推給時間、推給歷史，好像一提到「歷史原因」就可以讓一切不合理行為變得眾所周知、為人理解。但事實上，即便是倒退幾十年，上世紀80年代適用的版權保護條例，同樣對引用他人作品的總量有嚴格的比例限制。如果說抄襲是一種學術不端行為，那麼當抄襲被揭露後的不認賬和狡辯，顯然更讓學術尊嚴喪失殆盡。在這樣一種不堪的學術環境中，大學所扮演的角色怎麼才能不尷尬？
該校在媒體報導後承諾已經著手調查，稱校方啟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進行對比。而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在於，目前已經在國內高校學生畢業論文中普遍適用的電腦檢測系統，為何在大學教師職稱評定、考核過程中卻鮮有使用。教授的論文抄襲與否，高校常設的學術委員會發現不了，居然需要網友匿名舉報，已足見學術評審機制的僵化與效率低下。況且，十幾篇文章，即便是通過系統比對，也並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大學在調查上的拖延，是否在為當事人(以及高校自己)尋找託詞、尋求應對之策？此前西安交大的學術造假事件中，多位高齡教授實名舉報多年，不僅看不到有關機構的響應，反而招來威脅、「做工作」，彷彿舉報者成為影響大學學術聲譽的罪魁禍首，以致以維護學術聲譽為己任的學術委員會，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站在學術不端者一邊，直到中央級媒體介入報導，才讓事件有了轉機，顯然不是孤例。
高校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學術不端行為變得態度曖昧？又為什麼會對這樣嚴重有損大學聲譽、學術尊嚴的人和事出奇地寬容？學術行為有其自身的規則，要求學術領域的參與者普遍遵循和信守一些最基本的學術底線，其中當然要包括「不抄襲」。但是，規則形同虛設的現實原因或在於，長期趨利化學術研究導向的浸染之下，高校教師的科研寫作被摻雜進太多外在的影響因素，金錢的、職稱的，以及大學行政化所帶來的權力崇拜與世俗之風。「學者安心做學問」這個最起碼的要求，不光是大學無法提供給教師這樣的環境，甚至大學教師本身也無心就學。包括學術期刊本身的不堪，收費發論文現象的猖獗，雖然引來國家有關部門的嚴管，但依然沒有大的改觀。
大學，被視為社會文明的最後堡壘，被寄託以道德典範和職業底線的維護者，學術不端行為的肆虐，令大學失色。律師浦志強曾在其代理的一起著名高校抄襲案件中引用古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來形容學術道德之於大學、之於社會的意義，學術腐敗個案的雪崩式爆發，瑜學術信用而言可謂危如累卵。學術不端對大學、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幾乎無須贅述，但又不能不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