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青說史】歷史原來這樣之秦漢篇(五)(多圖)
秦時明月漢時關
不祈私福
作為天子，天下的災難要自己一肩挑，可是天下的福氣卻不應歸自己所有。因為，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左傳.文公十三年》)——上天所以要任命一個君主，是為了讓民眾受益的，因此，一個合格的天子，應該是「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傳.文公十三年》)——只要對百姓有利的，我就去做。
祭天
《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就是祭祀，包括祭祀天地山川、祭祀祖宗，歷朝歷代都設有主管祭祀的官員，天子也要每年按時祭祀天地祖宗，這在信仰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社會，是頭等大事。但是，到了秦朝，在負責祭祀的部門，多了一個叫「秘祝」的職務，他專門負責為天子個人祈福，這與軒轅黃帝開啟的華夏文明宗旨，大相逕庭，等於在助長天子的私心，但是，這個陋習也遺留到了漢文帝的時代。
劉恆是個很傳統的人，這種違背傳統精神的東西，自然不能保留。他說：「......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 所祈。」（《史記.孝文本紀》）——「我不夠賢德卻長期治理天下，這已經讓自己很慚愧了。以前聖明的天子，都是給廣大的民眾帶來恩惠，卻不求回報。現在，我聽到官員在祭祀上天的時候，祈求把福氣都給我一個人，卻不為百姓祝福，我自己聽了都臉紅。我不賢德，卻獨自享受天降之福，百姓卻沒有份兒，這會讓我變的更不賢德。」從此，禁止祭祀官員為皇帝個人祈福，撥亂反正，恢復了秦之前的古制。
幾欲讓國
劉恆想復古的事情，可不只一兩件。從夏啟開始，除非國家元首自己不著調——像夏桀商紂，否則，天子之位基本都是子承父業，已經成了不成文的規定。可是劉恆想像三皇五帝時一樣，推位讓國。所以，當有關部門向劉恆提出，該從兒子中選一個作太子是，劉恆拒絕了。
他的理由是：「朕既不德，......謂天下何？其安之。」(《史記.孝文本紀》)——「我自己已經沒有那麼大的福徳了，我還沒機會祭祀上天神明，也沒讓天下百姓滿意。現在不能廣求天下賢能有德之士，把天子之位禪讓給他，反而讓我預先立太子，這是讓我變的更不賢德，怎麼向天下萬民交代呢？算了吧。」大臣們說：「早立太子，正是為了表示重視宗廟社稷，為天下著想啊。」
劉恆說，那不成啊，你們看啊，我叔叔楚王治國經驗豐富，我堂哥吳王人厚道、智商也高，我弟弟盡心輔佐我，他們不都重視社稷嗎？還有那麼多對國家有功的人，如果選舉道德高尚而且有能力的人來繼承我的事業，國家民眾就有福了。現在不選這樣的人，非要讓我的兒子作太子，人們會認為一心只考慮自己的兒子，不為天下人著想。我極力反對這麼做。
眾大臣一聽，咱們這位頭兒怎麼總出新花樣啊，咱們還是都按以前的規矩來吧。大夥兒以史為鑒，說商朝啊、周朝啊，都延續了一千來年，為啥啊，就是因為他們很早就立了太子啊。還有那啥，您老爸當年平定天下，讓子孫繼位，這是您老爸的願望，現在您放著兒子不立，要另外選人，這不是您老爸的願望啊。您還是別改來改去了。劉恆這才立了自己的兒子劉啟作太子。
廢除峻法
對我們這些現代人而言，「律法」的改革，更容易體現道家的「無為而治」對社稷萬民的益處。劉恆首先倡議廢除的，是從秦朝延續來的「連坐法」。
「連坐法」是戰國時，由秦國重臣商鞅發明創造的，主要內容是:如果一個人違反了法律，若是周圍的鄰居沒有舉報，那麼連鄰居們都要跟著遭殃。如果旅客沒有「暫住證」、「身份證」，旅店就不准收留，否則店主就得被抓。當然，商鞅發明瞭這麼缺德的惡法，不可能不遭報應，後來，商鞅自己被通緝，逃到邊境想住店，因為沒有「身份證」，店主不敢留宿。商鞅因此豐富了漢語的詞彙，留下「作法自斃」的典故。
這項惡法後來就一直這麼延續了下來，漢初的「連坐法」雖然沒有商鞅時那麼變態，但是有人如果犯了重罪，還是會累及親人。這種源自「法家」思想的「損招」，自然不能被受道家、儒家教育的劉恆接受。可是劉恆要廢除這項惡法卻不像安撫南越那麼簡單。安撫南越，劉恆只用了半尺書函，但是，要修改法律得經過相關部門認可。
現代人對中國帝制時代常常產生一種誤解，認為皇帝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任何約束。史實卻非如此，自秦始皇吞併六國、結束了夏、商、週三代封建制度以後，幾乎在整個帝制時代，國家權力基本是由士人——也就是知識份子組成的政府掌握的。每個職位有自己的許可權範圍，不能逾越。比如，除了清代，皇帝無權直接干預各部門和地方事務，尤其在宋代以前，政府首腦是丞相，有封駁皇帝詔書的權力，就是可以否決皇帝的命令。
在這樣一種體制下， 劉恆即使作為皇帝，也不能獨斷專行，不經相關官員認可，不能直接下發詔書。文帝對立法部門的官員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史記.孝文本紀》)——「法律這東西，是社會秩序的保障，是用來制止暴行和表彰好人的。現在（這項連坐法）除了把違法的人判罪，還要把他父母妻兒也治罪，我的意見是不讚同的。希望你們討論一下。」
可是觀念一旦形成，往往容易形成「慣性」，要改變延續了多年的「成法 」，並不那麼容易 。而且，修改法律多麻煩啊，修改一條，就要牽扯方方面面很多領域，官員們對此持反對態度：「一人犯法牽連他人，這樣做是為了讓人心裏有所顧忌，不敢輕易違法。這條法律已經有些年頭了。算了吧，還是保持原樣方便點。」這是給了皇帝一個軟釘子。
但是，劉「恆」很有「恆」心的，堅持要廢掉這條惡法：「我聽說，法律如果公正，民眾就誠實，刑罰得當，民眾才會服從。官員是幹啥的？就是管理民眾，引導民眾向善的。現在既不能引導他們，還要用不公正的法律處罰他們，這是加害民眾的暴行。怎能阻止犯罪呢？我沒看出這麼做有什麼好處，你們還是好好討論一下吧。」
在劉恆的一再堅持下，立法部門的官員們終於討論，並最終廢除了「連坐法」，從此，讓天下多少人免受無妄之災，可謂功德一件。
開放言路
按劉恆的行為來看，如果他不作皇帝，可能會成為一名優秀的法律專家。「連坐法」的問題解決了，劉恆又想起了「進善之旌」和「誹謗之木」。
由「誹謗之木」演變而來的華表
這事兒年代可是夠久遠了，這是五帝時代堯、舜的發明創造，也是本次人類文明史上，最早的政府監督機制。他們以天子的身份，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插上旗子，通告天下，讓民眾指出天子的過錯，這就是「進善之旌」，路口還要立上一塊高高大大的木頭，木頭上釘有一塊橫板，專供百姓在上面書寫對國家政事缺失的意見，這就是「誹謗之木」，這塊木頭後來升級了，作用也變了，就是天安門前那一對「華表」。三皇五帝時代結束後，中原進入了夏、商、週三代的封建社會，可是讓百姓監督的傳統卻延續了下來，商湯時代設「司過之士」，周武王設「戒慎之鞀」，都是用來監督天子行為的。
從三皇五帝到夏、商、週三代封建社會,「誹謗」二字，一直是褒義詞，意指民眾對於國家政事的自由議論。 可是，到了秦代，「誹謗」成了一種罪名，有議論朝廷過失的，都成了罪犯，尤其秦二世胡亥，因為自己篡位心虛，更是嚴密監控輿論，人人道路以目，結果很快引起革命，政權垮臺。但這項「誹謗罪」也留到了漢初。
劉恆拿「進善之旌」和「誹謗之木」為歷史依據，要求相關部門廢除所謂的「誹謗罪」，讓百姓有抨擊皇帝過錯的言論自由。他說：「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朕甚不取。」(《史記.孝文本紀》)——「古代的「進善之旌」和「誹謗之木」都是用來收集意見，改善國家治理的。現在這條「誹謗罪」讓人不敢發表意見，皇帝就沒機會聽到自己的過失。百姓有抨擊皇帝的，官員就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很多人因此獲罪。我很反對這種做法。」(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夏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