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祈私福
作为天子，天下的灾难要自己一肩挑，可是天下的福气却不应归自己所有。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上天所以要任命一个君主，是为了让民众受益的，因此，一个合格的天子，应该是“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只要对百姓有利的，我就去做。
祭天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包括祭祀天地山川、祭祀祖宗，历朝历代都设有主管祭祀的官员，天子也要每年按时祭祀天地祖宗，这在信仰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头等大事。但是，到了秦朝，在负责祭祀的部门，多了一个叫“秘祝”的职务，他专门负责为天子个人祈福，这与轩辕黄帝开启的华夏文明宗旨，大相径庭，等于在助长天子的私心，但是，这个陋习也遗留到了汉文帝的时代。
刘恒是个很传统的人，这种违背传统精神的东西，自然不能保留。他说：“......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 所祈。”（《史记.孝文本纪》）——“我不够贤德却长期治理天下，这已经让自己很惭愧了。以前圣明的天子，都是给广大的民众带来恩惠，却不求回报。现在，我听到官员在祭祀上天的时候，祈求把福气都给我一个人，却不为百姓祝福，我自己听了都脸红。我不贤德，却独自享受天降之福，百姓却没有份儿，这会让我变的更不贤德。”从此，禁止祭祀官员为皇帝个人祈福，拨乱反正，恢复了秦之前的古制。
几欲让国
刘恒想复古的事情，可不只一两件。从夏启开始，除非国家元首自己不着调——象夏桀商纣，否则，天子之位基本都是子承父业，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可是刘恒想象三皇五帝时一样，推位让国。所以，当有关部门向刘恒提出，该从儿子中选一个作太子是，刘恒拒绝了。
他的理由是：“朕既不德，......谓天下何？其安之。”(《史记.孝文本纪》)——“我自己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福徳了，我还没机会祭祀上天神明，也没让天下百姓满意。现在不能广求天下贤能有德之士，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他，反而让我预先立太子，这是让我变的更不贤德，怎么向天下万民交代呢？算了吧。”大臣们说：“早立太子，正是为了表示重视宗庙社稷，为天下着想啊。”
刘恒说，那不成啊，你们看啊，我叔叔楚王治国经验丰富，我堂哥吴王人厚道、智商也高，我弟弟尽心辅佐我，他们不都重视社稷吗？还有那么多对国家有功的人，如果选举道德高尚而且有能力的人来继承我的事业，国家民众就有福了。现在不选这样的人，非要让我的儿子作太子，人们会认为一心只考虑自己的儿子，不为天下人着想。我极力反对这么做。
众大臣一听，咱们这位头儿怎么总出新花样啊，咱们还是都按以前的规矩来吧。大伙儿以史为鉴，说商朝啊、周朝啊，都延续了一千来年，为啥啊，就是因为他们很早就立了太子啊。还有那啥，您老爸当年平定天下，让子孙继位，这是您老爸的愿望，现在您放着儿子不立，要另外选人，这不是您老爸的愿望啊。您还是别改来改去了。刘恒这才立了自己的儿子刘启作太子。
废除峻法
对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律法”的改革，更容易体现道家的“无为而治”对社稷万民的益处。刘恒首先倡议废除的，是从秦朝延续来的“连坐法”。
“连坐法”是战国时，由秦国重臣商鞅发明创造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一个人违反了法律，若是周围的邻居没有举报，那么连邻居们都要跟着遭殃。如果旅客没有“暂住证”、“身份证”，旅店就不准收留，否则店主就得被抓。当然，商鞅发明了这么缺德的恶法，不可能不遭报应，后来，商鞅自己被通缉，逃到边境想住店，因为没有“身份证”，店主不敢留宿。商鞅因此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留下“作法自毙”的典故。
这项恶法后来就一直这么延续了下来，汉初的“连坐法”虽然没有商鞅时那么变态，但是有人如果犯了重罪，还是会累及亲人。这种源自“法家”思想的“损招”，自然不能被受道家、儒家教育的刘恒接受。可是刘恒要废除这项恶法却不象安抚南越那么简单。安抚南越，刘恒只用了半尺书函，但是，要修改法律得经过相关部门认可。
现代人对中国帝制时代常常产生一种误解，认为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史实却非如此，自秦始皇吞并六国、结束了夏、商、周三代封建制度以后，几乎在整个帝制时代，国家权力基本是由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府掌握的。每个职位有自己的权限范围，不能逾越。比如，除了清代，皇帝无权直接干预各部门和地方事务，尤其在宋代以前，政府首脑是丞相，有封驳皇帝诏书的权力，就是可以否决皇帝的命令。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 刘恒即使作为皇帝，也不能独断专行，不经相关官员认可，不能直接下发诏书。文帝对立法部门的官员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史记.孝文本纪》)——“法律这东西，是社会秩序的保障，是用来制止暴行和表彰好人的。现在（这项连坐法）除了把违法的人判罪，还要把他父母妻儿也治罪，我的意见是不赞同的。希望你们讨论一下。”
可是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容易形成“惯性”，要改变延续了多年的“成法 ”，并不那么容易 。而且，修改法律多麻烦啊，修改一条，就要牵扯方方面面很多领域，官员们对此持反对态度：“一人犯法牵连他人，这样做是为了让人心里有所顾忌，不敢轻易违法。这条法律已经有些年头了。算了吧，还是保持原样方便点。”这是给了皇帝一个软钉子。
但是，刘“恒”很有“恒”心的，坚持要废掉这条恶法：“我听说，法律如果公正，民众就诚实，刑罚得当，民众才会服从。官员是干啥的？就是管理民众，引导民众向善的。现在既不能引导他们，还要用不公正的法律处罚他们，这是加害民众的暴行。怎能阻止犯罪呢？我没看出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你们还是好好讨论一下吧。”
在刘恒的一再坚持下，立法部门的官员们终于讨论，并最终废除了“连坐法”，从此，让天下多少人免受无妄之灾，可谓功德一件。
开放言路
按刘恒的行为来看，如果他不作皇帝，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专家。“连坐法”的问题解决了，刘恒又想起了“进善之旌”和“诽谤之木”。
由“诽谤之木”演变而来的华表
这事儿年代可是够久远了，这是五帝时代尧、舜的发明创造，也是本次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政府监督机制。他们以天子的身份，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插上旗子，通告天下，让民众指出天子的过错，这就是“进善之旌”，路口还要立上一块高高大大的木头，木头上钉有一块横板，专供百姓在上面书写对国家政事缺失的意见，这就是“诽谤之木”，这块木头后来升级了，作用也变了，就是天安门前那一对“华表”。三皇五帝时代结束后，中原进入了夏、商、周三代的封建社会，可是让百姓监督的传统却延续了下来，商汤时代设“司过之士”，周武王设“戒慎之鞀”，都是用来监督天子行为的。
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封建社会,“诽谤”二字，一直是褒义词，意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 可是，到了秦代，“诽谤”成了一种罪名，有议论朝廷过失的，都成了罪犯，尤其秦二世胡亥，因为自己篡位心虚，更是严密监控舆论，人人道路以目，结果很快引起革命，政权垮台。但这项“诽谤罪”也留到了汉初。
刘恒拿“进善之旌”和“诽谤之木”为历史依据，要求相关部门废除所谓的“诽谤罪”，让百姓有抨击皇帝过错的言论自由。他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朕甚不取。”(《史记.孝文本纪》)——“古代的“进善之旌”和“诽谤之木”都是用来收集意见，改善国家治理的。现在这条“诽谤罪”让人不敢发表意见，皇帝就没机会听到自己的过失。百姓有抨击皇帝的，官员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很多人因此获罪。我很反对这种做法。”(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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