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省腐敗排行榜:福建、貴州與浙江位居前三

【看中國2014年01月19日訊】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嚴懲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2013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初步核實處理反映問題線索19.7萬件,立案17.2萬件,結案17.3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2萬人。其中,處分縣處級以上官員6400多人,比2012年同期增長36.3%,反腐成績斐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反映出當下的腐敗率之高。

區域腐敗排行榜

中央對打擊區域腐敗力度明顯加大,從去年5月,中央啟動第一輪巡視工作,中央巡視組的巡視對象主要是省部級官員。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中央紀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和網友進行交流時就介紹:「如果哪個地方、哪個部門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存在嚴重問題,或者發生系統性、普遍性、區域性的腐敗問題而不制止、不查處、不報告,無論是黨委還是紀委,都將被倒查,被追究責任。」

經濟觀察報記者統計,2013年內,中紀委監察部通過網站共發布了112名重要官員的落馬情況,其中,北京、遼寧分別有11名官員落馬,四川10人,湖南9人,上海、海南各7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認為,僅憑一年的數據做判斷並不具有代表性。為了衡量中國省級地區的腐敗程度,聶輝華通過整理1999-2007年的《中國檢察年鑑》、《中國統計年鑑》,用「每萬名公職人員的貪污賄賂立案數」來衡量一個地區的腐敗程度。「事實上,這也是國內目前唯一可獲得的省級腐敗數據集。」聶輝華表示。「中國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的腐敗程度排序」中,數值越大,表示腐敗程度越高。從數據上看,最腐敗的地區多數是東南沿海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其中福建、貴州、浙江等位居前列。

聶輝華認為,根據這份排行榜,腐敗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並不是正相關的。一方面,越是發達的地區,資源越是有價值,腐敗的機會可能越多;但另一方面,越是發達的地區,如果其產權保護程度和合同履行程度好,那麼腐敗的空間就會相應變少。反而是一些經濟水平中等偏上的地方,有市場化提供的腐敗機會,但還沒有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腐敗自然就會滋生。「制度落後於增長,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非常普遍。因此,我們會看到一些經濟水平比較靠前的省份比如福建、浙江腐敗程度更嚴重。」聶輝華說,「此外,由於北京、上海和西藏這三個地區地位相對特殊,腐敗程度最小。」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吳一平則認為:「經濟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容易滋生腐敗。經濟發展水平高了之後,內生動力會去抑制腐敗。」

不過,學界對於在使用「每萬名公職人員貪污立案數」度量各省腐敗程度一直存疑。

吳一平指出該指標可能只反映了暴露出來的腐敗案件數,很多地區暴露出來的腐敗案件數很少,但不代表其腐敗程度不嚴重。因此,「每萬名公職人員貪污立案數」反映的更多是反腐敗的力度,而不是腐敗的程度。

區域腐敗對誰影響最大?

「一好遮百醜」是眾多腐敗官員期待僥倖過關的想法,所以他們往往會一隻手抓地方經濟發展,以取得好的政績,而用另一隻手搞腐敗。原南京市市長季建業就是「一好遮百醜」的典型,他在主政昆山期間,吸引台資成績斐然,季建業本人也與海峽對岸的政界、商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以至被媒體稱為「能夠為台商端洗腳水的市長」。到揚州後,從昆山帶來了大批台資企業,到期調走時已經超過1000家,短短几年就把揚州經濟總量做上去了。

官員腐敗對於當地企業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人大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此次發布聶輝華等人的專題報告《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試圖研究省級腐敗程度與企業生產率的關係。

報告得出如下結論,總體上腐敗與企業生產率之間並不存在一種確定的關係。腐敗既不是對所有企業都不利的「沙子」,也不是對所有企業都有利的「潤滑劑」,而是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有不同的影響。有趣的是報告發現,面對相同的地區腐敗水平,不同類型的企業具有不同的腐敗「免疫力」。從所有制的角度講,國有企業具有很強的腐敗免疫力,基本上不受腐敗的影響;集體企業對一定程度的腐敗具有免疫力,但是更多的腐敗會給集體企業帶來不利影響;私人控股企業在某種程度上「歡迎腐敗」。

當「每萬名公職人員貪污立案數」超過大約5件這個臨界值時,地區腐敗程度將會對企業產生純粹的負效應。在全國31個省份中,1/3的省份超過了這一臨界值,成為「過度腐敗」地區。

事實上,注重國企領域的腐敗是此輪反腐的一大特點。2013年,國有企業高管級別的領導落馬者約31人。但這篇報告指出地區腐敗程度對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為什麼國企不受區域腐敗的影響,而私企能夠受益?

聶輝華推測,腐敗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產生不同影響的原因之一是管制。管制政策下,企業所能夠享受到的政策優惠程度有區別,政府通常根據所有制和規模兩個標準對企業實行差別政策。以企業貸款為例,現有研究已經表明,國有銀行對企業放貸存在明顯的「所有制歧視」和「規模歧視」,規模歧視比所有制歧視更明顯。國企的控股股東是政府,擁有天然的身份優勢,並且平均規模最大。在產業管制政策下,國企可以通過合法的方式(如遊說)影響政府政策,使得其利益得到制度化的優先保證,不需要通過非法的腐敗方式去獲取優惠政策。

不過,雖然外在腐敗影響不到國企的發展,但是內生的腐敗卻會成為國企發展的絆腳石。國企改制重組專家、上海天強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祝波善表示,國企腐敗直接導致國有企業的利益損耗,間接帶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對國有企業提高效益、產業升級等需求產生阻礙作用。如果不反腐,在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中,想在改革過程中渾水摸魚的人可能不會少。

經濟觀察報記者統計,2013年31名落馬國企高管中,很多都與「虧損」兩個字相伴出現,共有8名落馬的高管出自虧損的國企。

聶輝華認為受反腐敗影響最大的是民營企業。因為相對而言,私人控股企業在所有制身份上最為弱勢,平均規模也最小,因此更可能通過腐敗的方式去規避產業管制。中央部門制定的管制政策與私企的賄賂水平無關,私企通過賄賂可以獲得額外收益,從表象看來,腐敗對民企產生了正效應。

去除管制是反腐的重要舉措

2013年被稱為中國的反腐年。除了打了「蒼蠅」、「老虎」外,加強三公經費監管、「反浪費、倡節約」的措施不斷跟進出臺。

自「八項規定」出臺後,政府關於抑制公款消費、反對鋪張浪費的「組合拳」接連發力,不少企業因此受到衝擊。2013年4月10日,中國烹飪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1月和2月餐飲企業收入增幅創近十年新低,年營業額達到200萬以上的餐飲企業收入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同時,白酒整體高端產品的市場消費快速下滑,銷量僅為2012年同期的20%∼30%。茅台這一價格標籤也地位不保,產品價格從2000元一路直下跌到900元附近,五糧液的價格也從最高點的1500元下降到600元附近。不僅餐飲和白酒,食品、旅遊及服務業等依賴公務消費的行業和企業一同遭遇「寒流」襲擊。

不過,聶輝華指出,節約的這些公費或許可以變成民間的消費力量。中央政府也下放了一些審批權,這實質上是減少各種管制,是根除管制導致的腐敗的正確之舉。「兩項抵消,我認為長期來看對企業的增長不會有大的影響。」

通過研究企業生產率與地區腐敗之間的關係,該報告認為減少管制,鏟除腐敗發生的土壤,才是根除管制導致的腐敗的正確之舉。特別是腐敗對那些固定資產比例更高的企業有更大的負效應,對那些中間產品結構比較複雜的行業也有更大的負效應。因此,應該重點在重工業領域(對民企進入壁壘高)、高科技領域,去除各種無效率的管制。

聶輝華認為,如果反腐敗的主要措施是去除無效率的管制,對於民營企業會更有利,民企可以節約很多尋租成本,專心發展生產,這樣才能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當然,政府在考慮國有和民營的比例時,不會僅從經濟上去考慮,還有更深層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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