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有所思—在歷史的浪花間拾掇（下）
【看中國2014年01月15日訊】柏楊在他的歷史著作裡，自述平生：不為帝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至於柏楊先生現在是否還如斯堅持，似乎存疑）。我所知道的許多文人，和柏楊先生的論調恰好相反：他們只為帝王唱讚歌，卻很少說人話的。
曾幾何時，我們歡呼官員下海，以為這是社會轉型的起始。後來，我們沮喪的看到：官員下海，販賣的，依舊是權力。
近年來，我們又歡喜商人入仕，認為這是政治改革的前兆。但種種跡象又一次使我們失望：商人入仕，追逐的，依舊是利潤。
著名企業家韋爾奇有一句名言：你如果想成為一個成功的人，就要和那些成功的人站在一起。這句話被今天的知識界奉為圭臬，是他們正在努力實踐的處世方略。
但是他們許多人的行徑，用一句一千年前的中國古語來形容，或許更為貼切。這個成語叫做：趨炎附勢。
《菜根潭》云：中才之人，難與下手。至人何思何慮，愚人不識不知，可與論學亦可與建功；唯中才的人，多一番思慮知識便多一番臆度猜疑，事事難與下手。
今天無知無識的愚人少有了，今天的教育卻也培養不出至人。熙攘於天地間的，多是一些中才之人。
一句美國諺語：「一個父親能夠給予孩子們的最好的財富，是愛他們的母親。」
我願由此推及：一個政府能夠為社會做出的最大貢獻，是為它垂範一個健康的道德體系。
老宣瘋話：求治的善法，誅殺千個盜匪，不如罷免一個貪官。廉政的善法，不在於一個貪賄千萬元的官員被判處極刑，而在於一個貪賄千元的官員被迫辭職。
當成就和優勢被浮誇粉飾時，成就和優勢會減半；當危機和缺失被遮瞞掩蓋時，危機或缺失會加倍——對於為政者，聞過則喜，不只是一種胸襟，更是一種智慧。
勇氣的涵義包括兩個方面：它包括一個人敢於做什麼的勇氣，還包括一個人不敢做什麼的勇氣。現實中多有無所畏懼的懦夫。
德蕾莎修女說：「沒有愛的正義不成其為正義；沒有正義的愛不成其為愛。」
為仇恨所哺育的正義，為正義所教唆的仇恨；用狹隘和極端所驅使的信仰，用暴虐血腥來實現的理想——百年歷史上的旗幟花樣繁多，熱衷於追隨的人群傷痕纍纍。
沒有愛的正義不成其為正義，沒有正義的愛不成其為愛——德蕾莎修女的這句話，可以用來澄清百年的功過是非。
當制度不足以約束權力，當教育不能夠哺育良知，當文化失去自由和創造力，這意味著一個社會從他的未來中摳去了兩個字：希望。
拿破崙說：「政治是最骯髒的」。這句話最常被無恥的政客引用。政治越是在它骯髒的時候，越是無處不在。在文化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內深刻的政治烙印，是骯髒政治自暴的醜行。
吳王好舞劍，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這是戲言。歷史上常見的是大王好虛言，好諛媚，好奢靡，好爭鬥，好殺人。於是就有了我們所看到的歷史真實。
權力的中心，常常被目為正義的源頭。當這源頭遭到玷污的時候，是要付出百倍的代價來澄清的。
一把普通的長劍，在一個羅馬士兵的手裡，它刺穿了阿基米德的心臟：法國的革命者砍下了拉瓦錫的頭顱，並不比砍落其他的千萬顆頭顱更費力；中國的紅衛兵批倒了馬寅初，所有的聲音都比一部<<新人口論>>更理直氣壯——
自由是一個社會的最高財富，它的價值，有時卻是在少數人甚至是個別人的身上得以體現。而正是這少數人，代表著一個社會認知的顛峰和文明進步的最深層的動力。當這少數人的權利被剝奪時，就是對一個民族最深刻的戕害。
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白馬是馬，抑或白馬非馬？物質決定意識，還是意識決定物質？是人文主義合理，還是科學主義更透徹？
不同思想之間的這一類爭論永遠不會有定論。人類的智慧就是在這不斷的爭論中得以延伸，每一種純潔的立場都值得尊重。任何終極真理的產生，都意味著智慧甚至是正義的死亡。人間許多罪惡的緣起是：這一條道路絕對正確。
在一個地方，如果一個犯了罪的人見到警察卻不害怕，這裡的治安可能不好；但是，在一個地方，如果一個沒有犯罪的人見到警察依然害怕，這裡的狀況會更糟。
俗語說：吃菜要吃白菜心。讀書求知也是這樣，要揀最菁華鮮美處下口。
今天的教育，往往是一種啃菜幫式的教育。
而一些「索隱派」的所謂學者，就是一些啃菜幫的讀書人。有一種文化叫做休閑文化。譬如：超女。有一種文化叫做幫閑文化。譬如：詩人「王幸福」。
令人不解的是，幫閑的文化人常常嘲笑，貶斥休閑文化。
有一種教育使人無知；有一類知識使人麻木；有一種進取使人墮落；有一種創作使人平庸；有一種道德使人放縱；有一智慧慧使人猥瑣；有一種成熟使人無恥。
看一個權勢者在生前享用過多少諂媚和逢迎，就可以推知，歷史為他準備了多少鞭撻和唾罵；看一個社會為現實臆造了多少謊話和大話，就能知道，它為未來預設了多少苦難和艱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