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為我說話了 揭秘懺悔的警世碑文(圖)

【看中國2014年01月12日訊】「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這首銘刻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被屠殺紀念碑上的短詩，幾乎盡人皆知，它之所以被世人在不同的場合引用，是因為這首短詩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對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反思，也不僅是個人沉痛的懺悔，同時濃縮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思考和深刻的歷史教訓，這一歷史教訓將永遠不會過時，並深刻地啟示著未來。

儘管人們熟悉這首短詩，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每句每詞實際上都是作者親身的經歷，是整整一個時代的縮影，也是這首短詩震撼性的所在。 揭開它鮮為人知的心靈歷程，對人們將有更多的啟示。

它的作者就是馬丁•尼默勒（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1892年1月14日—1984年3月6日）。馬丁•尼默勒出生在德國利普施塔特，一戰時曾任U - 39潛艇艇長，出沒於地中海和直布羅陀海峽，因戰功卓著，被授予一級鐵十字勛章。當戰爭接近尾聲時，他就決定要成為一名牧師，在戰爭結束後他辭去軍職，並拒絕在德意志帝國崩潰後成立的新的民主政府中任職。1931年他成為一名柏林達勒姆教區的路德派教會的牧師。

像當時的大多數新教牧師一樣，馬丁•尼默勒是一位國家主義的保守派， 1933年間，他甚至表示歡迎希特勒納粹政黨的力量加入政府，因為他相信這會帶來民族復興。他既憎恨社會主義的暴力革命，也憎恨資產階級民主，而且還是一個鮮明的反猶主義者。

他在《從潛艇到講道壇》（From U-boat to Pulpit）這本自傳中曾以興奮的口氣說：納粹的革命終於勝利，它帶來了他自己為之奮鬥已久的民族復興。他的這一姿態無疑受到德國納粹當局的青睞，並得到納粹報刊的特別頌揚，他的自傳也成為當時德國的暢銷書。

由於德國魏瑪共和國成立後實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因此大多數新教基督徒感到失望，於是他們便紛紛投入到納粹運動中去。其中最極端的是德意志基督教徒派（German Christians）。他們自稱是「耶穌基督的衝鋒隊員」（ storm troopers of Christ），主張教會的一切行動應符合民族社會主義的需要，同時也竭力反猶，提倡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然而，隨著希特勒的納粹黨全面地掌握了國家的政權，毫無顧忌地實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瘋狂的反猶主義暴力和種族主義的政策使一些原先支持納粹黨的新教基督徒和牧師們開始感到失望，而馬丁•尼默勒也開始覺醒。然而這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因為他在此以前是一位立場鮮明的反猶主義的牧師。他曾經也為納粹黨人對猶太人的迫害辯護過。

1933年4月7日納粹當局通過的行政機構復職法提出的「雅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非雅利安民族出身的市政人員必須「退休」）引入教會，禁止非雅利安人出身的人擔任牧師和教會官員，已與非雅利安出身的人結婚的牧師和官員必須離職。納粹當局的此舉遭到包括尼默勒在內的部分新教人士的反對。1933年，尼默勒創建牧師緊急聯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反對納粹黨干涉教會事務，反對歧視猶太裔基督徒。在他的倡議下，信義會和歸正會這兩個福音教派合併成為宣信會（Confessing Church，亦譯「認信教會」或「明認信仰教會」），1934年宣信會在巴曼舉行大會，公開宣布反對希特勒政權控制教會。

然而，當時的尼默勒只是反對納粹政府對教會事務的肆意干涉，以及過分的種族主義政策，並不是全然反對納粹政權。這時的他沒有看透納粹種族法的實質。根本沒有意識到，在實質上，剝奪猶太人的權力就是在剝奪正當的公民權；當一部分公民的權力被暴力和非法的手段剝奪的時候，即使它在現象上只侷限在種族迫害的範圍，但在實質上已經包含了對於全體公民權利的剝奪。而這，正那首懺悔短詩的核心。

他同當時很大一批新教基督徒和牧師們，以及很大一部分德國知識精英一樣，簡單地以為對猶太人的迫害只是種族和宗教的問題，自己能置身其外，因為這樣才能維持自己的教會的生存，才能使自己倖免於難。

他不同於當時教會中的其它一些公開的、毫不含糊地反對納粹政府反猶主義的團體，如「懺悔教會」（ Confessing Church）。1934年宣信會在巴曼舉行大會，公開宣布反對希特勒政權控制教會。（ Raimund Lammersdorf, "The Question of Guilt", 1945–47: German and American Answers, Conference at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25–27 March 1999.）。

1933年納粹德國宣布退出國際聯盟，牧師緊急聯盟還給希特勒發去賀電，保證聯盟對政府的支持；

在1935的一次佈道中，他曾對反猶主義做過這樣的解讀，他聲稱：「懲罰猶太人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這一懲罰延續了上千年？親愛的弟兄們，理由很簡單，因為猶太人將神的基督推上十字架！」

（見：The text of this sermon, in English, is found in Martin Niemöller, First Commandment, London, 1937, pp. 243–250.）。

研究大屠殺的學者羅伯特•邁克爾（Robert Michael）指出：馬丁•尼默勒的聲明是傳統的反猶主義的產物，而且他還贊同納粹黨人的「猶太人問題」的立場。 （Robert Michael, "Christian Theological Antisemitism", H-Antisemitism, May 6, 1997.）。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希特勒要的是「像狗一樣順從」的教會，需要的是全民對他的無條件的服從，不容有任何反對的聲音。反猶並不是希特勒的唯一和最後的目的。殘酷的現實粉碎了他們的最後幻想。1935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700名宣信會的牧師。

這一切正如那首短詩所痛心疾首地描述的那樣：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殘酷的事實終於使馬丁•尼默勒覺醒過來，在內心良知的呼喚下，1936年他簽署了一個對納粹政策的尖銳批評的新教牧師團的請願書，並宣布雅利安種族至上的精神與基督教的慈善美德不相符合。

鑒於他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影響，他曾被希特勒召去面談，但他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這一後果便是此後被禁止傳道，直至被關押，最後送到達豪集中營，而且大部分時間是被單獨監禁（solitary confinement），一直到盟軍解放為止。

在希特勒的最後日子裡，曾親自下令處決馬丁•尼默勒，但這一命令沒有被執行，於是他僥倖地存活下來。。

揭開馬丁•尼默勒心靈最後秘密的，是一位曾與他一同關在監獄裡的獄友里奧•斯坦因（ Leo Stein）。他在戰後從薩克森豪森釋放到達美國後，寫過一篇回憶錄發表在《民族猶太人月刊》（The National Jewish Monthly）上。他曾經問過馬丁•尼默勒為什麼支持過納粹黨，尼默勒的回答是意味深長的，也是對那首短詩的最生動的註解。

他回答說：「我自己也對此感到疑惑。我的疑惑就像我現在感到後悔那樣的多。但是，希特勒背叛了我，這是一個事實。我曾作為一個新教教會的代表會見過希特勒，那是在他成為總理前不久的1932年。它曾經以名譽向我擔保說，他會保護教會，也不會發出任何反教會的法律。他還同意不允許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

我真的相信他，在普遍存在反猶太主義的德國，在那個時期，猶太人應避免渴求在政府中謀求職位，或有志於在國會裡獲得席位。對於希特勒的保證，當時我感到很滿意。另一方面，我討厭日益增長的無神論的運動，這是由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所推廣的。他們對教會的敵意使我在這一段時間內對希特勒充滿了希望。

現在我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代價，而且不僅是我一個人，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像我一樣。」

這時，馬丁•尼默勒才深深體會到、併發出了一個時代的悲嘆聲：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

也正是最後這句，震撼了無數人的靈魂。這是一個付出沈重代價後發出的悲嘆，它不僅概括了納粹時代一代人的懺悔和醒悟，更是所有時代的警戒。

二戰以來，納粹帝國屠殺猶太人給人類的最大教訓就是：如果世界上一部分人可以被犧牲和滅絕的話，那麼整個人類本身都將受到威脅，其中包括你自己。當獨裁者扼殺一部分人的自由時，它已經包含了對所有其他人的禍害，誰也無法置身世外，如果這種不公正不能及時制止，它一定會禍及所有的旁觀者。

在現代社會中，誰也不能在不公正的狀態下僥倖地生存，因為他人的自由同時也就是你自己的自由，他人的生存權利，也即你自身的權利。如果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容忍對於他人自由和生存的剝奪，甚至於維護這一剝奪，實際上你已經失去了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權利。

任何對於人類基本價值觀的踐踏，任何一個踐踏他人合法的自由權的法律，實際上都是對你自身的踐踏。一切都如這首懺悔的短詩那樣，它給後人以巨大的啟示和歷史性的教訓，這啟示和教訓正如刻在石碑上那樣，永遠長在，無可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