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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喬高:為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聲(下)(圖)

奔走十年,因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問

 2017-06-17 09: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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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喬高:為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聲
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6月16日訊】曾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的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因為自2006年開始與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著手調查了在中國發生的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而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

近期,大衛.喬高在接受希望之聲電臺主持人方偉採訪時,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故事,他接觸這項調查的始末,以及心路歷程。

中共官方和西方社會對調查報告的回應

方偉:中共政府有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對你們的指控作出任何回應?

大衛.喬高:這很有意思啊。說起來,照道理我們是掀起了一場爭議,那麼應該有爭議的雙方。但是中共方面除了說我們反華,我們是法輪功之外,關於我們提出的事情,他們沒有做任何的爭辯。就是最基本的這樣一個爭辯都沒有。當然了,我們不是法輪功。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把器官摘取調查報告拿出來的時候,我們提供了一張圖。這張圖標明瞭在中國15個地方可以買賣器官。這裡面有兩個城市,我們放錯了省。結果他們提供的反駁,唯一的反駁是什麼呢?他就說你看到沒有,」這個城市弄到那個省去了,你們搞錯了」。所以對於我們所提供的這樣一個指控的實質–賣器官這一點,他們完全沒有提供任何的反駁。所以他們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直攻擊我們個人,攻擊任何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提出異議的人本身。

方偉:中共政府有沒有跑來跟你說,你提出了這些指控,我們坐下來談一談,搞清事實。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大衛.喬高:說起來很搞笑啊,他們確實有跟我們接觸,怎麼接觸的呢?因為我們有申請去中國的簽證,想去中國做調查,但是沒批給我們。現在看來最好是不批給我們,因為如果批給了我們的話,我們到中國去跟誰談,誰就會被抓,以前就有這樣的事情,就是中國的法輪功學員跟外面的調查人員一談,這個人就失蹤了。所以幸好我們沒去。

加拿大的中國大使館,有個官員出來和我在一個咖啡廳見面,雙方就開始談。我說我要去中國的簽證,對方說要簽證沒問題,你去簽證處申請就好了。說完之後,他就開始講關於法輪功的長篇大論,開始來做他的一套說教,就是中共關於法輪功的一套說辭。我越聽越煩,不想聽了,我就說我不要聽了,我得走了。但是我是蘇格蘭血統,比較衝動。當時站起來後我就想,他在這兒給我來做這套說教,等於是侮辱我啊,我還得付他的咖啡錢。不行,我不付。不過我現在知道這是個錯誤,我其實應該大度一點。但當時我就付了自己的咖啡錢就走了。結果這個官員他沒帶錢,付不出咖啡錢來,只好招手把他的司機叫了出來付賬。

和中共官員的另外一次接觸,是我在加油站停下來加油。後面一輛車是個掛著外交牌照的車子。我當時就感覺那是中共使館的車子。這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正好我車子裡有一份大紀元報紙。我就把這個報紙拿出來,遞給車裡的人。他沒有扔掉,還把它收下了。總之,活摘器官這件事我們得盯住不放,一直盯著不放。總有一天他們會意識到,他們從器官摘取上賺到的錢,八十到九十億美金,這是我們的估計,五萬例乘上器官的價格。總有一天他們會知道,這些錢世界是知道的,我們盯著這個事兒呢。同時,我們把器官摘取和納粹犯下的種族屠殺做一個比較,我希望我們能夠造成一些影響。

方偉:喬高先生和麥塔斯先生跑了世界五十個國家,四方奔走,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大衛.喬高:我們最初真沒有這麼計畫,我們本來以為六個月之後這件事就會停下來的。但是器官摘取的罪行還在繼續,我們就得接著做,我們就不停的做,這就是這五十個國家是怎麼來的。我們被邀請去不同的國家,有時候計畫去一個國家,結果去了三到四個國家。我們最近去的地方是北歐的挪威,還有芬蘭、西班牙、希臘。在西班牙,我們得到的媒體報導是非常大的。我們也向西班牙的國會遞交了二十五萬個民眾簽名,關於呼籲停止器官摘取的事。兩個星期之後,我們的故事就登上了西班牙健康雜誌的頭版。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不停的做這個事情,直到哪一天,天平會出現一個傾斜,天平會翻過來。在中國,器官摘取的罪行能夠被停止,因為他們會意識到,對中國的傷害太大了。

方偉:您覺得整個西方社會,對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件事情的認知程度是怎麼樣的?

大衛.喬高:說起來還是蠻有意思的,不同的國家非常的不一樣。比如說西班牙,西班牙的議會和媒體對我們非常的接受。也有不好的國家,我得小心一點說他們的名字,但我還是想說一個,就是日本。我和麥塔斯去了日本,我們見了國會議員,見了日本政界的人物。日本有個日中友好醫院,我們在那裡跟他們說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在那裡很奇怪,有的醫生認為他的病人的利益更重要,他更關心病人。我就跟他說,你要搞清楚,這個給器官的人是被謀殺的。總而言之,無論是醫院也好,還是日本的國會也好,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突破。這是讓我覺得失望的地方。

韓國也不行。我們去韓國,他們居然不讓我們去訪問醫院,都不讓我們進醫院。我們覺得非常的困惑。但是我們見了韓國醫療協會的會長,這個醫療協會下面有16萬個醫生。我就跟他說起來器官摘取的事情。當時有人給他看了一個錄像片,講的是一個北韓的家庭收養了一個小孩。但是他們收養這個小孩不是要把他變成家庭的一員,他們是把這個小孩存著,也許將來可以摘他的器官用。會長看了這個錄像就尖叫說,這個故事講的這個村子就是他媽媽來的那個村子。所以這個事情對他來說是蠻震撼的。韓國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對壓力很敏感。所以當我們告訴他們哪個醫院是把人送到中國去配器官的,我們曝光出來,他們就會禁止那個醫院再送人去中國配器官了。

另外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是澳大利亞。我非常高興的告訴你,經過我們的工作之後,有好幾年了,澳洲沒有一個人到中國去接受器官移植。

奔走十年,因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問

方偉:我們的聽眾中可能會有一部分人會說,喬高先生,我覺得你做這個事情是別有用心,我不相信你做的事情。對於這樣一種疑問,您有什麼回答?

大衛.喬高:說我別有用心,我那個用心是什麼呢?對於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對於家庭教會的成員,對於藏人,維吾爾人,當他們被屠殺的時候,涉及的是人類的尊嚴。你的聽眾中,很多人也會像我這樣去做。所以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情。他們不停止器官摘取,我就會一直做下去。

方偉:你為這個事情已經奔走了十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為什麼一直做這件事情做了十年?對你來說也許這個答案很明顯,但我還是想問,到底是什麼驅使你一直做下去的?

大衛.喬高:我就是很倔強,當我看到一件事情明顯是非常惡劣的話,我就不會停止的。當然我的爸媽也沒有在納粹屠殺猶太人中喪生,但是我同意以色列的拉維博士(Jacob Lavee)所說的,對猶太人的屠殺不停止,他就會一直做下去的。對我來說也是一樣,如果對於不正義的事情我們不做,那下一個受害人是誰,下一個人怎麼辦?前一陣在渥太華舉行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活動,非常的感人,大屠殺的倖存者也分享了他們的看法,他們沒有仇恨。總而言之非常感動人。這是驅使我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方偉:我有西方朋友跟我說,你說的東西太過份了,我沒法相信,所以我就避開這個事情。您對這樣的反應怎麼看?

大衛.喬高:對呀,當初在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時候,消息傳出來的時候就是這麼回事。雖然不斷的有證據出來,但是那個時候很多高官就說,「你說得太過了,因為他們是猶太教就殺掉他們?我不相信」。他就避開這些事情。但是十年之後,人家回頭來問你說,當時有這樣的那樣的證據,為什麼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想以後被人家問這樣的問題,讓我無言以對。我不想接受這種良心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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