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是民企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看中國2013年09月04日訊】一、「非法」的困惑
從我辦企業開始，就一直與「非法」這個詞打交道。
最開始是「非法佔地」。我承包的是荒地，在荒地上建了養雞廠和養豬廠，等企業開始盈利時，鄉里土地所就認定我們「非法佔地」，要罰1萬；縣裡、市裡的土地局說「非法佔地」，要罰5萬；省土地部門也說「非法佔地」，要罰10萬，否則就要拆除我們的廠房。他們的觀點是：不要說是養雞場養豬場，就是在山坡上蓋個牛棚搭個羊圈，不經過土地部門批准，都是「非法佔地」。
然後是「非法生產」和「非法銷售」。某市工商局認為我們大午公司假冒了大午的商標，「非法」生產和「非法」銷售大午的產品，封存了我們的產品，還要罰我們款。我們和工商局打官司，工商局說因為大午商標沒有公告，沒有公告就是假冒，就是非法生產，非法銷售，要封貨、罰款。我說按你們的規定，申報3個月、審查3個月、公告3個月，一共9個月，可是我們已經申報18個月了，你們遲遲不給公告，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官司打了一年，沒有結果，企業損失慘重，最後還是「勾兌」罰款了事。
再後來就是大午集團的「非法集資」。集團向職工、職工的親友、客戶等人籌集資金，且資金全部用於企業建設，我們沒有違法的故意，沒有違法的行為，更沒有違法的根據和後果，但是我們「非法」了。集團和我本人都因為這一事件而損失巨大，可直到現在我也不清楚，合法集資的條文在哪裡？
被「非法」困擾的次數多了，我就開始思考，到底什麼是「非法」？我一直在琢磨它，可到現在也沒有清晰的法律概念，不僅是我沒有，從各種資料上也查不到。所以我認為，「非法」是個偽命題。
非法不等於違法！
法律允許你做的，你做了，這是合法；法律禁止你做的，你做了，那就是違法的。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允許或禁止的，你做了，這是否就是「非法」狀態？也就是說，在合法與違法之間，存在著一個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的行為，就是「非法」行為。從現實生活中看，也惟有這樣的解釋，才能完整闡述「非法」的概念。實際上，許許多多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權利，恰恰是老百姓的合法權利。法律沒有禁止，你做了，你的行為是非法的，只要合乎道德，雖然不受法律保護，但也不受法律禁止。因為我們的刑法中關於罪刑法定的原則是：「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根據這一原則，違法可以入罪，但「非法」不能入罪。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觀念中，「法無禁止即自由」。所以，在西方國家中，「非法」行為也屬於合法行為的一種，而在我們國家，不是這樣的。我們的處理方式是什麼呢？或者是默許「非法」為合法，或者是裁定「非法」為違法，而選擇默許或裁定違法，其根據常常並不是法律，而是權力部門的利益，甚至就是官員個人的意志。
二、「非法」是市場經濟的絆腳石
根據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非法」行為是不能入罪的，可實際上非法出版、非法印刷、非法經營、非法生產、非法集資、非法建築等現象層出不窮，這些種類繁多的「非法」名目證明，「非法」在具體的實踐中，已經成了一個個「口袋罪」，「‘非法’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
行政處罰是以「非法」開始的，可是在審判中，法律機關都是以「違法」來入罪的，即這些「非法」行為違背了國家法律的條文或規章。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直接用「違法」來判定這些「非法」行為，而是先以「非法」定性，然後再以「違法」來入罪呢？因為「非法」的定性，不必由法律部門來認定，各個權力部門都可以用「非法」來定性企業或個人的行為，而「違法」是必須要由法律來認定的。判定「非法」，不必顧忌法律規定，只要在我的一畝三分地，我沒批准都可以定性非法！而判定「違法」就不容易了，權力再大，也必定要先指出違了哪一條法才能判定，即依法才能行政！
我們知道，在很多國家，開辦企業是很容易的，法無禁止的，登記備案即可，只要不妨礙社會公德，政府不會多管。而在國內開辦企業，即使國家允許的，地方部門也會層層審查，逐項把關。前不久，大午食品公司出售五穀雜糧，就被認為是「非法」生產和「非法」銷售，受到有關部門的處罰。我們的五穀雜糧是自己農場種植的原糧，根本沒有經過任何加工，只是分包，不存在生產的概念。但因為食品公司的營業證照沒有五穀雜糧的項目，最終還是被「非法」了。
我們的法律雖然已經開始從「允許性」規定向「禁止性」規定轉變，但由於「非法」的定性權屬於各權力部門，使得官權力膨脹，「凡是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和審批的，就是‘非法’的」。所以我們的經濟不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人治經濟」、「審批經濟」：
你「非法佔地」，只有補交了罰款，才可以變成合法；
你「非法集資」，因為「未經人民銀行批准」，你必須經過審批，才可以借貸；
很多行業，國家已經明文規定且公告天下，民企可以進入，可以享受扶持政策，但有關部門不批，你還是「非法」的……
「非法」所涉及的是模糊地帶，權力部門對「非法」的認定很隨意，同樣的經營，在甲地不受干涉，在乙地就是「非法」的；今天允許，明天就可能「非法」；不管你時，你可以發展，管你時，你就「非法」了……
有意思的是，很少看到大企業、國營企業，尤其是壟斷企業「非法」生產、「非法」經營、「非法」集資、「非法」進入……
「非法」總是光顧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
「非法」已經成了懸在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威脅著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因為企業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非法」。
「非法」是灰色經濟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攔路虎，絆腳石。
三、丟掉「非法」，萬馬奔騰
官權有限，民權無限。
官權有限，即百姓授權，依法行政。民權無限，即法無禁止，權利在民！
「非法」一詞的運用，讓政府管的越來越多，部門權力越來越大。部門權力的膨脹，極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國務院新36條開放的力度很大，可是實際效果並不明顯，就是因為很多權力部門仍然在設置門檻，民營資本仍然被關在玻璃門裡，看起來很光明，卻沒有出路。
對於官權力膨脹的危害，高層非常清楚。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過「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賦，是表明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權為民所用，表明權力的性質和歸宿。
如果我們能夠在法律上做進一步突破，明確「法無禁止即合法」，丟掉「非法」這個偽命題，消除「非法」這個模糊地帶，我們的社會經濟會是什麼樣呢？
農民會自主擇業，互為勞動，願意做工人就做工人，願意種地就種地，願意做老闆就做老闆，農村成為希望的田野。
市民會自由創業，想經商就經商，想開店就開店，城市會煥發活力。
民營資本會自由流動，不再集中於房產、地皮，而是進入各個行業，打破行業壟斷，提高競爭實力。
政府會變得廉潔高效，臃腫的官僚隊伍得以精簡，人們負擔減輕，國家更加富強。
2003年，在庭審大午非法集資案時，中央二臺曾經直播審判長的話：「不能說你孫大午道德高尚、為人正派就不處罰你。我們是按法律辦事，不是按道德辦事。」可是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怎能因為「非法」而受到審判？市場經濟應該是道德起主導作用，人們的行為更注重講理，因為有理可以走遍天下！
政府少管一點，社會多一點自治自律，市場會自淨自潔，人們害怕「違法」，而不擔心「非法」。
丟掉「非法」，萬馬奔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