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眼中「多彩」的文革生活(圖)
文革時期不管男女老少，衣褲都是黑藍灰三色，男的都穿軍綠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06月17日訊】1972年初，中美關係開始「解凍」，與此前的「全封閉」相比，來華的外國記者、國際友人人數猛增。然而，外界要瞭解「文革」期間中國的真實情況，並不容易。當時美國著名電視製片人露西·傑文斯女士拍攝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為背景的記錄片《故宮》，在海外頗有影響，當年還獲得了美國電視最高獎--艾美獎。從這部片子的拍攝過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瞭解」當時的中國的。
承擔這次這個特殊「政治任務」的，是當時的清華大學學生劉志軍一家。據劉先生回憶，由於是國務院辦公廳交北京市「外辦」具體經辦，所以北京市「外辦」經過幾個月的仔細篩選後才選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關領導還親自到他家實地查訪，看了他爺爺、父母、兄弟姐妹，並向當地派出所和居委會作進一步瞭解才最後確定。剛開始拍攝，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褲都是黑藍灰三色，男的都穿軍綠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隊一樣。」正如作者所說，「也難怪，那個年代的人除了綠軍裝，幾乎都是黑藍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鮮艷點的衣服，也必須穿在裡面，因為露出來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但為了表現服裝色彩的豐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剛結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紅衣裳，二妹妹則到鄰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當時經濟凋敝，物資供應緊張，所有東西都要憑票限量供應。不過，「《故宮》中有一組鏡頭，要表現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當時正趕上中秋節，廣安門菜市場突然擺上了各種新鮮蔬菜，應有盡有。那個年代，老百姓不管買什麼東西都要憑證且限量，惟獨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開供應，只要排隊就能買上。我父親的單位為了讓我家在外賓面前表現出中國人的自豪，還特地補助他一百元錢，母親攥著相當於自己三個月工資的錢，樂滋滋地擠在買菜的人群中……」（劉志軍：《影片〈故宮〉引出的跨國情緣》，《縱橫》，2002年第7期）
「文革」時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滿目」就這樣被製造出來。平心而論，很難要求這些「他者」瞭解當時的真實情況。因為那時正「狠抓階級鬥爭」，「敵情觀念」極強，有關方面制定了極為細緻、嚴格的與「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各單位、居委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居民學習、熟背這些規定，使外來者很難獲悉真情。
當時我從農村回城探親，也曾與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員開了半天會，學、背這些規定，經「考試」把一條條背得滾瓜爛熟後才能回家。其中一條規定，如外賓到某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不憑券而敞開供應，為了顯示「一片繁榮」，中國居民也可「購買」，但「買」後不得離開商店，要等到外賓走後再到櫃臺將貨退還。當時報紙還表揚過某菜場一位賣肉的師傅「水平高」，一次顧客拿出肉票要買二兩肉，這時恰有外賓在旁，這位賣肉師傅當即決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遞給顧客，讓外賓看到了我們的生活水平之高。據傳達說曾有人乘外賓在時買了好幾雙尼龍襪（當時買尼龍襪要「工業券」，買線襪要「線票」，買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這些券、票發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門口被有關人員攔住，後來襪子全退不說，還被通知到工作單位，受到處分。「規定」還對外國人可能提出的種種問題都提供了「標準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鄉」是「大有好處」或「很受鍛練」。有關工資、家庭收入的答案是「 生活很好」或「夠用」，不能說出具體多少錢，據說是根據工資水平可以推算出國民生產總值，可以推算出工農業生產狀況，可以推算出軍工情況，可以推算出國防實力……因此，每人的工資多少事關國家機密，不得告訴外國人。
不是故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所有問題中只有「家裡有幾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實回答」。當時就流傳這樣一個故事，說有外賓問一個老頭兒家有幾口人，這位老人生怕答錯擔不起責任，一時緊張，像在居委會「考試」一樣慌忙回答：「可如實回答。」弄得外賓莫名其妙。
若仔細研究，從這一紙「規定」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嚴密、宣傳的伎倆、經濟的衰敗……這一紙「規定」當時廣為下發，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筆者現在才意識到這一紙規定其實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史料，是我們曾經這樣生活過的證明，因為「無征不立」是歷史學最基本的學術規範和起碼要求，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或者說，「歷史」是由文獻形成的。遺憾的是，我問過許多人，竟無一人將這一紙規定保留，當然我也沒有保留。細細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文獻」，往往就是這樣喪失的；進一步說，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日常生存狀態，也就是這樣喪失的。
另一方面，對於不少外賓、海外華人回國後對「文革」中的中國那種到處「鶯歌燕舞」的熱情報導，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當時發表了有關的系列文章，在海內外影響極大。當現在有人勸他在文集中將這些文章重印時，他誠懇地表示「我卻願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頁）。「把它忘掉」，雖只簡單幾個字，卻飽含一個真誠的學人瞭解實情後的沈重反思與難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國內卻很有某些「學界新銳」為「學術創新」而將此類報導作為「文革」乃「真民主」、「經濟還很繁榮」一類的論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