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晚清北京暴利當鋪 每年繳稅僅五兩銀子(圖)

 2013-06-07 14: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小字


晚清朝廷寧損官銀不惹北京當鋪

近年在北京的街頭,不時有十分醒目的當鋪廣告映入眼帘。從網上的新聞看,現今北京的典當行業,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清末北京的當鋪。

清末北京的當鋪很是熱鬧。本文以《那桐日記》為線索,結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檔案等史料,勾畫晚清北京當鋪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與富人熱衷開當鋪

當鋪在我國有一千數百年的歷史。當鋪,亦稱典鋪、質鋪,是一種通過收存實物、以押借現金的商鋪,有的地方稱質庫。唐代詩人白居易之《長慶集》「杜陵叟」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將清代京城和外地的當鋪劃分為不同的種類。其文曰:

典質業者,以物質錢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質,又次日押。典、質之性質略相等,續期較長,取息較少,押則反是。所收大抵為盜賊之贓物也。(《清稗類鈔》第五冊,中華書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師當鋪發達,主要原因是京城裡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還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機會。比如,北京定期舉辦全國性的科舉考試,各地舉子雲集京師,他們所帶銀兩不夠,往往將隨身攜帶的貴重物品送交當鋪以換現銀。在試子們集中的貢院附近,便出現了開設多家當鋪的頂銀胡同。再如,許多來北京述職、覲見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見的候補官員,人數甚多。他們除在京消費外,臨行之前,還需要到各處應酬打點。有時所帶銀錢不敷週轉,免不了求助於當鋪。

北京的當鋪,有許多是高官自己開設的。薛福成在《庸盦筆記》中,收錄了乾隆皇帝的寵臣和砷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砷住宅;派綿二爺鈔和珅花園。附錄清單:當鋪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萬兩)。……外鈔劉、馮二家人宅子:……當鋪四座(本銀一百二十萬兩)。(《庸盫筆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砷作為朝廷一品大員,居然在京城開設了當鋪75座;其家人劉、馮二人,亦開設當鋪4座,實在令人吃驚。不過,從我所看到的清末檔案史料來判斷,薛福成所記和坤在北京等處有75座當鋪,似乎過多。我曾向韋慶遠老師當面請教過。他認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競相開設當鋪,京師內外,官私當鋪甚多,而「就其東主的身份地位及其資金來源來說,可分為三大類,即皇當、官當和民當」。(《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P73)後因滿人自身經營不善,皇當、官當逐漸消亡云云。

清後期情況與此大有不同,從我所接觸的史料看,均系私人當鋪。在《那桐日記》中,有不少關於清末北京當鋪的記載。

那桐,字琴軒,葉赫那拉氏,與慈禧同出一族。光緒二十二年,那桐擔任戶部掌管銀庫鎖鑰的郎中。從此,他步步高陞,僅僅十多年間,成了軍機大臣、文淵閣大學士。那桐升遷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所擔任的「銀庫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據記載,即使是最守規矩的銀庫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萬兩銀的額外收入。清末筆記中載,有許多在銀庫當差的滿人,號稱「庫兵」,或利用職權敲詐勒索;或趁出入銀庫之機會,把銀子塞入肛門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將銀兩攜出歸己。那桐正是具體管理這些「庫兵」的官員。其發財機會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擔任銀庫郎中後的第二年,即於京城繁華地段開始經營當鋪。《那桐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記載:

余托孟麗堂價買北新橋北大街路東增裕當鋪作為已產。麗堂為總管;田詩園(名嘉興,行三)為掌櫃,於八月初一日接替,開市大吉。計佔項一萬二千餘金,架本三萬金,存項一萬金,統計領去五萬三千餘金。余於今日約孟總管到鋪,上香祭神,書立合同,巳刻事畢,同麗堂、詩園同飯。(北京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上冊,新華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該書,只注頁碼)

據老北京介紹,在北京東直門內到北新橋一帶,有當鋪胡同存焉。「東直門內大街路北,北通東手帕胡同,原為一小巷,當鋪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師全圖已繪有該胡同,民國間始定名。六十年代並入東手帕胡同,當鋪胡同之名遂廢。」我想,那桐的增裕當鋪,應該就在那條胡同附近。

時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購買當鋪。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記中寫道:

余托孟麗堂價買燈市口北,東廠胡同口外,路東元豐當作為己產(賣主孫藎卿,嵩犢山家奴也,住後元思寺),改字號曰:「增長」。總管為孟麗堂,掌櫃人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於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開市換匾。價本市平松江銀三萬兩,佔項市松一萬七千兩,存項京松二萬五千兩,統計市松七萬二千餘金(合京松七萬二千九百六十兩)。余於今日約同孟總管、田詩園到鋪內上香祭神,書立合同二紙,各執其一。攜回合同、大契、由單、佔項單、傢俱單、津貼單共六件,辦法與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當相同。(上冊,P293)

據上述記載,那桐的第二個當鋪大概是開在美術館的斜對面,現今華僑大廈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兩處當鋪之外,那桐後來還同別人合夥開設當鋪。

在清政府高宮中,開當鋪的大有人在。如光緒朝有名的守舊派代表人物剛毅,長期當地方官,撈足了銀子,於是在京城開設了三座當鋪。(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軍機大臣鹿傳霖,則在家鄉河北定興開設當鋪。(趙風昌:《惜陰堂筆記·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員之所以熱衷開典當業,與當時吏治腐敗有直接關係。這些身居高位的權臣,積累了大量財富後,並不滿足,還想進一步「以錢生錢」,於是將貪污受賄得來的銀兩當作「本錢」,大量投入到典當行業。

余在閱讀清人信札中,還看到另一現象。有一些權臣,出於種種考慮,並不像剛毅、那桐那樣自己出面,而是通過他們的親戚或至交,把銀兩交給他們,間接地投入典當、錢莊或其他高利貸行業。如慈禧之親信榮祿,在戊戌政變之後,大權獨攬,送禮行賄者紛至沓來。榮祿於辛醜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師前夕,致奎俊之家書稱:

京城南院花園各房,均已收回,將來到京後再為斟酌辦理。小號本錢,昨匯至山東「一零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聽用,以免由此動身贅累。(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1輯,P142)

蔚廷,指袁世凱,戊戌政變後取得榮祿信任,很快被提拔為山東巡撫;佑文,指山東糧道達斌,與袁世凱、榮祿關係至為密切。密信中所謂「小號本錢」,指京官和各地官員之行賄銀兩,均變成了榮祿的「本錢」。現尚存世的《榮祿存札》揭示了收受賄賂的具體數字與細節,令人觸目驚心。「《榮祿存札》(未刊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榮祿此信使用了兩組密碼暗語,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榮祿在西安行在時所收的巨額金錢,寄給了袁世凱等人,「以錢生錢」去了。而典當業,無疑是一個主要去向。

除榮祿之外,另一位軍機大臣李鴻藻,號為清流派魁首,可謂正人君子,他把銀兩送給天津的姻親姚學源,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當、錢莊或其他行業。姚學源定期向李鴻藻匯報所存款項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李鴻藻藏札》(未刊稿)]

一座當鋪每年繳稅僅五兩銀子

清代當鋪的利潤之高,是今人難以想像的。據夏仁虎記載:

質鋪九城凡百餘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鉅值者亦得議減。業此有名者,曰白某、婁某。一人恆管多處,曰總管。(《舊京瑣記》卷九,市肆)

夏仁虎(1873-1963),江蘇江寧人,字蔚如,號嘯庵等,光緒舉人,長期在北京生活,清未曾任郵傳部郎中。民國時期任張作霖北京政府秘書長。「解放」後,受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故對北京的當鋪瞭若指掌。

對於當鋪獲利情況,《那桐日記》亦有記載。那桐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記述曰:

天祐齋田二送來翠搬(扳)指一個,押京松銀一千兩,每月六厘行息,四個月歸還取贖。如到期不還,銀物兩沖(後於二月間原價贖回)。(上冊,P332)

晚清的當鋪像以往朝代一樣,有活當與死當之分。如上所記,這個翡翠扳指,就是活當,又稱小押,當存僅僅兩月,即可收銀十二兩之多。當鋪的收益於此可見一斑。

京城當鋪,均持有官府所頒發之「當貼」。所謂當貼者,即今之執照也。各當鋪每年需向官府交稅,爾後獲得當貼。京師當鋪獲利豐厚,按理說應該多繳納稅銀。但事實恰恰相反。許多當鋪主人與官府有牽連,或者他們本人就是高官。正因為當鋪與官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清政府所制定的稅收政策,對當鋪十分有利。

我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錄副奏折檔中,發現一份重要的檔案,即兼管順天府府尹孫家鼐所呈遞的「京城當典加稅請核減折」。孫家鼐奏稱:

……中外典當,獲利較厚,稅額獨輕,擬自本年起,無論何省,每座按年納稅銀五十兩。去後茲據大興、宛平兩縣,詳據京師各當商稟稱,京師地面,典當共有一百九十餘座,家數林立,資本無多,勢分力薄,各典貨架,均難充滿,利息又無定章,遇物典質,往往爭攬買賣,暗中讓息,獲利愈難。近年京城市面,日見清淡,生意更覺減色,……若再每年當稅加增至五十兩,合計歲增十倍,實在力不能支。今又奉諭,認借昭信股票,商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敢不竭力圖維。現已認領股票十萬兩,以應公家之急,懇請將加稅核減一半等情,具詳請奏前來。

定例,順天當商與江蘇等省同徵稅額五兩,已屬向隅,今驟增至十倍之多,商力艱難,亦屬實情,奉飭勸借昭信股票,該商等已共同認領十萬兩之鉅,誠屬不遺餘力,擬請將稅額加至五倍,每年納銀二十五兩,臣等亦恐事關大局,未敢貿然上陳。惟念輦轂之下,無事不仰沐皇恩,格外體恤,即使將該商等加稅,略示區別,各省亦不能藉口。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將京城典當加稅,核減一半,以恤商艱而紓無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一年錄副奏折,財政類,《京城當典加稅請核減折》)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獲利豐厚的行業,所徵稅銀數額非常之少,實在太不合理。因此,孫家鼐之折遞上後,很快遭到戶部否決。光緒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諭旨稱:

中外典當各商,每年每座令納稅銀五十兩,系屬通行之案,京城未便獨異,且首善之區,萬方輻輳,典質貨物,既較外省為多,利息盈餘,亦視外省稍厚,每年加增當稅五十兩,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亟宜踴躍輸將,為各省之倡,礙難先行核減,令外省當商得以紛紛藉口。請旨飭下順天府仍遵臣部前奏,曉諭京城典當各商,趕緊按年按座納稅五十兩,不得稍有遲延。(光緒二十一年錄副奏折,財政類)

孫家鼐的此件奏章,準確提供了京城當鋪的數字是一百九十餘座,記載了每座當鋪所繳納的稅銀是五兩,戊戌四月之後,增加至五十兩。

高官對當鋪額外關照

清朝的執政者與當鋪關係密切,因此,每當出現社會動盪,危及當鋪利益時,他們便會出面對當鋪多方呵護。光緒二十六年春夏之交,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當鋪生存頗受影響。尤其是庚子六月,對京師金融市場有著舉足輕重之影響的「四恆」銀號歇業,市面為之震動。慈禧要北京地方官陳夔龍設法挽救。陳氏稱:

當載漪恣睢用事時,余適署順天府尹,有安撫地方之責。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燒前門外大柵欄某洋貨鋪,延燒廣德樓茶園,竟召燎原之禍。大柵欄以東珠寶市為京師精華薈萃之地,化為灰燼。火焰飛入正陽門城樓,百雉亦遭焚燬。此誠我朝二百年未有之交。爐房二十餘家均設珠寶市,為金融機關。市既被毀,爐房失業,京城內外大小錢莊、銀號匯劃不靈,大受影響。越日,東四牌樓著名錢鋪四恆,首先歇業。四恆者……開設京都已二百餘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廣。一旦停業,關係京師數十萬人財產生計,舉國皇皇。……兩官問地方安靖否?後問所管近畿各州縣有無民教相仇之案續行發生?末謂昨日四恆因爐房被毀,週轉不靈,呈請歇業。四恆為京師金融機關,豈可一日閉門?我命步軍統領崇禮設法維持。他與四恆頗有往來,又系地面衙門,容易為力。詎彼只有叩頭,諉為順天府之事。爾是地方官,本難卸責。此事究應如何辦理,我想四恆本非無錢,不過為爐房所累,一時不能週轉。如以銀根見緊,官家可先借銀給他,從速開市,免得窮民受苦。爾可回署,傳諭該商等妥籌辦法,以三日內辦好為妥。承旨出,剛相候於門外,對余曰:「四恆事太后曾向我談過,我謂非君不辦。但奉托一言,勿論如何,切勿牽累當鋪。至囑至囑。」余奉命巳覺毫無辦法,聆剛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陳夔龍:《夢蕉亭雜記》,P22)。

陳夔龍稱「適署順天府尹」,是不準確的。他當時的職務是順天府府丞。據清檔記載,是年閏八月初十日,順天府府丞陳夔龍曾上奏為閏八月初三日「奉旨補授順天府府尹謝恩事」謝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二十五年錄副奏折,吏治類)

陳夔龍(1857-1948),字筱石、小石,號庸庵,貴州貴陽人。光緒進士。歷任兵部主事、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陳被任命為留京辦事八大臣之一,次年十二月後,調河南布政使,升河南巡撫、直隸總督等。

按照通常處理歇業的辦法,陳夔龍認為,「京師城廂內外,當鋪約一百十餘家,均系殷實股東,若命兩縣傳諭每家暫借銀一萬,共有一百十餘萬,可救暫時四恆之急」。(陳夔龍:《夢蕉亭雜記》,P23)但是,由於軍機大臣剛毅有當鋪三處,其他官員也與當鋪有牽連,這樣陳夔龍就不能不認真考慮「勿牽累當鋪」的問題。幾經斟酌後,他採取「以各商借券為抵押」,然後「奏請一百萬官款」的辦法,既化解了四恆的危機,也未使各當鋪受毫髮之損。

清宮檔案證實陳夔龍所述是可信的。據清檔記載,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廷頒布的上諭稱:

諭軍機大臣等,趙舒翹等奏,維持商業,謹擬章程一折。四恆銀號關係京師市面,現因庫款支絀,商情疲滯,無力週轉,亟應設法維持,以利民用。著即發給內帑銀五十萬兩,並由戶部發給內庫銀五十萬兩,交該兼尹等,按照所擬章程,督飭該商等分別辦理。

這裡的「該兼尹等」,指的就是兼順天府府尹孫家鼐和順天府府丞陳夔龍。有了這一百萬兩的公款,自然不會再去「牽累當鋪」了。

庚子年京師的搶當風潮

光緒庚子年夏季,義和團運動席捲京師,東交民巷與西什庫地區成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主要戰場,槍炮之聲不絕於耳。當鋪的老闆們看到人心惶惶、市面混亂,耽心遭遇不測。尤其是當八國聯軍兵臨京師城下之時,在慈禧逃走的前後,京師幾乎所有的當鋪均遭厄運。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記述:

自十七以來,京師大亂,匪徒蜂起,店舖關閉,無處買食物矣。覓挑水而不得,喚剃匠而無人。下至掏毛廁,淨便桶,均無形影,致家家將糞溺潑於街市,一出門庭,木穉香扑鼻。蓋若輩近日專顧搶掠,不暇做正經生活矣。西半城之當鋪,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戶貧民,搶劫一空,次及糧食店。若東城內城之當鋪、估衣皮貨、綢緞及各項店棧,盡被營勇、潰軍、洋兵、土匪,先後搶劫,靡有孑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庚子記事》,中華書局,1978年版,1796)

三日後,楊典誥又記曰:

京師內外城當鋪二百餘戶,連門窗戶壁以及地磚,靡有孑遺,其未被劫或劫之過半者,不滿十戶。惟爛面胡同一戶,緣備有快槍在房上守望,見有聚而來者,開槍擊之,故倖免於劫。南柳巷之匯豐,出銀四千兩以保險,廿四仍被劫一空。廿五以後,有劫掠者,洋兵拿獲,以火器斃之。自是不敢公然搶奪矣。蓋自二十洋兵入城,中國在官人役,風流雲散矣。地方無主,能不亂哉?

另一位翰林院學士惲毓鼎則在其《庚子日記》中寫道:

七月二十三日,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窮民之搶糧店、當鋪者,數日而盡;浸及各店,市肆皆不開門。余處幸儲兩月糧,巷中間有賣菜蔬者,賴免於餒。(《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中華書局,1964年,第1輯,P61)

慈禧西逃,京師處於完全無政府的狀態,故而發生了此次規模空前的搶當風潮。

《那桐日記》可以印證楊典誥、惲毓鼎等人的記載。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記曰:

接裕壽田信,擬托總稅務司赫德見各國公使,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尚無回信。昨、今兩日,土匪搶劫錢、當鋪,九城一空,住戶東南隅受害最重,日本界內尚好。今日未刻玉如處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銀,甚洶洶,家中人驚恐。(上冊,P350)

那桐此日所記「九城一空」與楊典誥、惲毓鼎庚子年所寫日記完全相同,說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師的當鋪,遭受了滅頂之災。但是,那桐並沒有明確記載自己的當鋪是否遭受劫掠。依情況推斷,那桐當時是慈禧親自任命的統兵大員,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便「奉旨添派管理八旗兩翼前鋒護軍營督練事宜」。(同上)在東華門統重兵把守的那桐,是不會不顧及自己當鋪的。

這次搶當風潮的直接後果,是許多有價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會。辛醜條約簽訂後,光緒二十七年,慈禧與光緒從西安行在返回京師。北京的市面逐漸恢復正常,而在當鋪行業內,又出現了一種新現象。一些未經註冊的地下當鋪日漸多起來。這些當鋪規模甚小,時而開張,時而關閉,以躲避政府監管。他們是一些主要經營小押、暫押的當鋪,其中不乏搶劫偷盜來的貴重物品。於是,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遞奏章,要求禁閉這些未經註冊的黑當鋪。

據清宮檔案記載,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廷頒布上諭稱:

有人奏,請將私設小押暫押當局查封提究,開單呈覽一折。據稱,「京畿盜案,層見迭出,實由小押私當為之罪魁,請將私設各當局,嚴密查抄,永遠封禁,並將開設私當之人,送交刑部治罪」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單開各處,嚴密查封,分別究懲。

這是義和團事件後,清廷對京師當鋪的又一次整頓。總之,庚子年的搶當風潮,使京師當鋪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以至於十年後清王朝垮臺時,當鋪的元氣尚未能恢復過來。

附:

每年正月,北京當鋪的開張儀式很有風趣。據時人記述謂:

當鋪春節開市,也是富有戲劇性的場面。正月初二凌晨,鋪堂眾人按等級職位以次排列,相互團拜禮畢。總導演大缺(當鋪內較為高級職稱)傳令開當鋪門。四門大開,算盤搖動三通,這時從大門外跑進三位童子(實質安排好當夥計),第一個手拿銀錠元寶,第二個懷抱一大瓷瓶,第三個手執一柄如意,進來賀年。三件吉祥物都有個講究,一為「立市之寶」(銀元寶);二為「平安如意」,取其「瓶」音;三為「吉祥如意」。取其「如意」。將這些吉祥物都放在櫃臺之後。又從外面走進一位當客(實質已安排好的),身著紫錦衣,手拿土黃色白褲腰長褲一條,前來典當。業務人員焉敢怠慢,來人張口要價白銀二兩。管賬先生立即開票、付錢,編入第一號當物。當然此褲不用贖,早已夠本有餘,主管夥計立即將此褲入庫,做為鎮庫之寶物。(北京市文史研究館編:《京華風物》,上海書店,1992年,P148-149)

来源:博覽群書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本文短網址: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分享到: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評論

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理性交流,拒絕謾罵。

留言分頁:
分頁:


x
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在我們的網站上使用Cookie等技術來個性化內容和廣告並分析我們的流量。點擊下方同意在網路上使用此技術。您要使用我們網站服務就需要接受此條款。 詳細隱私條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