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

這個世界會好嗎？1988年梁漱溟先生有此一問，他的回答是樂觀的，我們大家在那個時候也是樂觀的。經歷了1989年後的一系列變化，今天選擇樂觀回答的人恐怕會少許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當今國人的道德狀況令人沮喪，官員的腐敗，商人的黑心，普通民眾中對生命冷漠的事例，等等。原因何在，是人性變了嗎？我的看法是，第一，基本人性不會變，不要說二十幾年，幾千年也沒有什麼變化；第二，道德的基礎在人性中，道德出問題不是因為人性變了，而恰恰是因為背離了人性。 

當然，什麼是人性，這是一個爭不清的問題。我認為有兩個說法比較靠譜，都涉及人性中的道德基礎問題。

第一個說法是，作為生命，人有利己本能，但也能推己及人設想和理解別人的相同本能，這就是同情心，而同情心是道德的基礎。按照亞當·斯密的說法，在同情心的基礎上形成了人類社會的兩種基本道德，一是正義，就是不能損人，對於損人的行為要制止，二是仁慈，就是還要助人。人性中本來就有同情心，但它是從利己本能派生出來的，相當脆弱。無論利己本能被壓抑，得不到合理滿足，還是利己本能膨脹，越過了邊界，都不會有同情心。所以，要讓同情心生長得好，就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其實質是保護合理的利己、懲罰越界的損人，而在我看來，這樣的社會秩序就是法治。

柏拉圖曾經借格老孔之口講一個故事。有一個牧羊人撿到一枚寶石戒指，可以使他隱身，他就靠隱身術勾引了王后，殺掉了國王，霸佔了王國。格老孔得出結論說，如果能夠為所欲為而不受懲罰，世界上就不會有正義的人了。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人人有隱身術，必定天下大亂，人人自危。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大家為了自己的安全，就可能達成契約，都不隱身，霍布斯就是這樣來論證契約的起源的。最糟糕的是少數人有隱身術，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懲罰，就會使沒有隱身術的多數人沒有安全感，卻又無能為力。這就是人治，在相當程度上是我們今天的現實。法治就是要使任何人都不能有隱身術，造成一個人人有安全感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同情心最容易生長。

關於道德的基礎的第二個說法是，人不只是生命，更是精神性存在，精神性是人的本質。對於這個精神性有不同說法，柏拉圖和基督教說是靈魂，亞里士多德說是理性，共同的是都認為它相當於人身上的神性，是人之為人的尊嚴之所在，而做人的尊嚴就是道德的基礎。這樣來看道德，實際上已經是信仰了，因為信仰的實質就是相信人的精神本質，精神生活是人生意義之所在。當然，真實的信仰是個人自覺的靈魂追求，應該是多元的。

這就要談到道德教育問題了。根據上述對道德基礎的理解，我認為最重要的道德品質是兩個，一是善良，即有同情心，二是高貴，即有做人的尊嚴。一個善良、高貴的人，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可是，看一看我們今天的道德教育，從中小學的德育課到社會上的道德宣傳，有多少這樣的內容？大多是意識形態的灌輸，使得人們對道德的根本毫無概念，更壞的作用是導致虛偽，大家都說著自己不相信的話，好人被逼成二重人格，壞人肆無忌憚地耍兩面派，這本身就是一種惡劣的道德環境。所以，為了中國未來有一個乾淨的道德環境，要從孩子開始，回到人性來進行道德教育。

總之，道德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在人性中有基礎，但要把這個基礎開發出來，必須靠法治和信仰。道德依賴他律和自律，法治強化了他律的力量，信仰提高了自律的覺悟。道德好比一個淑女，她的力量太單薄，需要法治做她的衛士，她的覺悟不夠高，需要信仰做她的教師。我的結論是，如果我們能夠建立以保護個人自由為最高原則的法治社會，同時鼓勵以個人靈魂追求為實質的多元的真實的信仰，那麼，中國人的道德狀況會好的，這個世界會好的。不過，難就難在法治和信仰，這兩個東西本來就是中國傳統中所缺乏的，所以，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