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闊就變臉　政協和國防委員會的命運

毛澤東是一代梟雄，梟雄的特點就是善變，所謂「陰陽不測」是也。這點，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建國後對政協和國防委員會的態度變化上看出來。

所謂政協，全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又稱「新政協」——之所以「新」，是要別於1946年1月召開的「舊政協」。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重慶談判，決定為組諸新政府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和社會賢達五個方面。同年11月，應為國共內戰打響，國民黨就單方面宣布召開「國民大會」，於是中共宣布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解體。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口號，提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國外華僑積極響應，參加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必須指出的是：以民主黨派為主體的政協在國共戰爭中，作為中國重要的社會政治力量，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密切合作，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鬥爭，為國共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貢獻」大致有：首先，同共產黨一起反對所謂「國民黨發動的內戰」，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反對國民黨制定46憲法。其次，重慶國共談判和政協會議期間，政協各民主黨派作為「第三方面」給予中共極大支持。再次，積極參加和支持共產黨在國統區領導的反蔣運動。在人民國共戰爭轉入戰略反攻並且取得節節勝利的形勢下，1948年初，各民主黨派都公開宣言，站在中共一邊，同共產黨一道為推翻國民黨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

因為這個緣故，毛澤東在當時對民主黨派屢有頌詞。

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也指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12月25日《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又把它稱之為「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談到對美國和蔣介石仍然抱有幻想的民主人士時還說，「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的政策」，等到「共產黨勝、國民黨敗的形勢業以完全判明以後，邀請他們參加中央人民政府」。也因此，中共的政治主張得到了許多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擁護，他們都公開聲明願意與共產黨實行密切合作，完成中國的民主和平事業。

因為有這些來往，所以在中共建政前後，政協受到了毛澤東青睞：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參加會議的有23個單位的代表共134人。9月17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正式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斯時，因為政協在國共戰爭中對中共的功勞，加之政權剛剛建立，還需政協來挂「民主建國」的招牌，所以毛澤東給了政協極高的地位和實權，讓其取代了後來全國人大的作用——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參加會議的有46個單位的代表共662人。此時，政協之牛，我們完全可以從會議通過的文件看出來：比如，有相當於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還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另外，會議還通過了關於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等項決議，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可以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當時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下，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人民政協代行人大職權的主要表現，從直接的具體的角度來看，表現在中央層次上的，是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召開期間的具體決議和決策；在地方層次上，表現為省、市、縣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期間的各項具體工作部署。同時，從法律層面上來看，在第一屆人民政協全體會議和各省市縣的代表會議閉會期間，其職權並沒有消失，這時體現為一種潛在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職權而發生作用。此外，政協中的民主人士還擔任了許多政府要職：1949年10月1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歐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政務院副總理，李維漢為政務院秘書長。副總理中民主人士50%；21名政務院領導成員中，民主人士11人，佔52.3%；任命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其中民主人士佔20%，徐向前為總參謀長。會議還通過了政務院下屬委、部、會、院、署、行34個機構的109名正副職位，其中民主人士49個，佔44.9%，15個正職是：文教委員會主任、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譚平山任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黃炎培任輕工業部長，朱學範任郵電部長，章伯鈞任交通部長，李書城任農業部長，梁希任林墾部長，傅作義任水利部長，瀋雁冰任文化部長，馬敘倫任教育部長，李德全任衛生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長，何香凝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胡愈之任新聞出版署長。此時的政協，可謂風光八面，把「民主建國」的氣氛昂揚到了極致。

然而，在內心深處，毛澤東對以民主黨派為主體的政協並不感冒——據1995年至1996年《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黨的文獻》雜誌先後刊登發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A．M．列多夫斯基《米高揚的赴華秘密使命》的譯文披露：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稿中就提出，「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以之後，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一樣，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臺，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回電中表示「不同意這種看法」，中共在保持自己領導地位的同時，應該同民主黨派合作，成立聯合政府。米高揚還因此得出結論，「眾所周知，由於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所以，在國家政權取得完全穩定後，毛澤東就拋棄了「長期共存」與「民主建國」的幌子，開始將矛頭指向政協。

這首先體現在1957年的所謂「反右鬥爭」。

此次運動首選的打擊對象是民主黨派。反右中，民主黨派先是被視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然後又被重新定性為資產階級政黨，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置於被改造的地位。為此，反右以後，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之間事實上已不可能保持政治上的平等的友黨關係，也不再擁有憲法所規定的政治權利和組織上的獨立。所以從反右之後，多黨合作名存實亡，國家政權機關的人事安排幾乎是「清一色」，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中的民主黨派成員也成了一種擺設。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這種根本性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民主黨派已退出了國家政權管理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舞臺。而到了「文革」時期，政協就更是成為已陳之「芻狗」。

1966年「十六條」公布後第十天，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運動如狂飆驟起，終於將打擊的矛頭公開指向了各民主黨派。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從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紛紛貼出「通告」，以大體相同的語言表示「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黨中央處理」。北京的這股紅色風暴很快就刮到全國各地，民主黨派在全國陷入滅頂之災。據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回憶：紅衛兵對各民主黨派機關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各民主黨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份子被抄家、被揪鬥。紅衛兵中的一些不良份子趁機打家劫舍，令人髮指的殘忍行為到處出現。恐怖氣氛籠罩著各大城市。而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並沒有對紅衛兵「勒令解散」民主黨派這一重大行動明確表態。

全國政協停止活動直到毛澤東死後的1978年。

與政協同命運的還有「國防委員會」。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並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國家體制中設立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是雖然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但多少體現出軍隊國家化的意思，這點，我們或許可以從其組成人員的構成看出：第一屆（1954－1959）國防委員會1954年9月28日成立，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其中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都不屬於中共人士。

第二屆（1959－1965）國防委員會1959年4月28日成立，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衛立煌，1962年增補蔡廷鍇為副主席。其中程潛、張治中、傅作義、衛立煌、蔡廷鍇也不是中共人士。

第三屆（1965－1975）國防委員會1965年11月4日成立，主席：劉少奇（1964－1969），副主席：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羅瑞卿、程潛、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後四位仍然非中共人士。這一屆實際上文革一爆發（1966年）就完全垮臺——連其主席劉少奇都自身難保，遑論其他。

而到了1975年1月，毛澤東乾脆授意第四屆全國大，在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不再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軍隊從此完全隸屬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軍事委員會有關軍事工作的決定，可用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的名義由內部系統下達，其須公開發布的命令和指示，則用國務院或國防部的名義下達。從此，中國就只有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委員會銷聲匿跡。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善變而不是亂變，原因在於其變有一個核心，那就是權力——只要有利於自己的個人權力的擴大和鞏固，他就大變特變，毫無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