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激化中國社會矛盾

傅亮(音譯)把他的破車停在豪華別墅群「金色湖岸」邊上。金色湖岸的銷售大廳用枝型吊燈和天鵝絨傢俱裝飾,呈現出一種新富階層對義大利托斯卡納的憧憬。

他說:當初我的漁場就在這裡。

這些別墅遠遠超出了傅亮的購買力。他說,2010年12月,因為不斷遭到騷擾,他不得不離開自己運營漁場的那一小幅地塊,當地政府只給了他一平米九塊的價錢。

地塊很快被轉售給一家開發商。全國性土地交易資料庫顯示,轉售價格為每平米640元。開發商建起了別墅,每平米賣6,900元。

傅亮現在沒有工作,是成都貧困邊緣地區數萬失地農民中的一員。他無心重新創業。他說,如果政府說毀就把它毀了,創業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的情況凸顯出中國社會最大的「地震帶」,以及預計下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力圖維護脆弱的社會穩定、讓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時面臨的最嚴峻威脅:土地所有權問題。

問題根源在於,根據現行經濟制度,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可以跟農民進行不對等的土地交易,賺得豐厚的利潤,而農民在法律上卻沒有多少反抗的能力。

這種局面又成為中國形成巨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部分原因,從一個方面造成經濟增長的失衡。這一問題在城市上流人群與6.5億農村社會底層人群之間形成了對立。前者受益於歷史上最盛大的經濟浪潮之一,後者卻進一步落在後面。

飛快的城鎮化支撐了10年以來的迅猛增長。從2001年到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幅達到接近10%的水平。但由於城市擴張鮮受約束且土地價格被人為壓低,工廠、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的增長失去控制,從2001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6.5%提高到2011年的48%。

對於中國農民來說,由於地權不牢靠,他們就沒有什麼動力來通過投入提高農業產量,也沒有資產可以出售,來籌集遷徙到城市所需的資金。數百萬人被從土地上趕走,補償很低,又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而無法享受社會福利,所以很多人在城市邊緣過著貧窮的生活。

成都西南財經大學一位學者前不久的調查顯示,中國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由此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不利於政府實現啟動消費、使之成為增長推動器的目標。

即將卸任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將其作為改革派的聲譽繫於在最後時刻推進農村地權的措施上。2012年11月末,中國國務院討論通過了土地管理法的修正案草案,使地方政府征地變得更加困難,如果征地成功,則將提高農民獲得的補償。

2009年10月,傅亮的生活開始急轉直下。他接到成都市溫江區地方官員的指示:離開他為家人建的房子,還有他經營了幾乎20年的興旺養魚場。

他進行了抵抗,但到2010年底,反抗無果而終。傅亮和其他一些人說,地方政府組織的騷擾和強拆行動將他從自己的土地上趕了出去。

他養魚的魚塘已經被填平。在他和其他人曾經的農田上興建的豪華別墅綜合體項目即將完工,為當地政府和開發商帶來了人民幣數千萬元的收入。

人權活動人士黃琪(音)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公布有關征地的消息。他說,傅亮的遭遇絕非罕有。黃琪說自己每年會接到成千上萬起這類事件的消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估計,現在有4,000萬至5,000萬失地農民。

處理傅亮一案的當地派出所讓記者向市公安局徵詢相關問題。市公安局沒有回覆置評請求。中國法律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權力,可以為公共利益而徵用土地。

44歲的傅亮身材結實。他帶著諷刺的笑容說,在政府切斷水源、弄死他的魚之前,他的小養魚場收入還算可觀。

現在他的收入銳減。其他的失地農民靠當建築工人、保安和在工廠打工勉強維持生活。

傅亮失去土地的時候,中國歷時10年的房地產熱潮正接近頂點,當時銀行放貸激增,極大地刺激了已經處於狂熱狀態的建築活動。在傅亮所在的四川省,2012年約有2.25億平方米的住宅項目在建。

在有1,100萬人口的成都外圍,滿是灰塵的空氣、不斷的建築施工噪音以及尚未完工的林立高樓昭示著投資持續快速增長的效應。

一處建築工地上懸掛的標語寫著: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這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口號。傅亮看著層層疊疊的高架公路說,幾年前這裡全是農田。

產業被推土機推平的絕非他一人。顏她鳳(音)曾經將位於成都郊區的自家房子用於出租,收入不錯,貼補著一家人在毗鄰的兩畝地上種莊稼的收入。但是她說,在2006年,地方政府派警察和暴徒把她一家人趕走,然後推平了她的房子。她說,自己72歲的父親被打到住院,後來去世。

顏她鳳所在街區的官員王曉陽(音)反駁了顏她鳳的說法,說征地過程中沒有暴力行為,還說顏她鳳要求不合理的高額補償。王曉陽說:她是在胡說八道,我覺得她精神有問題,或者是想勒索政府。

在距離市區90分鐘車程的羊馬鎮,何小平(音)在當地市場上賣糧食每年大約能有1萬元的收入。她說,那是以前的事了,後來當地政府用 隔開了村子的部分土地,在她不到三畝的土地上堆了數噸碎石,讓她沒法種地。何小平說,這裡的地以前很肥,現在種什麼都很難。

她的丈夫、姐姐、姐夫以及兩個鄰居已在監獄裡呆了好幾個月。去年8月,他們為耕地一事與數百名警察對峙。何小平說,一位官員對她講,想抗議你就抗議,反正槍打出頭鳥。

由於父母被關在監獄,何小平6歲的外甥女和12歲的外甥只能由70歲的外婆照料。何小平說,他們想媽媽。何小平仍繼續在未被政府破壞的一窄溜地上種莊稼。

當地警察局長拒絕回答有關何小平案的問題。

像傅亮、顏她鳳與何小平等農民面對的問題,根源在於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有很大的經濟動力去徵用土地。

對地方政府來說,支付給農民的補償金與賣給開發商的地價之間那部分就是它們的收入,而這兩個數字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

美國西雅圖非營利組織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中國土地法專家李平說,農民獲得的補償是基於土地上農作物的價值而定,但地方政府以非農用途出售這些土地獲得的市場價值要高得多。該研究所在北京有分支結構。

該研究所2011年對中國17個省的調查發現,平均來看,政府給農民的補償金只佔土地市場價值的2%。

據中國財政部統計,2011年,全國範圍內出售以低價從農民手裡獲得的土地為地方政府帶來了26%的收入。其中,部分收入用來償還地方政府在中國實施2009年經濟刺激方案過程中所拿到的貸款。

在「金色湖岸」展廳,紙質光滑的宣傳手冊稱將讓住戶回到文明城市。這個別墅區有一部分建在以前傅亮的土地上。

隸屬於浙江特產集團(Zhejiang Topchance Group)的成都金尊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Chengdu Jin Zu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簡稱成都金尊)的銷售代表說,50%的別墅已售出。如所有88套別墅全部賣出,開發商應該能獲得約2億元的收入。

記者幾次欲聯繫成都金尊管理層置評,均未獲成功。開發商一般不會直接參與農民的拆遷問題。土地被賣出之前,要先把農民從該地遷走。

房地產開發會提高當地稅收和經濟產出,而這兩個都是衡量政府官員能否晉升的指標。2001年,房地產投資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7%。2012年,這一比例提高至13.8%。

一些經濟學家說,地方官員常會獲得間接好處,即「灰色收入」。何小平的鄰居劉孟嘉(音)說:別看他們工資不高,抽的可都是中華。中華是中國最貴的香菸品牌之一。

北京智庫中國改革基金會的王小魯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最富有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是上報收入的三倍以上,有些人在工資之外還有回扣和腐敗所得。

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最近在一場反腐行動中落馬。李春城在任期間,征地步伐非常快,他因此被人被人冠以「李拆城」的外號。據官方媒體的報導說,去年12月2日,李春城被中央紀委立案調查。記者通常無法聯繫到接受調查的高層官員置評。沒有跡象顯示捲入傅亮、何小平和顏她鳳案的具體官員存在腐敗行為。

如果說經濟形勢對農民不利的話,法律制度也同樣如此。地方政府的征地能力幾乎絲毫不受制約。

傅亮目前正在試圖起訴當地政府,要求賠償。過去兩年他一直在查詢相關資料。他說,他曾要求查詢有關征地法律依據的信息,但他的要求被置之不理或得到的信息有誤,他曾致電當地政府,但無人接聽。傅亮案的庭審將在當地法院進行,而當地政府或許能夠影響審判結果。

顏她鳳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感到失望,於是她到北京上訪,中國傳統上就有百姓到中央政府反映對地方政府不滿的做法。過去兩年來她多次乘坐火車上京,每次要乘坐24小時,但均無果。

她說,上訪的結果通常是在北京被成都市政府派來的截訪者拉進麵包車,他們這樣做是為防止她令地方領導丟臉。顏她鳳說,在回鄉的路上,他們不讓我們吃飯,不讓我們上廁所,但至少我們不用買返程車票了。顏她鳳所在地的官員王曉陽駁斥了她的說法,包括她提到的截訪者。

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一些人會採取更為極端的做法。人權活動人士黃琪在推特(Twitter)上發布了針對征地的最新一起抗議事件的詳細情況。那是重慶市附近農民吳修華的一張照片。吳修華為使自己的案子得到關注不惜採取自焚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他倖存了下來。

在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最後幾個月,他試圖調整農村土地政策,使之更有利於農民。去年11月底,中國國務院會議通過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今年1月底發布的顯示今年主要任務的中央一號文件也強調了保護農民土地權益。

土地法專家李平說,如果修正案得以實施,可能會產生重大意義。他說,中國每天都有強征土地的事發生,在農村抗議活動很常見,有些抗議中人們的生命會有危險;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將加強農民土地權益,有助於改善現狀。

在成都,黃琪仍對此表示懷疑。他說,溫家寶已經當了10年總理,數百萬農民已經失去了土地;對於中央政府,我們不聽他們怎麼說,要看他們怎麼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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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om Orlik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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