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立軍大起底》解讀王立軍

2012年12月14日出版的新一期《南都週刊》推出系列深度報導，以專號的形式「揭秘」了王立軍從起家到階下囚的全過程。此組報導一出，立即引起廣泛的關注，也因此又挑起了新一輪對王立軍與「重慶模式「的討論。筆者細讀此期《週刊》全文，對「南方系」新聞人的勇氣與敬業精神深表敬佩。當然，可以確定的是，因為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以及嚴酷的政治環境，雖然名曰「大起底」，此系列報導的採訪者與編者們還是會把大量長期蒐集的第一手材料束於高閣，或者小心藏匿。不管怎樣，「南都」新聞人數年來冒著巨大危險持續追蹤的熱血付出仍然是極有價值的，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可以較深入地瞭解王立軍的一份重要而又詳實的材料。王立軍作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核心人物，通過對他的細緻入微的瞭解，可以讓我們於關鍵處看破全局，於一人之命運透析無數人的滄桑。

此系列報導從王立軍的起家史、治警手段、政治伎倆、包裝作秀以及東窗事發幾個視角，將大多數人眼中一個空洞的政治符號生動地展現出來。通過這些報導，人們不僅知道了王的罪行，還會進一步瞭解王成為罪人的性格原因，也會引發人們更深入地去思考：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與土壤，致使王的罪行如此囂張的肆虐蔓延？

王立軍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倚仗權勢橫行霸道，行事張狂無法無天；他不惜代價樹立個人威權，將順者昌逆者亡的強盜哲學發揮到極致；他把無恥當成正義，把虛偽當成高雅，把殘暴當成是英雄氣概。可是，在他為所欲為的強悍外表的掩飾下，卻是一個極度扭曲的、自卑怯懦的、虛弱、愚蠢的靈魂。他有極強的表現欲，辦案時喜歡大排場，不厭其煩的用各種學術名銜包裝自己，喜歡炫技，出於一種病態的心理，將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包裝到每一個細節……

這樣的性格特徵，讓筆者不由得聯想到了歷史上的諸多暴君和無恥政客：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江澤民以及王立軍的靠山薄熙來……他們與王立軍在性格上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二戰時，美國心理學家對希特勒的人格加以研究分析，最終為總統羅斯福提交了一份《希特勒性格特徵分析報告》。《報告》認為，希特勒之所以刻意隱藏身上的瑕疵，其實是因為對外界與他人極度的虛弱與恐懼。越是虛弱，就越要表現出強大；越是恐懼，就越是要表現得殘忍。他們這樣的表現，似乎是將人們都懾服於自己的淫威之下，實際的結果卻只是使他們個人的心靈越來越變態、扭曲。越作秀就越虛弱，為掩蓋虛弱，就要加倍作秀；越殘忍就越恐懼，為了遮蔽恐懼，就更加歇斯底里的殘忍。在人格的惡性循環過程中，一個個被貪慾、野心折磨的靈魂就這樣走上了無法回頭的邪惡之路。

《南周》的報導中寫道：「在重慶市局，王立軍設置了嚴密的人防、技防設備。市局主樓15樓的外間為其辦公室，裡間為其休息場所，只有警衛員和貼身的生活秘書才能進。」他出行時，市局南門的紫薇路必須交通管制；他在外面吃飯只吃很少，據說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據王立軍自己透露：他平時的家常飯菜，都是從他北方的家裡做好，「每個月150盒寄來的」。

如果說，希特勒、毛澤東等暴君是某一種邪惡信仰的製造者，那麼王立軍就是一個邪惡信仰的追隨者，他把這種信仰中的邪惡成份發揮到了極致。在共產信仰中，強王敗寇，為了制勝可以丟棄最底線的道德。王立軍在他的從政生涯中不折不扣地將這種理念付諸實行。他的所謂「打黑「模式，《南周》概括為：「全民動員的運動式打黑，一插到底的專案組模式，異地用警和武警介入，異地關押和刑訊逼供。」然而，這只是警察系統「打黑」的具體操作情況，實際在「打黑」運動中，王的權力範圍早已突破了警察系統，他的目標所向也不僅僅是簡簡單單的政績工程。以「打黑」之名，殘酷消滅異己，壟斷權力，重慶「打黑「一年之後，這座城市儼然已成了獨立於中央政權之外的國中之國，是一個政、經、法大權高度集中於薄、王之手，靠強權鎮壓維持的一個「警察國家」。

王立軍掌控下的重慶，無法治可言，無道德可言，無自由可言。「勞教」因為避開了檢察院與法院的制衡，成為懲戒公民最方便的手段；監控竊聽技術大行其道，竊聽到的信息被當成可採信證據；公民通訊與金融信息幾乎完全被警察監管，王甚至宣稱：「重慶的情報中心可在12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可通過13個點，對人進行立體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知道，還能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監控其行動軌跡。」全重慶市3100多萬人口中（含農村人口），被王定為「重點人口」和「不放心人員」的就高達900萬之多！在薄、王大躍進式的「唱紅」與「打黑」運動中，整個重慶如同又退回到了「文革」時代，製造冤獄無數，人人自危，更遑論公民言論的自由！

《南周》通過對王立軍的起底，向人們展現了一個殘暴瘋癲的官員和一個曾經恐怖驚心的城市，然而，當我們把眼光投向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共產當政史，就發現這種種的駭人聽聞其實早已有之，「重慶模式」不過是在局部地區又一輪的重演。共產主義本身帶有的「假、惡、鬥」的原罪，從它在中國起家時就如同病毒一般在所到之處擴散漫延。這裡就不能不提到13年前開始的，至今仍然在繼續中的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嚴重迫害。這場迫害的政治意義在於：它是中共政權執政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拐點，是中共政權內部嚴重分化的一個分水嶺，也是這個政權走向覆亡的一個分界線。

13年來，在世界各地健康發展的法輪功信仰團體已經用親身實踐證明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證明了當初江澤民政治集團非要置「法輪功」於死地的荒謬與惡毒。「法輪功」團體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民間修煉群體，組成者絕大多數隻是安守本份的平民百姓，其宗旨也只是追求身心的健康與升華，能對這樣的團體下死手的，真的非大姦大惡之人不能為之。因此，在中國大陸，對待法輪功的態度就是一個衡量人性的標桿。對有些政客來說，打擊法輪功就是一個向上爬的最好時機。面對手無寸鐵又反對暴力的善良人群，迫害起來既省力又討好，還可以為自己撈取豐厚的政治資本，但同時，他們也已將自己做人的最後一點良知拋進了垃圾堆。在這樣一個以江澤民為首的自上而下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團夥中，薄熙來、王立軍卻正是箇中的「佼佼者」。

1999到2004年，是中國大陸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時期，當時薄、王都在遼寧任職，而遼寧則是法輪功修煉者受迫害非常嚴重的一個省份。馬三家女子勞教所是最著名也最邪惡的關押法輪功修煉者的集中營，幾年中那裡都裝滿了修煉法輪功的女學員，她們在那裡飽受摧殘與虐待，種種迫害手段令人髮指；瀋陽蘇家屯，已有證人指證那裡是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基地。更有證人做證，其現場目擊的一位女法輪功學員在瀋陽軍區總醫院被活摘器官，其背後的直接指使者就是王立軍。

在《南周》關於王立軍的系列報導中，對法輪功的迫害，特別是活摘器官的罪行都沒有見諸文字，但筆者相信，在《南周》記者長期的跟蹤調查中，此問題一定會多有涉及，只是因為「法輪功」是中國大陸媒體報導的雷區而不準提及罷了。但至少細心的讀者仍會注意到，包裝為「學者」、「專家」的王立軍，對人體解剖有著超乎尋常的熱衷。他很樂於在各種場合表現他在法醫學方面的「造詣」。在王的講話稿集輯--《視界》的重要頁面，也刊有他身穿白大褂在市局授課和解剖屍體的大幅照片，內文則稱，王立軍曾屍檢1000例。重慶市局的內部網頁上，也曾出現過其查看屍體內臟的照片。而據《大紀元》2012年11月9日的報導「‘王立軍被雙開’百度熱詞最高排行活摘器官引關注」：2006年9月17日，王立軍在「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頒獎大會「感言」中「坦承」：他們的研究中心就是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體。他無意中說出「我們的科技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也就是兩年中他們做了幾千次人體器官摘取。當我們把這些證據都擺放在一起，我們至少可以猜測，王在風光時對人體器官移植的高調宣揚，背後極可能隱藏有巨大的陰謀與罪行。

《南周》報導中提到的「重慶警察出國留學基金」,據新浪微博「戴宗手札」爆料：此基金中八千萬被王挪用，用於與谷開來在澳洲悉尼成立「人體器官研究所」。而我們若繼續追問下去，此「研究所」可能只是作惡多端者的一個幌子、橋樑與管道。背後若隱若現的則是仍在進行中的法輪功學員活體器官買賣的罪行。

在2009年媒體新春聯誼會上，王立軍曾說：「我們所做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自己能說，三分之一要靠媒體朋友替我們說，還有三分之一則永遠都不能說。」那不能說的「三分之一」是指什麼？不就是那些陰險惡毒的纍纍罪行嗎？如果拿十幾年來法輪功在中國大陸持續被迫害的情況與薄王在任的重慶做一比較，就會發現，重慶的管理模式不過就是將曾經重點針對法輪功群體的迫害手段，無限擴大範圍，將之用於整體的社會管理。這只能說明，邪惡沒有自我約束性，邪惡具有一種波紋式放大效應，小惡不制止，就會發展成大惡；對大惡姑息，最終只會導致無法收拾的對全局的破壞。有關周永康、薄熙來要強行「搶班奪權」的消息，基本已被確定是王立軍帶到美領館的重要機密之一，所幸這所謂的「奪權」大計已經破產，使得中國大陸可能出現的更大規模的血洗慘劇得以避免。但是，這一次的避免是否意味著再無第二個「王立軍」出現的可能了呢？筆者認為，答案在於每一個在共產政權下生活的中國人自己。只有認真清算過往的罪惡，摒棄黨化的、「假、惡、鬥」的思維模式，中國才會有一個嶄新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