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讓誰先富了起來？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三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三
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表明，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不是讓中國老百姓先富起來，而是讓當官的和榜官的先富起來，也就是讓權貴資產階級先富起來，而且是讓他們利用權力通過掠奪和盜竊人民用血汗創造的財富暴富起來。這樣的改革開放哪是人民的福音，完全就是一場權勢者巧取豪奪的財富盛宴！ ——題記
一
2012年3月18日，身家過百億的山西柳林首富、聯盛集團董事長邢利斌，花7000萬巨資在三亞為女兒舉辦了一場大型超豪華婚禮，眾多明星大腕應邀到場表演，場面堪比「春晚」。據媒體報導，這場婚禮由北京最專業的婚禮策劃公司進行策劃，包下了麗思卡爾頓、萬豪、希爾頓等幾家全球頂級五星級酒店，還專門租了3架飛機將親朋好友接到三亞，其排場之大，出手之闊綽，著實讓人嘆為觀止！
當今中國富豪的氣派，豈止令同胞側目，連以往瞧不起中國人的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這不，幾年前法國媒體就曾熱炒過這麼一件新聞：2008年聖誕節前夜，在巴黎戴高樂機場商店，有位中國旅客竟一口氣買了近5萬歐元的法國紅酒，其出手之大方當即「雷」倒了法國店員。《巴黎人報》的報導寫道，也許這名旅客不知道，他的這一舉止已經打破了他的中國同胞在戴高樂機場一次購物的花錢記錄。前一次記錄誕生於2007年3月——一名中國旅客在戴高樂機場一次購物花了23000歐元。
近年來，有關中國富豪在國外一擲千金的新聞絕非僅此一例，而是屢見不鮮。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有錢人出國在世界各地的購物消費首次躍居全球第一位，佔全球消費的17%。在美國、英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這些闊佬買起奢侈品來就跟買瓶可樂似的，常常是名表一買好幾塊，首飾一買一大包。巴黎著名的老佛爺百貨商場每天平均接待中國遊客一萬人次，設有專門的中國客戶服務部。而香榭麗舍大街上越來越多的國際名牌店也開始僱用會講中文的店員。據說有中國顧客哢噠一聲打開密碼箱，亮出花花綠綠一箱子美元，把「老外」都嚇傻了。
除了名車、名酒、名牌服裝等奢侈品，中國富人近年來還愛上了買房子。如今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等地，到處可見中國投資客的身影。在美國，像紐約曼哈頓的美國鈔票公司大樓和華爾街的AIG培訓中心大樓這樣的高級寫字樓都落入了中國買家的手中。美國的房地產經銷商甚至喊出了「我愛中國人」的口號。2010年，美國南加州一個富人居住集中的小城市成交了15幢300萬美元以上的豪宅，其中中國富人購買了11幢，而且全部都是美元現金一次付清。在南加州號稱「中國谷」的聖蓋博谷地區，一些城市的百萬豪宅月成交量20至30幢，其中七、八成是被來自中國的富人買下的。在日本，連普通日本人都不敢輕易問津的高價地段，中國買家卻屢屢上演一擲千金的豪舉。在新加坡，中國大陸的購房者已成為私宅第一外籍買家。（注1）
中國富人在海外展現出的超強購買力，給西方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國有媒體評論說，富足的中國人「從企業、土地到港口、債務，無所不買」。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甚至發表了「中國全面購買世界」的封面文章。「中國人太富了！」「中國人真有錢！」成了許多西方人不約而同的驚嘆。
毛時代的中國，以貧窮著稱於世，即便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滿大街恐怕也找不到幾個真正的富人。而今天的中國，就是在一些當年的窮鄉僻壤，真正的富人也不再是鳳毛麟角，更別說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了。
30多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許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至今日，確實有一部分中國人「先富起來」了。根據胡潤研究院與興業銀行聯合發布的《2012中國高淨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中的數據，目前中國個人資產在600萬元以上的富豪已有270萬人，個人資產達到億元以上的富豪約有6.35萬人（注2）。
顯而易見，無論是270萬還是6.35萬，相對於中國13億人口總數而言，都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數字。也就是說，先富起來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中國人。
那麼，他們究竟是哪些人呢？
二
根據專家的研究，再結合現實生活中大家的感受，可以斷言，在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主要是以下三類中國人，即政府官員、官員的親朋好友和買通官員的奸商。他們的財富不但來得太快，而且來得太突然、太蹊蹺，屬於典型的暴富。
先說政府官員。
據大陸媒體報導，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國因貪腐「落馬」的縣處級以上官員和廳局級以上官員分別為13192名和1004名。（注3）這是已經「落馬」的，那沒「落馬」的到底還有多少？早些年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幹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後來這段子又有了更新版，改成「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難怪有外國記者感嘆說：「中國共產黨就好像是一個富人俱樂部。」
在已經「落馬」的政府官員中，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的官最大，貪腐情節也極為典型。
媒體報導稱，1994年初的一天，廣西銀興公司總經理周坤對成克傑的情婦李平說，誰能拿到西園飯店門口的一塊地誰就能賺大錢，並許諾他要是拿到這塊地後可以給李平800萬至1000萬元的好處費。接下來李平就把這件事告訴了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自治區政府主席的成克傑，成克傑聽後同意把這塊地給周坤的公司。這之後不久，周坤又找到李平說：西園的地價太高，如果把地價壓到每畝70萬以下，還可以增加好處費。當李平把周坤的要求轉告成克傑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隨後，成克傑指示南寧市政府將該工程85畝用地的出讓價格，從評估價每畝96萬餘元壓到55萬元。後來，成克傑又應周坤的要求，要求建設銀行廣西分行為銀興公司貸款7000萬元。由此，成克傑和李平的「好處費」增加到了2000萬元。就這樣，通過批項目、壓地價和解決貸款，成克傑和李平不費吹灰之力就得了2000多萬元。此後，成克傑一發不可收，在權錢交易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採取這種「二人轉」的方式，成克傑通過批項目、要貸款、提職級等多種方式，夥同李平或單獨非法收受賄賂款物合計人民幣4109萬餘元。
再來看官員的親朋好友。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背靠大樹好乘涼。官員的親朋好友因為和官員有著不同尋常的特殊關係，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呼風喚雨，撈錢吸金。他們當中能量最大最為人矚目的莫過於高幹子弟，而在高幹子弟中位於金字塔尖的則是太子黨。據德國之聲中文網2012年4月28日報導，中共的太子黨約2,900人，積累了總共2萬億人民幣的財富，他們尤其活躍於金融界、外貿領域和房地產業，作為公司老闆或大公司經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就是他們中顯眼的一位。
據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副主任的中共軍內老幹部辛子陵在海外媒體上實名發表的文章舉報，2006年，曾偉從銀行貸款7千萬，在山西太原買了一座煤礦，然後通過一家有關係的評估公司，將其評估到7.5億人民幣，而後再由山東最大的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出資7.5億收構了該煤礦。通過幾次這樣的反覆操作，曾偉手上一下有了33億元。然後，他竟然直接以這33億元，買下了賬本淨值738.05億元，實際價值1100億甚至更多的山東魯能91.6％的股權。就這樣，沒有拿出一分錢的曾偉，像變魔術一樣，靠著自己是曾慶紅兒子的特殊身份，不費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億萬富翁（注4）。不僅如此，據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報導，經過數年的權力交易，從煤礦到股市再到百貨商場，曾偉幾乎取得了在中國經濟各個領域盈利的豐厚合同，由此積累了大量的金錢，並買下澳大利亞價值3,200萬美元的豪宅。
買通官員與其結盟的奸商也是改革開放後先富起來的一類人。
鼎鼎大名的賴昌星便是他們中的「驕子|」。賴因「廈門遠華走私案」而出名，此案案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號稱「中國第一大案」。讓人納悶的是，賴出身農民，只有小學文化，他究竟靠什麼本事居然一手導演了這麼一起轟動一時的走私大案？其實答案很簡單，他的秘訣就是買通各色官員充當自己走私的保護傘。據知情者透露，賴昌星拿出「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用於在官場鋪路。廈門海關從關長、局長到基層人員共計160多人都被他收買，佔了廈門海關總人數的13%。除廈門海關外，他還買通了一批黨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口岸部門、經濟管理部門和金融單位的工作人員。其中廳局級以上高官20多人，官位最高的是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李紀周。就像蜘蛛結網一樣，賴昌星通過廣撒金錢，最終結成了一張複雜、實用、堅固的走私大網，在這個基礎上他才成了全中國屈指可數的超級暴發戶。
賴昌星的故事並非特例。在中國，商人如果不跟官員結盟，在政府中找到保護傘，僅靠自己單打獨鬥，是很難發大財的，即使僥倖發了大財也很難守住財富。就拿在三亞為女兒花費7000多萬人民幣舉行盛大婚禮的山西煤礦老闆邢利斌來說，有網站透露，他就是因為10多年前與山西省官員串通，以低價收購多家富有發展潛力的煤礦後發跡的。
上面三類人，第一類是貪官，第二類和第三類可以說都是榜官的尋租者，他們組成了當今中國的權貴資產階級。
三
中國權貴資產階級的財富傳奇不但讓人驚嘆，更讓人納悶：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中這些人能夠先富起來？他們發財致富的訣竅和奧秘究竟是什麼？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國近30多年來大致出現過四輪暴富潮。無論哪一輪暴富潮，在其中呼風喚雨的都是上面三種人。
第一輪暴富潮是發生在廣東沿海的走私進口潮，出現於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這波潮流開始時範圍較小、層次較低、金額不算太大，因而不引人矚目，但後來愈演愈烈，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走私潮更加氣勢壯觀，不但大量政府官員被捲入其中，甚至海陸空軍的艦隻、飛機、軍車都成了走私的運輸工具，海關、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廈門遠華案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藉助走私，眾多不法商人和官員一下暴富了起來。有人估計，累計20多年的走私金額，當不下5萬億人比幣。如以走私純利潤（扣除走私環節實際成本，但不扣除行賄資金）總金額的20％計，從中可以形成100萬個百萬富翁（注5）。
第二輪暴富潮發生在實行價格雙軌制和企業承包制期間。所謂價格雙軌制指的是中國經濟體制由原先的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曾經採用的一種特殊的價格管理制度，即對同值的產品實行兩種不同的定價機制，一種是計畫內的壟斷性定價，另一種是市場定價，後者明顯高於前者。而所謂企業承包制指的是由企業的經營者對企業進行承包經營的一種經濟責任制，它是中國政府為使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從而擴大企業自主權，讓企業成為獨立的經營實體所推行的一種改革措施。在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情況下，由於計畫外價格（市場價）和計畫內價格（平價）存在巨大的落差，有權的政府官員及其親友將搞到手的平價鋼材、水泥、化肥、農藥等緊俏物資以市場價轉手倒賣（俗稱「官倒」），迅速暴富了起來。而企業實行承包制後，承包者大權在握，許多廠長經理利用職權大肆鯨吞企業的資產，或以權謀私，大發橫財。當承包者擁有緊俏物資定價和銷售權時，例如首鋼，這兩種制度的弊端便結合在一起，成為權力擁有者的天堂。這一輪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富的手段比較簡單，持續時間比較短，故有人估計總案值當在5萬億人民幣以下，實際落入官倒者和承包者手中約為1萬億人民幣，可造就不到100萬個百萬富翁（注6）。
第三輪暴富潮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出現的以土地和股票為主的投機熱。高幹子女是土地投機熱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憑藉權力和關係用低廉的價格買到大片土地，然後轉手倒賣，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規模都超過了前兩輪狂潮。在股票投機熱中，眾多官員及其親屬憑藉權力或者關係，輕而易舉地便獲得了為數可觀的原始股。政府收緊銀根後，他們功成身退，盤滿缽溢，跟風炒作者則被洗劫一空。這輪暴富潮為時雖短，但涉及面廣，層次高，金額大，有人估計總案值在10萬億人民幣以上，可造就200萬個百萬富翁（注7）。
第四輪暴富潮是賣完了土地賣企業，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所謂大股小賣，大企業股份化，小企業出售拍賣。經過前三輪的準備，中國的財富已聚集到少數貪官和奸商手中，他們有能力收購國有企業。即使如此，這些人也不會按照市場價格收購。這時候一批會計事務所、國有資產評估所便大顯身手，將國有企業的價格嚴重低估拍賣給當地的實權人物，並從中撈取豐厚的中介費。這實際上是一場明火執仗地搶劫。政府和銀行幫助這一搶劫過程順利地進行，政府允許被私人收購的企業逃廢債務，用軍警彈壓企業職工的抗議，銀行提供貸款幫助收購。塵埃落定時，地方和部門的實權人物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大資本家了。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也同樣是一場搶劫，裁減員工，買斷工齡，是主要的搶劫方式。此外，3000萬中小股民也是被搶劫的對象，所用的辦法是讓會計師事物所高估企業資產，發行摻水股票，不斷地圈股民的錢。有人估計這輪行情的總值也在5億人民幣左右，可造就100萬個百萬富翁（注8）。
詳考上述四輪暴富潮的來龍去脈，細查權貴資產階級的發家軌跡，可以說無時無處不活躍著權力神通廣大的身影。事實表明，在中共改革開放製造的財富神話中，貪官也好，貪官的親朋好友和買通貪官的奸商也好，沒有一個不是依靠權力暴富的。
當然，毋須諱言，改革開放後，勞動者的汗水、創新者的智慧和企業家的資本與謀略也確實給一些人帶來了財富，甚至帶來了可觀的財富，但相比較而言，最有效的致富手段卻不是它們，而是共產黨手中的權力。只要你有了權力，或者能夠利用和買通權力，不管你是誰，都能夠迅速致富，甚至能夠一夜暴富。正如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所總結的那樣，在中國收入增長最快的都是與權力相關的群體，中國的收入分配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有權必有錢的怪圈’：以權力為中心，離權力越近的人越富，離權力越遠的人越窮。」（注9）
四
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權力不能創造財富，創造財富的只有兩樣東西，就是勞動和資本。那麼，既然權力不能創造財富，為什麼它卻能夠讓人致富呢？而且能夠讓人一夜暴富呢？
從本質上講，這是因為權力雖然無法創造財富，卻能夠轉移財富、分配財富，讓財富從創造者的手中「搬家」到掌握權力或能夠利用和買通權力的人那裡。換句話說，通過勞動和資本致富的人，他們的財富是自己創造的，通過權力暴富的人卻不同，他們的財富沒有一分錢是自己創造的，都是從別人那裡轉移過來的，說白了其實也就是掠奪和盜竊來的，巧取豪奪來的。這就是依靠權力暴富的本質。以往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西方如此，中國同樣也如此。
在國有土地收益的流失中這一點表現得可謂十分明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曾在一篇文章中舉例說，2005年全國有價出讓國有土地16.3萬公頃，其中「招拍挂」出讓面積只佔三分之一。「招拍挂」與其他方式出讓的平均地價相差4－5倍，差價每公頃500多萬元。除去其中0.5萬公頃經濟適用房建設用地不適用「招拍挂」方式，其餘10.1萬公頃土地少收5400億元（注10）。這5400億元縱然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最終都落入了權力相關者和房地產開發商的腰包，使他們成了暴發戶。試想，這筆巨額財富不就是這些人採取各種方式利用權力掠奪和盜竊來的嗎？！
這種對財富的掠奪和盜竊在企業的賄賂中表現得也很典型。據王小魯介紹，世界銀行2006年進行的中國120城市競爭力調查指出，企業的旅行和娛樂花費可以衡量對政府官員的「非正規支出」（行賄的委婉說法）。這項花費佔企業銷售額的比例在各地和各類企業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為企業正常支出水平，超過部分作為行賄部分，按2006年全國工業、建築業和第三產業銷售收入55萬億元計，企業用於行賄的旅行和娛樂花費約為5000億元（注11）。也就是說，這5000億元最終都被政府官員拿走了。那麼，這些財富是他們創造的嗎？當然不是。不是自己創造的卻塞進了自己的口袋，這不是掠奪和盜竊又是什麼？！
金融腐敗也是掠奪和盜竊財富的重點區域。2003年的時候，央行研究局曾做過一項大面積的調查，結果表明全國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已成為一項「潛規則」。平均而言，企業在每筆貸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付費和為維持與金融機構「良好借貸關係」的費用合計，相當於貸款額的9％。以2006年為例，全國金融機構貸款22萬億元，考慮大型企業貸款條件有利，較少發生這種情況，按貸款額的一半推算，額外付費給全國金融機構相關人員帶來的灰色收入可能高達1萬億元（注12）。顯然，這筆巨額灰色收入中沒有一分錢是收受者創造的，完全都是他們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從企業創造的財富中「搬家」搬過來的。這不是明目張膽的巧取豪奪麼！
五
古往今來，利用權力致富乃至暴富的可謂不乏其人，歷代各國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在實行計畫經濟的毛時代，還是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權力都不曾成為也不可能成為整個社會最有效的暴富手段。那麼，為何在當今中國權力卻能夠具有和顯現如此神奇的財富魔力呢？答案就在於中共改革開放的本身。
如前所述，中共通過改革開放建立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一種權力市場經濟，而權力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對市場的強有力控制，這一點而且在當代中國表現得尤為典型。正是政府的這種強勢地位使權力在中國的財富分配過程中充當了決定性的角色，從而使權力產生了巨大的財富效應。
那麼這種財富效應又是如何具體實現的呢？這就得說到「租金」和「尋租」了。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不論是在權力市場經濟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都不可能完全放手，諸如進口配額、生產許可證發放、價格管制，乃至特定行業的特殊管制包括對從業人員數量的限制等等這一類干預和管制，或多或少都會存在。只要存在著這種干預和管制，相關的生產要素就無法在不同產業之間自由流動和競爭，就不可避免會造成資源的稀缺。顯而易見，誰擁有了這種稀缺資源誰就擁有了某種特權，誰就能夠憑藉這種特權獲得超額收入。經濟學家把這種超額收入稱為「租金」。這種租金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租金，它是由權力對市場的管制帶來的，因而又被稱為「權力租」。既然政府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在利益的驅動下，當然就會有人千方百計買通那些有權對市場進行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控制資源分配或影響資源分配的官員，以便獲取租金。這就是經濟學家筆下的「權力尋租」，簡稱「尋租」。
以中國為例，在價格雙軌制時代，計畫內緊俏物資的調撥權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誰有本事能從他們手裡搞到這些物資的調撥批文，誰就可以取得額外的差價收入。這筆財富就是一種租金，謀取這筆財富的過程就是一種尋租活動。在實行土地協議批租的時代，批多少地，按什麼價格批，都由行政領導說了算。誰有能耐從他們那裡批到低價的好地，一倒手就能發筆橫財。這筆財富同樣也是一種租金，謀取這筆財富的過程不用說也是一種尋租活動。
那麼尋租的實質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權力與財物的交換。它可以採取權錢交換的形式，也可以採取權物交換、權色交換等其它形式，而最主要最常見的形式則是權錢交換。在交換過程中，一方是一批因為缺乏監督和約束手握權力待價而沽的大小官員，一方是在利益的驅動下覬覦官員權力的各種尋租者，主要是官員的親朋好友以及想要買通官員的奸商，通過行賄受賄，「權」與「錢」發生易位，行賄的尋租者獲得了能夠給他們帶來租金的特權，受賄的貪官撈到了自己想要的財物。交換完成後，尋租者會進而再將行賄換來的特權進一步轉化為租金，獲取沒有這種特權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超額收益，而他們用於行賄的財物其實就是租金中的一部分。可見，只要有尋租就會有權力與財物的交換，就會有腐敗，參與其中的人當然就能夠因此不勞而獲，大發橫財。
相比較而言，在西方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儘管為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優化資源配置，政府有時也會對市場進行干預，但不管政府怎麼干預，相對於佔主導地位的市場機制而言，它都只是一種調節經濟的輔助手段。而且，政府的權力始終是受到嚴格監督和制約的。正因為如此，雖然在這些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租金和尋租現象，但規模都不大，更不可能氾濫成災。與之相應，權力的財富效應當然也就微乎其微。與其迥然不同的是，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政府對市場的管制不但是全面的經常性的，而且它手中的這種權力同時又是不受監督和約束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體制性的大規模尋租，導致了權力與財物的大規模交換，導致了大規模的腐敗。在這種背景下，權力的財富效應當然是無與倫比的。從這個角度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湧現的四輪暴富潮，其實就是四輪尋租大潮，四輪權錢交易的大潮，四輪腐敗大潮。
更為惡劣的是，在當下的中國，由於權力對市場所具有的巨大控制力，尋租活動還呈現出一種惡性循環的趨勢。一旦政府官員發現尋租有利可圖，隨著貪慾和膽量的膨脹，越來越多的人就會不再僅僅滿足於在尋租過程中只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會轉而利用行政干預千方百計地增加某些行業或企業的超額利潤，主動地創造租金，以誘使企業與個人向他們進貢，作為獲取這種壟斷租金的條件。他們甚至還會故意提出某項會使一些企業利益受損的政策或規定作為威脅，迫使企業割捨一部分既得利益給他們，以求其高抬貴手，放棄制定或實施該項政策或規定，使自身的利益不再受損。顯然，這已不是尋租，而是主動「創租」、「設租」了。由大規模的尋租發展到在尋租的同時積極積極地創租、設租，權力的財富效應變得越來越大，貪官和尋租者變得越來越瘋狂，他們的錢包也變得越來越鼓。
據中國經濟學家胡和立和萬安培計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國人民一年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中有三分之一都變成了尋租者和貪官的收入。」（注13）網上還流傳一種說法：「‘官方統計的1999-2001年10類腐敗經濟損失達到GDP總量比重的14.5%-14.9%，’每年達一萬多億元。這實質上意味著一年平均從全國每一個人身上剝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年——2010年的損失數額更是觸目驚心，僅外逃官員就有6萬人之多，攜帶資金突破2萬億人民幣（注14）。」
可見，在改革開放建立的權力市場經濟之下，共產黨憑藉其不受人民監督和制約的巨大權力，牢牢控制著市場，主導著資源的配置，把整個中國迅速變成了一個規模空前巨大的瀰漫著銅臭的尋租場，使得權錢交易越演越烈，腐敗現象氾濫成災，這就是權力能夠在當今中國成為最有效的暴富手段的根源所在，這也正是權貴資產階級能夠先富暴富的訣竅和奧秘所在。
30多年前，當改革開放剛剛拉開帷幕，鄧小平信誓旦旦地許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憧憬，一個「富起來」的好日子似乎正在不遠處微笑著向他們走來。然而，30多年後的今天，當人們從這場流光溢彩的財富夢中相繼醒來時方才明白，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不是讓中國老百姓先富起來，而是讓權貴資產階級先富起來，而且是讓他們利用權力通過掠奪和盜竊人民用血汗創造的財富暴富起來。這樣的改革開放哪是人民的福音，完全就是一場權勢者巧取豪奪的財富盛宴！
(待續)
——
注1：引自2011年6月2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注2：2011年4月12日，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聯合發布了《群邑智庫•2011胡潤財富報告》。這份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除香港、澳門、臺灣之外的全國31個省、區、市中，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萬富豪，千萬富豪人數已達96萬人，相比上一年增長9.7%。其中包括6萬個億萬富豪，比上一年增長9.1%。報告還顯示，2009年底，全國千萬富豪和億萬富豪人數分別為87.5萬人和5.5萬人；2008年底，全國千萬富豪和億萬富豪人數分別為82.5萬人和5.1萬人。其中，北京有17萬個千萬富豪和1萬個億萬富豪，排名第一；廣東有15.7萬個千萬富豪和9000個億萬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萬個千萬富豪和7800個億萬富豪，排名第三。北京、廣東、上海三地千萬富豪人數佔全國的近一半。
注3：載2010年7月15日《東方早報》。
注4：引自《曾慶紅家族醜聞被揭血債派或失最後防線》，載大紀元網站。
注5、注6、注7、注8：引自張平平《富人的致富之路》，載新華網發展論壇。
注9：引自趙曉《失衡的中國--政府管理成了最短木板》，載2007年3月16日《上海證券報》。
注10、注11、注12：引自《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載《財經》雜誌總186期。
注13：引自吳敬璉《轉軌時期的尋租及租金量》，載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網站。
注14：引自《中國的腐敗究竟到了什麼程度》，載中華論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