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未來的出路(圖)
最近一段時間，從宏觀數字上和企業層面的感覺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越來越困難。為什麼在2009年的強勁反彈後，經濟這麼快就失去了增長的動力？ 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我們需要怎樣去應對？這是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一、告別舊模式
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困難來自於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經濟的下行主要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週期性的。常規的經濟景氣循環三年繁榮，三年平平，然後一、兩年的衰退，再進入下一個繁榮期。現在的中國經濟可不是這樣簡單的週期波動，不要以為熬個一年半載的就可以自動恢復，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集中爆發，就像病菌不斷繁衍，超過了人體免疫系統能夠抵禦的臨界點，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經濟增長的驟然減速是外因造成的，實際上外需的萎縮只是誘發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們自己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是系統性的和體制性的，宏觀政策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無論政府採取什麼措施刺激需求，經濟都不可能復甦，只有當重啟改革時，我們才能看到希望，因為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轉變增長模式，才能改正日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
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它的潛力已被耗盡，強弩之末，不透魯縞，這就是我們面前的尷尬現狀。為什麼說是強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於時間，我今天只講兩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有兩大基礎，第一是企業的低成本擴張，第二是巨大的市場需求。
作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低成本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競爭優勢。由於成本低，企業可以在迅速擴張的同時獲得可觀的盈利，再用利潤去投資，進入新一輪的擴張。從宏觀層面上看，企業的低成本擴張可以吸收從農業轉移過來的富余勞動力，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保證社會的穩定。
第二個基礎是巨大的市場需求，起碼是足夠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資所形成的產能。如果企業僅僅是高投資、低成本地進行擴張，找不到相應的市場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資就無法回收，企業發生虧損。如果投資資金來自銀行貸款，企業的虧損就會轉化為銀行壞賬。在過去的十年間，企業之擴張速度如此之快，投資增長速度如此之高，產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沒有出現過剩產能的問題，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銀行壞賬，就是因為還可以找到尚未飽和的市場，看上去似乎是無窮大的市場需求支持了企業的低成本擴張，支持了投資的高速增長。
現在這兩個基礎都不存在了，或者更準確一點講，這兩大基礎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很快都將不復存在。沒有了這兩個基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就無法持續，若不轉變增長模式，經濟將不可避免地繼續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業不能再靠低成本擴張
成本包括無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這樣幾類：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環境成本、以及技術成本，這些成本都出現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優勢不復存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如此之高，以至於國內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都跟不上了，我們不得不在海外市場採購原材料，從海外進口能源，特別是石油，原油進口超過了國內消費的50%。石油、鐵礦石、糧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於進口量大，現在中國需求已成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兩大推動力量之一，另一個是美國的貨幣供應。凡是中國經濟傳出好消息，經濟增長速度高的時候，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定漲。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國人買什麼，什麼就漲；中國人賣什麼，什麼就跌。
中國需求足以影響世界市場的價格，於是我們陷入了一個悖論：中國經濟要保持高增長，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一定會繼續上漲。最近大宗商品價格為什麼回落？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原油價格下來了，鐵礦石價格也下來了。
自從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依靠國際市場來滿足對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就上了一個歷史新台階，價格將來會波動、回落，但是已無法回落到中國加入WTO之前那樣的水平。我們的企業將面對總體趨勢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價格，因為中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不僅國內供應無法滿足，連世界都感到難以滿足。
第二，勞動力成本水漲船高。隨著經濟的增長，隨著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也呈現趨勢性、而非週期[1619.58 0.10%]性的上升。
講勞動力成本，首先要介紹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概念--「劉易斯拐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在早期工業化的進程中，可以從農村吸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廉價勞動力可以使企業迅速地積累資本，因為勞動力成本低，企業的利潤就比較高，利潤積累轉變成資本，完成一個國家工業化。等到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向工商業的轉移基本完成以後，形勢就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鄉村廉價勞動力供應接近枯竭，「劉易斯拐點」就到來了，今後工業、商業、城鎮經濟要發展，就要在城鎮地區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為優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於中國是否已經到了甚至過了「劉易斯拐點」，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我個人傾向於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勞動力成本將擺脫緩慢上升的長期趨勢線，呈現出加速上升的勢頭，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計畫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勞動力變得更加緊缺，每家一個孩子的政策人為降低了青壯年勞動力的供應，「劉易斯拐點」因計畫生育政策而提前到來。最近有很多學者在呼籲，取消計畫生育政策，我非常贊成。但是計生委不同意，如果沒有計畫生育政策，還要計生委幹什麼？如果沒有計生委，多少人要失業！超生罰款的收入也沒有了。現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礙著政策的調整，阻礙著制度的改革。
社會問題是推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們知道沿海地區招工難，提高工資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歲以上的，少有20-30多歲的工人。為什麼？因為農民工的二代不願意再過他們父輩那樣的生活。中國的流動人口有2.3億，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數不超過2次，夫妻分離，父母和子女分離，他們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農村老弱病殘留守。
過去60年的經濟建設，前30年靠工農業「剪刀差」，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化所需的原始資本。後30年靠農民工，靠農民工犧牲他們的正常生活。我們欠中國農民的實在太多了。現在農民工的下一代不願再過他們父輩的生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後果就是沒有廉價勞動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擴張的模式碰上了無法克服的障礙。
第三項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來越少了，土地的價格越來越高。
土地成本持續上漲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暫且不論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內看不到改變的跡象，只要現有的體制不變，土地價格以及大家非常關心的房價就會繼續上漲。無論對個人還是對企業來說，毫無疑問都是成本的增加。
為什麼土地成本會繼續上漲呢？原因在供給這一方。政府壟斷了一級市場，「18億畝紅線」不許碰，再加上土地財政，造成了土地供應的剛性，供給不能隨著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價格上漲就是必然的結果。需求來自於哪裡？城鎮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國的城鎮化遠未結束，無論是商業用途還是居住，都需要開發更多的土地。隨著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資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給跟不上的話，價格當然還會上漲。
我經常講一句話，中國的樓價和地價不應該這麼高，但是還會更高。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應然問題和實然問題。應然講的是應該怎樣，實然說的是實際上會怎樣。中國國土面積這麼大，可利用的土地這麼多，農業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蓋房子，而且蓋樓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價和房價本來不應該這麼高。但在現有的制度下，土地供應被人為地壓縮，地價和房價還會更高。
第四項是不斷增加的環境成本。環境成本曾經是無形的或隱性的，現在正在很快地顯性化。過去企業投資擴張，可以忽略環境成本，現在不行了。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訴我們，民眾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極限。從廈門、大連開始，到最近的什邡、啟東，給了我們非常清晰的信號：以犧牲環境和民眾的健康為代價來追求GDP，這條路走不下去了。環境成本過去由民眾來承擔，民眾權利意識的興起使這項隱性成本迅速顯性化，現在要由企業和政府來承擔，起碼是分擔。
我想再強調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幾項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隨著經濟週期的波動而發生波動，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週期性的。不要幻想這一段高價過去之後，會有一個低價時期的到來，不會有的，企業不能再靠低成本進行擴張。
即使西方經濟恢復，外需也不可能達到2008年前的強度
除了成本，市場的制約也使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你再投資，形成更多產能，生產更多的產品，賣給誰呢？市場在哪裡？中國的人均GDP居於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產能有多少個世界第一？鋼鐵生產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電力、煤炭、電視、冰箱、手機……，生產能力和國民購買能力嚴重地不匹配。
供大於求、國內購買力落後於供給能力的種種跡象早就出現了。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我們曾經是短缺經濟，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短缺經濟很快轉變為過剩經濟，到2000年前後，國內市場已無法消化日益擴大的產能。幸好我們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長了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壽命，出口暫時掩蓋了過剩產能問題，我們靠海外市場維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長，直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從數據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佔GDP的22%，到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說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海外市場，因為國內市場已經飽和了。
金融危機之後，外需退潮，國內過剩的產能水落石出，過剩到什麼程度？我們拿不到準確的數字，各個行業也不一樣，總體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隨著經濟的下滑，產能的閑置比率會進一步提高。
那麼是否等到外需恢復，閑置產能再開動起來，我們很快就可以重回過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世界經濟的衰退和歐洲政府的債務危機將是曠日持久的。
歐債危機還在發酵，兩三年內我們看不到歐洲人擺脫債務泥潭的希望。和我們一樣，歐債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也是結構性的，而非週期性的，德國人和歐洲央行的救援解決不了問題，甚至歐元的解體也不是災難的結束，歐洲人有沒有決心告別福利國家，能不能忍受財政緊縮的痛苦才是關鍵所在。對於中國，這意味著起碼在兩三年內，我們不能指望歐洲的需求帶動經濟增長。
美國經濟已到了谷底，再壞的可能性極小，但是它什麼時候復甦，依然是一個問號，因為它也有它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過度負債。美國經濟要想恢復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須清理過去的債務，這恐怕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如果我們畫一個溝的橫截面圖，美國人在溝底，歐洲人沿著左邊溝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間，中國經濟則在左邊的溝沿上，正開始往下滑。日本經濟沒什麼大的變化，二十年都是這樣，壞不到哪裡去，好也好不起來。
我想強調的是，即使西方經濟恢復了，外需也不可能達到2008年前的強度。這是因為西方經濟的復甦也將是結構性的，而不是簡單的週期性的恢復。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國家貨幣發行過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續的。西方經濟復甦後，不能想像它還會執行像過去那樣松寬的貨幣政策。如果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就不會達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政府「4萬億」計畫是十足的飲鴆止渴
大家都知道，為了「對沖」外需的下降，我們在2009年推出了「4萬億」的計畫。其實「4萬億」只是個代名詞，政府強力干預經濟、拉動內需的一個代名詞。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資源，現在找不到準確的數字。財政新增的投入，1萬億至2萬億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貸款10萬億，2010年新增貸款8萬億。在這兩年間，總的資金投入大概有20多萬億，政府佔大頭，民間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僅僅換來幾個月的反彈，興奮劑的藥效很快過去，經濟再次下滑，而且是帶著更為嚴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們說過，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就是市場飽和與產能過剩。你「4萬億」投下去，又投到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增添了新的過剩產能，供需失衡進一步加劇，這是十足的飲鴆止渴。這個「4萬億」還打亂了企業的預期，那時有多少企業感到歡欣鼓舞，說又迎來了一個大發展的好時機，爭著搶著上項目，增加投資，唯恐趕不上這班快車。結果怎麼樣？從擔心踩空到追加投資，現在深度套牢。所以我們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政府干預打亂了企業的預期，打亂了市場的正常運行。
現在企業家碰到我都問：「政府什麼時候放水？」我說你問這個幹什麼？還想再被套一次嗎？在一個強勢政府的國家裡，政策對經濟有很大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業家如果總想著怎麼把准政府的脈搏，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而是在經營傳統的農業。傳統農業有什麼特點？靠天吃飯。優秀的企業不是靠天吃飯，而是旱澇保收。企業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會採取什麼措施，並且以此為基礎制定經營計畫，這個企業就危險了。老天不下雨，今年乾旱，農業沒收成，企業可以沒有收入嗎？
從「4萬億」一出臺，本人就持反對意見，因為這4萬億的絕大部分是投資，而中國經濟的問題正是投資過度，形成了太多的過剩產能。大家看到了媒體的報導，明明知道鋼鐵行業產能過剩，政府還是批出了上百億的鋼鐵投資項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員手舞足蹈，「吻增長」(親吻增長)。這個批文是什麼？是死亡通知書。鋼鐵行業產能大量過剩，現在又上一個大鋼廠，這不是找死嗎？但是為了拉動當年GDP，各級政府的行為超短期化，沒人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著想。
方向錯了不改，反而越走越遠。「4萬億」扔下去，連基礎設施都過剩了，高鐵過剩，公路過剩，機場過剩。過剩的標誌是什麼？沒有自我循環、獨立運營的能力，離開了政府的補貼和不斷的外部融資就活不下去。高鐵的狀況大家都知道，曾經被媒體歡呼為一項偉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國經濟和納稅人的沈重包袱。高鐵沒有獨立運營的能力，需要不斷注入資金，不管是銀行貸款、債券融資，還是財政補貼，不輸血就活不下去，這就是過剩的標誌。健康的實體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碼能夠盈虧平衡。
收入分配惡化，消費不可能成為增長新動力
當投資驅動走不下去時，人們把希望又寄託在消費上。想什麼呢？中國的消費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時不聞不問，幹著粗活兒，拿著可憐的工資，房子起火要塌了，讓人家衝上去扛大梁？你以為消費者是誰？消費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來的，收入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決定消費，並不是你出一個政策，提一個口號就能拉起來的。在投資、外需沒戲的情況下，消費能不能頂起半邊天？能不能夠填補投資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財，都知道有一句話，「你不理財，財不理你」。你不理人家，從來沒想著怎麼提高他們的收入，現在要消費者去推動停轉的輪子，這不是一廂情願麼？
從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間分配的變化，這張圖是政府預算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過去十幾年間，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穩定地上升，從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還多。誰說沒有「國進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著企業和居民少收，這不是國進民退又是什麼？這裡的數字還只是預算內的收入，預算外收入每年都有兩、三萬億，主要是賣地收入。如果包括預算外收入，保守些講，今天政府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應該接近30%，相當於改革開放前計畫體制下的水平。
政府預算財政收入/GDP
這張圖還說明瞭另一個問題。有人講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個強勢的政府，這話不符合歷史事實。改革開放30年，前15年不是強勢政府，而是政府經濟職能的弱化，是國退民進和小政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業和居民多收，經濟就繁榮。家底厚實一些了，政府就開始伸手，1995之後的15年是國進民退的時代，政府越來越大，越來越強。
收入分配對政府有利，對居民不利，消費不可能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實證研究表明，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居民作為一個整體，收入增長落後GDP。不僅如此，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也在惡化。過去十年中，統計局未發布基尼係數，我們能得到的數據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這是國際警戒線，高於這條線，社會穩定就可能出問題。現在的基尼係數是多少？沒人知道，有些民間的獨立調查表明，已大大超過了0.4.
為什麼談收入分配？不僅因為它關係到社會公平和正義，而且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收入分配越是兩極分化，消費就越是上不來。消費的主體是中產階級，而不是高收入群體，因為收入越高，儲蓄率越高，收入用於消費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費，必須提高中產階級的收入，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時縮小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國經濟需要結構性改革，貨幣政策充其量是鴉片
外需的疲軟僅僅是當前經濟下行的誘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們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長，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體現在產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國內居民購買力的支持。內因是主要的，國際金融危機只不過暴露了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
結構性的失衡本來可以通過結構性的改革糾正，但在過去十年間，改革滯後甚至停頓，結構性問題得不到解決，積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觀層面上，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微觀層面上，企業的經營越來越困難。如何去應對？不能像2009年那樣，再來一個「4萬億」，因為宏觀政策對結構性的問題基本無效。頭疼發燒可以吃去痛片，減輕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藥。政府只喜歡去痛片，不喜歡消炎藥，總說消炎藥副作用太大，其實所謂的副作用不過就是政府的那點利益，再一個原因就是消炎藥見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內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國經濟今天需要動結構性的手術，不動手術，吃多少去疼片也沒用，無論什麼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扭轉不了經濟下滑的趨勢。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資項目的審批，這時的投資只能是增加更多的過剩產能，為病入膏肓的投資驅動模式添加兩件昂貴的殉葬品而已。貨幣政策充其量就是鴉片，而鴉片也提不起神來了，貨幣投放不能有效地轉化為實體經濟中的貸款，制約貸款增長的不是資金的供應，而是對貸款的需求。近幾個月的數據表明，貸款的增長主要來自按揭和短期貸款，而不是中長期貸款，中長期貸款幾乎沒有增長。為什麼？因為企業投資意願不足，意願不足是因為缺少投資機會而不是資金。在過剩產能的巨大陰影下，誰敢投資啊？往哪裡投啊？企業不投資，中央銀行再發貨幣有什麼用呢？因此我不認為，宏觀政策有多麼重要，我也不認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觀政策，中國經濟就可以反彈。
動輒國有化是強盜邏輯，保護產權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麼？告別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模式，永遠跟它說再見，同時思考新的經濟增長方式。
其實也談不上新增長方式，回到鄧小平路線上，回到改革開放就可以了。過去十年只講政府，不講市場；只講宏觀政策，不講結構改革。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內開放，創造新的投資機會，經濟才能希望。中國經濟不差錢，政府有錢，民間也有錢，差的是能夠盈利的投資機會。新的投資機會從哪來？開放壟斷行業，壟斷行業中有很多機會，但外面的資金進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推出了「新36條」，前幾天又公布了執行細則，但民間反應冷淡。我在微博上講，問題不在文件，而是民間沒有信心。你出了第二個「36條」，說明第一個「36條」沒起作用。如果第一個「36條」起了作用，就沒必要出第二個。既然第一個沒起作用，為什麼我要相信第二個能起作用呢？是不是這個邏輯？民間沒有信心，不敢跟進。中歐校友問我，鐵道部現在有投資機會，敢不敢進。我說我不敢，怕進去後他來個關門打狗。
真要開放壟斷行業，讓民間投資，除了放鬆和解除管制，還要尊重和保護民間財產權。如果不保護民間的財產權，信心就無法重建。
記得幾年前，山西挖不出煤來，歡迎民間投資，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來了，碰上中國經濟的繁榮期，煤價上漲。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賺錢的生意，就搞了個國有化，煤礦統統收回。人家有合同，簽了字的，沒有用，說收回就收回。陝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來的時候，鼓勵民營企業去打油，打出來以後，油價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這和搶劫差不多，還振振有詞，山西說我們不能出帶血的煤，民營煤礦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國有化以後就不出事故了嗎？陝西說要制止資源的無序開採，當初請人家去的時候怎麼沒想到無序開採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慶收加油站，說銷售終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裡，市場就亂了。大街小巷的麵館要不控制在政府手裡，市場是不是也亂了？這都什麼邏輯啊？強盜邏輯。黑龍江說什麼？不光你的煤礦和油田歸我所有，連陽光、空氣都屬於國家的，在黑龍江開發太陽能和風能，都必須經過政府審批。
這是對民間產權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奪，「新36條」鼓勵大家去投這個、投那個，我投的時候心裏會怎麼想？鐵道部日子過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間投資。我來投資，鐵路建好賺錢了，你是不是又要國有化？我敢投嗎？我不敢，我躲得遠遠的。
中國經濟到了這一步，很多問題繞不過去了，對私有產權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權法》的出臺幾經波折，不管怎麼樣，畢竟出臺了，這是一大進步，但物權法的落實、民間產權的保護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沒有產權保護就沒有安全感，移民成為潮流，辦外國護照，到國外買房子。
鼓勵民間投資，國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話，民企進了壟斷行業也生存不下去。幾個央企巨無霸坐在那裡，它們是「長子」，有更好的法律保護和融資渠道，有優惠政策，有政府關係，有資源優勢，我怎麼和它們競爭？
國企壟斷資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惡化收入分配
在對內開放的同時，有必要通過改革調整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調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發文能辦到的，也不是政府機構起草規劃能辦到的。資源和市場的佔有決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資源和市場的公平分配。為什麼大學生就業喜歡選擇國企、央企？央企工資高、福利好，接著問為什麼工資高？因為有資源、有市場、有特殊政策支持，賺錢容易，企業效益好。為什麼有些市場只有央企能進入，而我不能進，憑什麼？為什麼有些資源只有央企能開採，我不能開採，憑什麼？960萬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資源歸每一個公民所有，憑什麼政府和國企壟斷？資源和市場佔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惡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話。壟斷資源和市場，不單是國企受益，一些民企為了得到資源和市場，不得不和衙門打交道，官商勾結，暴富了一批人。如果從根子上、從源頭上就不平等，後面怎麼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實質性的減稅，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現在提結構性減稅，所謂結構性減稅就是有減有增，實際上，增的比減的多。中文的歷史悠久，語言藝術爐火純青，結構性減稅就是不減稅，結構性通脹就是沒通脹。
一句話，要弱化政府的經濟職能，強化政府的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功能。不是說市場經濟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經濟功能太強，而社會服務功能、社會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經濟功能，政府就要放棄它所控制的資源和市場，放棄這些資源和市場帶來的尋租機會，讓民間資金平等和自由地進入。政府轉去做什麼？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
如果政府捨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時啟動改革，經濟增長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將從原材料、資本品擴展到大眾消費品部門，然後是奢侈品部門，從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門。在這張圖上可以看到，首先進入衰退的是資本品生產部門，生產價格指數PPI負增長，鋼材、水泥、玻璃、機械設備，沒有不降價的。消費價格指數CPI緊隨其後，如果幾個月後也是負增長，我們不會感到意外。
能否重啟改革，不取決於你我。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喊改革，結果是基本沒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著改革的旗號，擴大政府部門的權力，爭奪部門利益，再把部門利益變為個人利益。
好企業不會被冬天凍死，企業家應少關注宏觀政策
改革推不動，企業怎麼辦？我的建議同樣是轉型，告別低成本擴張模式，探索創新之路。轉型首先要轉變觀念，低成本和現成的市場已經是歷史了，不要再想這些了。企業將面對不斷上升的成本和飽和的市場，要依靠核心競爭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競爭力搶奪市場。眼下不少企業感到日子難過，盼政府放水，盼宏觀放鬆，反映了轉型的痛苦，反映了創新能力的不足。過去搞製造搞慣了，低成本，現成市場，只要把資源組織好，產品生產出來，不愁賣。現在不是這樣，產能過剩，市場已被瓜分完畢。你如果沒有自己的特點，如果沒有獨特的競爭優勢，就搶不到市場，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強化核心競爭力，創新是關鍵。
在這裡給大家一個建議，少關注宏觀政策，或者乾脆不關注宏觀政策。你關注GDP幹什麼啊？7%還是8%，都是統計局報的，這些數字本來就不可靠。一個好企業並不是靠它準確判斷宏觀形勢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斷大市一樣，靠的是對一個個具體企業的分析。GDP增長8%，活得很好，GDP增長3%，也可以活下去，這才是好企業。經濟增長低無非使企業的發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業不會被冬天凍死。曾經有多少企業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風光無限，一個經濟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場上競爭的企業一定是經歷過一個、兩個，甚至是多個經濟週期。我們思考問題，不應該集中在對宏觀政策和經濟形勢的判斷上，如果把決策建立在預測宏觀政策的基礎之上，這樣的企業就危險了。
經濟形勢好，企業發展可以快一些，形勢差，也有機會。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市場化的收購與兼併和行業重組，應該是很好的機會，購併、重組，消除落後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企業要做好準備，爭取成為收購的主動出擊方，而不是被收購者，利用行業重組來發展自己的業務。
小結
中國經濟雖遭遇困難，增長的潛力並沒有耗盡，給兩個數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實的城鎮化率還不到40%，官方數字是50%。低城鎮化率意味著未來還有足夠的市場需求，設想城鎮化率再提高10個百分點，1億3千萬人進城，還要蓋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應還要增加多少，道路、學校、醫院還要建多少？第二個數字是服務業佔GDP的比重不到40%，而發達國家在70-80%之間。服務業是勞動密集產業，解決就業問題的希望所在。兩個不到40%，潛力和空間有多大啊？
增長的潛力還有，問題是我們僵化的體制，束縛和阻礙了潛力的發揮。如果及時推進改革，中國經濟以比較高的速度再增長十年是可以預期的。至於改革的前景，短期內就不那麼樂觀了，認識和利益兩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別是政府的認識和政府的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怎麼辦？要做好長期過冬的準備，同時思考轉型之路。
重申對私有產權的尊重，重建民間的信心，不僅對於活躍民間投資至關重要，而且也是轉變增長模式的必要前提。要從製造型經濟轉變為創新型經濟，就必須保護知識產權，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沒有創新，而知識產權只是私有產權的一種，離不開一般產權的保護。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