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貨」應先學習日本實業強國

隨著釣魚島主權紛爭不斷升級,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又漸漸高漲了起來,沉寂許久的「抵制日貨」運動再次風生水起。仔細觀察便會發現,贊成派和反對派實際上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清楚地知道抵制日貨需付出慘重代價,只是贊成派認為「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反對派認為「傷敵一千、自損一萬」。

筆者多次撰文反對抵制,理由很簡單,從經濟史角度來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民族經濟是靠抵制而獲得成功的,在當下關頭情緒化地抵制更是只會讓中國的產業培育、轉型都難上加難,只要中國還想在房地產、IT、股市之外培育一些實實在在的產業,就仍需借力日本、向日本學習。

之所以這樣講,就是因為日本擁有一批實力過硬、且壟斷了全球產業鏈諸多領域高端的優質企業,特別是在精密零部件方面,很多企業是一枝獨秀,短期內很難找到替代品。

在中國,「莫重蹈日本覆轍」、「不要走日本老路」等論調氾濫,每當股市或房市出現危機時,「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日本嗎」的憂慮便油然而生。中國方面關注的焦點是「日本教訓」,而忽視了「日本經驗」。

事實上,雖然名義上都稱「高增長期」,但中日兩國極不相同。硬要說中國是在走日本老路的話,也只是在走日本1980年之後陷入泡沫瘋狂的那一段,而沒有好好地學習日本1960年至1970年「黃金十年」的經驗。在那十年間,日本不但年均增長15%左右,更確立了兩大支柱——「產業立國」和「中流社會」。

「產業立國」路線提出於戰後,但實際上這與戰前的「殖產興業」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日本人的骨子裡充滿了「崇尚實業」的因子,日本被戲稱為「工匠之國」,在民族根性上存在對技術和細節精益求精的傾向。在日本,主導經濟的是經團聯,經團聯會長被譽為「財界總理」,基本上都出身於三菱、豐田、東芝等大企業財團。

與經濟深受華爾街金融家們控制的美國不同,金融業在日本只是作為一種工具,幾乎未作為獨立的產業來發展,金融業被視為是日本的軟肋。準確地說,日本的金融只是為產業提供潤滑劑,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玩所謂的「資本運作」,當日本「活力門」創始人堀江貴文鼓足勇氣去「吃螃蟹」時,會顯得格格不入,並最終遭逮捕。

日本不動產金融工學學會會長川口有一郎對筆者表示,「剝除房地產、股市存在的泡沫後,一個國家的經濟還能剩什麼,才是一國真正實力的體現」。索尼原總裁出井伸之在接受筆者專訪時也認為,「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是一個事實,但另一個事實是,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居然還沒有培育出可以代表這個國家氣質的民族產業,我長年去中國出差,每到一處問其今後有望的產業時,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金融、IT、房地產」。

中國自「南巡講話」之後,從統計數字來看,的確處於「高增長期」,但中國幾乎沒有領先的技術革新,也沒有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國的產業基礎依然非常脆弱,中產階級佔主流的橄欖型社會更是不見蹤影。

因此,簡單地說中國比日本落後30年或40年都不確切,所謂「社會主義特色道路」到底要確立一種怎樣的「北京模式」,在「抵制日貨」之前要不要先放下身段認真地向日本學習產業立國、實業強國,值得每個國人冷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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