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國可能面臨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圖)

美聯儲QE3會引發中國下一輪通脹嗎？

媒體報導，本?伯南克和美聯儲終於扣動了第三輪量化寬鬆(QE3)的扳機，他們宣布將發起新一輪資產購買行動以扶持美國經濟，這將是2009年美國擺脫經濟衰退、開始緩慢復甦以來最重大的貨幣政策舉措之一。與此同時，上個月國際評級機構標普在一份名為《中國政府仍有可能推出經濟刺激計畫》的報告中指出，如果中國經濟狀況顯著惡化，中國政府仍有可能推出又一輪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這意味著，中國可能即將面臨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我在《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中曾經問到：貨幣超發究竟是美國輸入的，還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發現我們老百姓普遍都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說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國人愛用美元買我們東西，又愛用美元對中國投資，央行也不能拒絕人家的好意，只好對應發行人民幣，這樣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幣。另一種觀點說別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營企業吧，到處都缺人，不漲工資能行嗎？再看看房價，大家都往城裡擠，房價一漲，什麼成本不都得跟著漲？還有自然資源，中國人口這麼多，有錢的老百姓越來越多，有錢了就買車，買車就要更多的鋼鐵、石油，這物價不就漲起來了？

我簡單總結一下，前面這個是說多印的票子是從外面來的，後面這個是說儘管有外因，但是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內因。這兩種觀點其實來自於兩位知名經濟學家，外因論屬於周其仁，內因論屬於夏斌。兩位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參與中國經濟改革了，都曾經擔任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我為什麼要和兩位專家辯論呢？因為這個問題必須要討論清楚，外因論、內因論，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資論，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釋現在的通貨膨脹。但是，三種不同的理論解釋會給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議。這就好像郎中診病，都看出來是體溫過高，可是三個郎中診斷的病理卻不同，開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首先，我們先問自己一個非常有挑戰的問題：三大因素，即外匯儲備、內部要素價格和政府投資，誰是當前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這個問題很得罪人，但是我希望讀者不要覺得是我在故意製造一個擂臺，我們只是為了搞清楚一個事情的真相而已。

最公平的方法是我們悉數退場，數據上場，讓數據本身來說明問題。

外因論：金融海嘯和4萬億後不再有效

先看外匯儲備，2011年我們的外匯儲備是3.18萬億美元，大約折合人民幣20萬億元，而2011年底我們的貨幣供應量即M2是85萬億元。然後我們再考慮到槓桿乘數，外匯給我們帶來的票子是不是非常驚人？

可是我們要曉得，外匯儲備不是一天囤的，而通貨膨脹也是時高時低的！換句話說，如果你認為通脹完全是外面來的美元給沖高的，那麼我們應該能看到潮起潮落吧？從印票子到買材料，再到製造出東西來讓老百姓消費，都是需要時間的，大概12個月左右。至於細節我就不多說了，經濟學界已經有不少計量分析結果了。想知道外因論對還是不對，就看前一年囤的美元和接下來一年的通脹有沒有關係就好了。

那麼，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周其仁的外因論在金融海嘯和4萬億之前是相當靠譜的。當然，嚴格來說應該用月度數據來做計量分析，雖然結論基本一致，但是怕有些讀者看不懂，所以這裡我就用年度數據來說明。2006年、2007年我們的外匯儲備增加得非常厲害，結果2006年雖然通脹很低，但是傳遞一年下來，2007年、2008年的通脹就守不住了，2007年這麼瘋狂的美元洪水緊接著就是2008年的劇烈通脹。

但是，緊接著就出問題了。2009年通縮的前一年即2008年的外匯儲備增幅和2006年的差了不到3個百分點，但是通貨膨脹率卻截然不同。再看2010年的外匯儲備，不僅增長幅度比2009年要小，絕對額也在減少，2010年外匯儲備增加了4481億美元，而2009年卻增加了4532億美元。這樣，從外匯儲備來看，2011年完全不該有什麼通貨膨脹。

請讀者注意，我並不是說外因論都是錯的。我只是說單純地用外匯儲備不足以解釋2009年的通縮，也不足以預見2011年的通脹。外因是絕對存在的，而且是重要前提，所以周其仁的觀點並沒有錯。但是，為何通脹不跟著外匯儲備上下起伏了呢？我後面會解釋。

內因論：究竟是"民工荒"，還是"招工多"？

內因論說到底是短缺論，由供不應求助推物價上漲。具體來說，勞工不足所以工資上漲，其他的生產要素依此類推，都是短缺導致價格上漲，因此出現通貨膨脹。可是，我想先請問一句：要是工資漲了，物價房租水電煤氣也都漲了，那麼，工資究竟是漲了還是沒漲？如果工資實際上沒漲多少，那麼短缺論之下的通脹是不是只看名義物價，而不管紙幣本身的購買力？這一兩年，超市裡的東西，不管是大米荳油還是瓜果蔬菜，都翻了一番吧，不少水果的漲幅恐怕還不止這麼點兒，可是，有多少老百姓的收入也翻了一番呢？

如果我們承認紙幣購買力在下降，那麼工資名義上的上漲多大程度上是因為紙幣貶值，又有多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工短缺呢？因為我們的統計極度不完善，所以我只能用生活裡的經驗觀察來進行估計。先參照富士康，假設工資漲幅是30%，但是你覺得紙幣貶值了50%，那麼勞工工資實際上是在下降；而如果你覺得紙幣貶值了20%，那麼勞工短缺也只能為勞工爭取到10%的好處。換言之，在紙幣購買力貶值的情況下，要素短缺對要素價格的上漲並沒有那麼大的實際影響。

但是，我不是說夏斌的觀點是錯的，相反，順著他的思路，我們會發現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短缺究竟是因為需求增長過快，還是供給不足？供給和需求的關係變化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有著它自身的邏輯。"民工荒"這個概念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我們誤以為是勞工供給不足，所以導致各地招工難。實際上呢？根本不是"民工荒"，而是"招工多"。過去10年裡中國的勞動力總量增加了1億人。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被低估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定義勞動力是指年齡在16歲至59歲之間的人口，而實際情況是超齡繼續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這個對短缺論有什麼影響呢？根據統計局對人口的分析，勞動力供給的拐點是2013年。也就是說，過去四五年裡，我們年年開春都能聽到所謂的"民工荒"，這種"荒"的背後，勞動力其實一直在增加，只不過這個增幅不及企業用工需求的增幅，所以才招不到人。

政府投資論：這才是一切的根本！

內因論留給我們的問號是：哪裡來的亢奮需求？外因論沒解決的是：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明明外匯儲備增速開始放緩，可為什麼2011年通貨膨脹異常抬頭？與此同時，外因論在宏觀總量上的蔚然效果在哪裡？20萬億元人民幣可都是央行真金白銀注入了銀行體系，即便在85萬億元的貨幣供應量面前也是個龐然大物，可是怎麼就看不見了呢？

政府投資論恰恰能統一這兩個理論並回答其派生的三個問題。不可否認，20多萬億元人民幣的外匯儲備給我們打下了殷實的基礎。各位應該都曉得，我們外匯儲備的基礎是貿易順差，我們在2004年以前10年裡貿易順差每年不過只有三四百億美元，但是到了2005年破千億美元，2006年1775億美元，2007年2622億美元。可是我們用得非常省，因為2007年就開始了通貨膨脹，一直到金融海嘯前夕，我們還在"雙防"，畢竟2008年的官方通脹高達5.9%，於是我們就嚴格控制信貸，打壓經濟。現在看來，和今天相比，那時的CPI和房價都是那麼溫和。

到這裡我簡單總結一下，從2005年開始我們的外貿賺了不少美元，由此給銀行體系注入不少人民幣，但是2007年就開始打壓通脹，所以這個殷實的家底直到2009年之前一直沒用上。

但是，4萬億改變了一切。有一個指標最具說服力，就是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為了讓各位更容易理解，我通常把它叫做鋼筋水泥。我計算了2005年到2011年的增速，2009年之前的增速都在25%左右，可是到了2009年突然升至30%，一舉突破20萬億元。貨幣供應量也非常驚人，從不足50萬億元一下子突破了60萬億元。可怕的是，本來經濟已經企穩，可我們依然繼續亢奮投資，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雖然有所回落，但是因為基數太大，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相對貨幣供應量的比例竟然達到了破天荒的38.32%。這股龐大的支出，從上游到下游，驅使整個國民經濟產生了非理性的亢奮需求。

按照內因論，既然勞動力價格上升，企業就應該少招人，怎麼會招不夠呢？通過調研，我們發現最缺人的是基建、建築和房地產行業，這些行業出現"民工荒"的背後其實是因為需要的工人太多，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大量信貸資金被投入到了這些行業。

所以，內因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短缺不是因為什麼結構調整，也不是因為什麼資源短缺，更不是因為人口紅利衰減而帶來的勞工緊缺，而是因為需求的異常亢奮。當然，我不是說內因論是錯的，人口拐點不是2013年到來嗎？就像日本製造業騰飛的過程中飽受勞動力短缺之苦一樣，我們中國經濟馬上也要迎來這種內生性通脹的考驗了。如果再不進行科學調控，三大因素疊加在一起，一定會造成更可怕的後果。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