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图)

美联储QE3会引发中国下一轮通胀吗？

媒体报道，本?伯南克和美联储终于扣动了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扳机，他们宣布将发起新一轮资产购买行动以扶持美国经济，这将是2009年美国摆脱经济衰退、开始缓慢复苏以来最重大的货币政策举措之一。与此同时，上个月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在一份名为《中国政府仍有可能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中国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中国政府仍有可能推出又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即将面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曾经问到：货币超发究竟是美国输入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发现我们老百姓普遍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用美元买我们东西，又爱用美元对中国投资，央行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对应发行人民币，这样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币。另一种观点说别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营企业吧，到处都缺人，不涨工资能行吗？再看看房价，大家都往城里挤，房价一涨，什么成本不都得跟着涨？还有自然资源，中国人口这么多，有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有钱了就买车，买车就要更多的钢铁、石油，这物价不就涨起来了？

我简单总结一下，前面这个是说多印的票子是从外面来的，后面这个是说尽管有外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这两种观点其实来自于两位知名经济学家，外因论属于周其仁，内因论属于夏斌。两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了，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为什么要和两位专家辩论呢？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外因论、内因论，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资论，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释现在的通货膨胀。但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就好像郎中诊病，都看出来是体温过高，可是三个郎中诊断的病理却不同，开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三大因素，即外汇储备、内部要素价格和政府投资，谁是当前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很得罪人，但是我希望读者不要觉得是我在故意制造一个擂台，我们只是为了搞清楚一个事情的真相而已。

最公平的方法是我们悉数退场，数据上场，让数据本身来说明问题。

外因论：金融海啸和4万亿后不再有效

先看外汇储备，2011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18万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0万亿元，而2011年底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即M2是85万亿元。然后我们再考虑到杠杆乘数，外汇给我们带来的票子是不是非常惊人？

可是我们要晓得，外汇储备不是一天囤的，而通货膨胀也是时高时低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通胀完全是外面来的美元给冲高的，那么我们应该能看到潮起潮落吧？从印票子到买材料，再到制造出东西来让老百姓消费，都是需要时间的，大概12个月左右。至于细节我就不多说了，经济学界已经有不少计量分析结果了。想知道外因论对还是不对，就看前一年囤的美元和接下来一年的通胀有没有关系就好了。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周其仁的外因论在金融海啸和4万亿之前是相当靠谱的。当然，严格来说应该用月度数据来做计量分析，虽然结论基本一致，但是怕有些读者看不懂，所以这里我就用年度数据来说明。2006年、2007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得非常厉害，结果2006年虽然通胀很低，但是传递一年下来，2007年、2008年的通胀就守不住了，2007年这么疯狂的美元洪水紧接着就是2008年的剧烈通胀。

但是，紧接着就出问题了。2009年通缩的前一年即2008年的外汇储备增幅和2006年的差了不到3个百分点，但是通货膨胀率却截然不同。再看2010年的外汇储备，不仅增长幅度比2009年要小，绝对额也在减少，2010年外汇储备增加了4481亿美元，而2009年却增加了4532亿美元。这样，从外汇储备来看，2011年完全不该有什么通货膨胀。

请读者注意，我并不是说外因论都是错的。我只是说单纯地用外汇储备不足以解释2009年的通缩，也不足以预见2011年的通胀。外因是绝对存在的，而且是重要前提，所以周其仁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为何通胀不跟着外汇储备上下起伏了呢？我后面会解释。

内因论：究竟是"民工荒"，还是"招工多"？

内因论说到底是短缺论，由供不应求助推物价上涨。具体来说，劳工不足所以工资上涨，其他的生产要素依此类推，都是短缺导致价格上涨，因此出现通货膨胀。可是，我想先请问一句：要是工资涨了，物价房租水电煤气也都涨了，那么，工资究竟是涨了还是没涨？如果工资实际上没涨多少，那么短缺论之下的通胀是不是只看名义物价，而不管纸币本身的购买力？这一两年，超市里的东西，不管是大米豆油还是瓜果蔬菜，都翻了一番吧，不少水果的涨幅恐怕还不止这么点儿，可是，有多少老百姓的收入也翻了一番呢？

如果我们承认纸币购买力在下降，那么工资名义上的上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纸币贬值，又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短缺呢？因为我们的统计极度不完善，所以我只能用生活里的经验观察来进行估计。先参照富士康，假设工资涨幅是30%，但是你觉得纸币贬值了50%，那么劳工工资实际上是在下降；而如果你觉得纸币贬值了20%，那么劳工短缺也只能为劳工争取到10%的好处。换言之，在纸币购买力贬值的情况下，要素短缺对要素价格的上涨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影响。

但是，我不是说夏斌的观点是错的，相反，顺着他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短缺究竟是因为需求增长过快，还是供给不足？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它自身的逻辑。"民工荒"这个概念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我们误以为是劳工供给不足，所以导致各地招工难。实际上呢？根本不是"民工荒"，而是"招工多"。过去10年里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增加了1亿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被低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定义劳动力是指年龄在16岁至59岁之间的人口，而实际情况是超龄继续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这个对短缺论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统计局对人口的分析，劳动力供给的拐点是2013年。也就是说，过去四五年里，我们年年开春都能听到所谓的"民工荒"，这种"荒"的背后，劳动力其实一直在增加，只不过这个增幅不及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幅，所以才招不到人。

政府投资论：这才是一切的根本！

内因论留给我们的问号是：哪里来的亢奋需求？外因论没解决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明明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可为什么2011年通货膨胀异常抬头？与此同时，外因论在宏观总量上的蔚然效果在哪里？20万亿元人民币可都是央行真金白银注入了银行体系，即便在85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面前也是个庞然大物，可是怎么就看不见了呢？

政府投资论恰恰能统一这两个理论并回答其派生的三个问题。不可否认，2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给我们打下了殷实的基础。各位应该都晓得，我们外汇储备的基础是贸易顺差，我们在2004年以前10年里贸易顺差每年不过只有三四百亿美元，但是到了2005年破千亿美元，2006年1775亿美元，2007年2622亿美元。可是我们用得非常省，因为2007年就开始了通货膨胀，一直到金融海啸前夕，我们还在"双防"，毕竟2008年的官方通胀高达5.9%，于是我们就严格控制信贷，打压经济。现在看来，和今天相比，那时的CPI和房价都是那么温和。

到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从2005年开始我们的外贸赚了不少美元，由此给银行体系注入不少人民币，但是2007年就开始打压通胀，所以这个殷实的家底直到2009年之前一直没用上。

但是，4万亿改变了一切。有一个指标最具说服力，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了让各位更容易理解，我通常把它叫做钢筋水泥。我计算了2005年到2011年的增速，2009年之前的增速都在25%左右，可是到了2009年突然升至30%，一举突破20万亿元。货币供应量也非常惊人，从不足50万亿元一下子突破了60万亿元。可怕的是，本来经济已经企稳，可我们依然继续亢奋投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因为基数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相对货币供应量的比例竟然达到了破天荒的38.32%。这股庞大的支出，从上游到下游，驱使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非理性的亢奋需求。

按照内因论，既然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就应该少招人，怎么会招不够呢？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最缺人的是基建、建筑和房地产行业，这些行业出现"民工荒"的背后其实是因为需要的工人太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量信贷资金被投入到了这些行业。

所以，内因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短缺不是因为什么结构调整，也不是因为什么资源短缺，更不是因为人口红利衰减而带来的劳工紧缺，而是因为需求的异常亢奋。当然，我不是说内因论是错的，人口拐点不是2013年到来吗？就像日本制造业腾飞的过程中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一样，我们中国经济马上也要迎来这种内生性通胀的考验了。如果再不进行科学调控，三大因素叠加在一起，一定会造成更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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