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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你要是面對一個超常敏感而脾氣暴躁的人，說話就得特別小心遣詞用句，否則你很可能會遭遇尷尬，或者被強令閉嘴，或者遭遇推推搡搡，挨一頓打也說不定。人都想順順噹噹活著，誰願意招惹是非呢？本文標題使用「警惕」二字就源於這種心理——「警惕」通常是提醒的意思，不是指陳，也不是控訴，而是說：「小人在這裡叩首了，煩請您老人家好歹聽我說一句……」實際上「警惕」兩個字在這裡無意義，這是因為，從六十年前國家意志就開始扭曲體育精神了，我們述說的不過是事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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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乘坐公交汽車去赴一個約會，上車的時候車上人並不多，只有十幾個昏昏欲睡的老人，過了兩三站，車上就擁擠上來滿滿一車廂的人，讓我十分詫異的是，擁擠上來的人全部衣衫襤褸，面如菜色——有的提著藍紅相間的編織袋子，有的拿著泥瓦工工具，還有的乾脆提一根棒，那是用來挑行李用的；由於擁擠，一個婦女的奶幾乎全部露了出來，她懷抱裡的男孩正在嚴肅地對付一塊麵包，弄得鼻孔裡都是麵包屑，我相信他很少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一個勞累的漢子一屁股坐在汽車輪子凸起的地方，售票員就像對低等動物說話那樣喝令他站起來，漢子站起來了，我從他那雙原本很漂亮的褐色眼睛中看到無奈、屈辱、憤懣的光亮；車廂前部不知道為什麼起了爭執，一個活得很不如意的北京人竭力羞辱活得更不如意的外地人：「你們丫的都跑北京幹嘛來呀？！純粹是死催的！」我身邊一個臉色蠟黃的大媽顫抖著聲音問周遭的人：「誰有吃的沒有？我糖尿病……」這時我才注意到老人家大汗淋漓，馬上就要虛脫了，好在有人給她遞過去一瓶可樂，她抓在手裡，顫抖著咕咚咕咚喝下去……我下了公交車，看著它向遠方駛去，再看一看馬路兩側豪華的飯店和政府辦公機構，看一看街頭超大屏幕上正在播映我奧運健兒在倫敦勇奪金牌的感人畫面，不知為什麼，突然有了一種置身於卡夫卡小說世界中的感覺，覺得這一切都是不真實的，都是荒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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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我國在奧運會上奪取的每一塊金牌，都是國家用數千萬乃至於上億元培養和訓練經費換取來的，這意味著我們這些納稅人（當然也包含那些擠公交車的北京人和外地人）每年都要為國家繳納數百億（我敢說，把龐大的國家體育系統消耗的資金計算在一起，絕非僅只是這個數目）稅款，用來打造一支類似於軍隊的體育組織，為國家爭取榮譽。
國家榮譽好還是不好？當然好，誰都願意聽到街坊四鄰議論說：「哎喲，你看人家把日子過的！你看他爸出來進去的多有臉面！」所以我們在很多時候都寧願勒緊褲腰帶來換取街坊四鄰的誇讚，我們甚至完全不顧家庭條件，拿出大把大把的銀子來換取這種名聲。2008年在北京發生的大概就是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人類究竟為什麼要弄體育？什麼才是真正的體育精神？答案在不同的人群中是不同的——國家會認為國家榮譽高於一切，所謂體育精神就是為國爭光；那些擠公交車的人則會激憤地認為：「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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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先生最近在《舉國體制下的體育是「利維坦」式的怪獸》一文中指出：「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維坦》(Leviathan)中，把全能的國家比喻成一個無所不想吞食，無所不能吞食的權力怪獸。體育一旦被國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怪獸，它取消體育對人的體格和心靈培養作用，無視體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體育變成一個手段，一種顯示國力和國家權力合法性的方式。這種國家政治化的體育，它吞食本應該屬於全體國民的體育資源，吞食作為活生生個人的體育人員，它也同樣吞食無數普通的‘體育觀眾’，使他們無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競賽’中的角色。」
我認為徐賁先生說出了中國體育的實質，擠公交車的貧困北京人和外地人那句簡單的粗口，表達的實際上也是這個意思，只不過稍微難聽一點兒罷了。
「xx」與普通民眾的福祉有關係嗎？沒有關係！沒有一根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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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將人類社會秩序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發的秩序，即哈耶克所表述的「自我成長的秩序」，「自我組織的秩序」；另一種是人為的秩序，又稱為組織，這是人類有意設計的，它的終點是設計者預設的。
哈耶克認為，自發的秩序與人為的組織所涉及的規範是不同的：自發的秩序依仗「規律」，人為的組織則依仗「命令」。規律是抽象的普遍的，而命令則是具體的特殊的，這就是說，人為的組織要達到的真正目的是「被指定的任務」，每一個成員在固定結構中的位置是由命令預先決定的，人們社會活動的全部目標都趨向了設計者的預設。
正是通過這種預設，國家意志才得以全面扭曲體育精神；正是通過這種預設，才最終把本應從人出發的體育弄成了國家事務；正是通過這種預設，才固定了金牌運動員以及他們身後龐大利益群體的位置；正是通過這種預設，才使得那些擁擠在公交車上的人如此窘困、如此沒有尊嚴。
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2012-8-8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