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鬥地主場面
現在去查閱「土改」時期的文章、書籍、檔案、文獻關於中共發動鄉村農民對地主、富農、鄉紳的進行殘酷鬥爭的記述，俯拾即是，有的打殺手段十分殘忍，刑懲辦法五花八門，慘絕人寰，比土匪還要凶狠。
據有關文獻記載，1949年後，中共奪取政權後不僅面臨著外部世界的封鎖，同時在國內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困難。為了鞏固政權、解決經濟問題，在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實行了「消滅」和改造政策，並稱之為「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場「改造運動」在農村就是進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滅地主，奪取地主富農的財產，鞏固紅色政權。
1950年2月24日，中共通過了「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及徵收公糧的指示」。同年6月28日，通過了「土地改革法」，在全國全面開始了「土地改革」。中央還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賜，要組織農民通過鬥爭奪回土地，要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
在中共高層的指令下，幹部們分成若干工作小組深入到全國各地農村。他們來到農村後，鼓動無田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流氓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此外，還在農村劃分階級、成份，全國至少2000多萬人被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而且，每一地區有一些聲望的地主，都被定為「霸」，還分為惡霸、善霸、不霸。被定為「霸」的地主都要被處死。一聲令下，全中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富農的人頭紛紛落地。（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稱：中共掌權初期，鎮壓地主富農，一百到二百萬。）
土改頭頭們隨心所欲、草菅人命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一些只有二三十來歲的年輕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10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土改打殺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門、慘絕人寰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份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份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杓，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有檔案資料記載，晉西北興縣有個出名的開明紳士叫劉像坤，是個熱心腸人，因為有財富，被當作惡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兒子為了表示自己與父親一刀兩斷，竟一把奪下民兵手裡帶刺刀的步槍，在其父屍體上補上兩刀。劉像坤哥哥劉少白（《毛選》第四卷有其名，毛認為的抗戰時期的開明紳士）擔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也被農民們押回老家鬥爭，撤消一切職務。該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為少白說了幾句公道話，也被打得昏死過去。眾人以為他死了，把他拖到黃河岸邊，準備扔進河裡，沒想到劉玉明又甦醒過來。幾個土改積極份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兩刀，他最終停止了呼吸為止。
興縣還有個名人叫牛友蘭，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選》，被毛認為是抗日愛國紳士。1948年毛路過晉綏時住的窯洞（即晉綏軍區司令部，現為蔡家崖革命紀念館）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戰中，他把房屋、店舖、工廠、土地、金錢等值錢的財物全部捐獻出來，土改前已落得身無分文過苦日子。土改來時仍然在劫難逃。他曾是晉西北首富。鬥爭大會上，有人別出心裁，拿一根鐵絲穿過他的鼻子。鮮血直流，會場上人人震驚。更令人震驚的是，他的兒子牛蔭冠（時任晉綏邊區行署副主任）竟大搖大擺地牽著其父遊街示眾。牛友蘭受不了這種污辱打擊，回家後絕食，三天後含恨去世，終年63歲。
姚依林之妹姚錦女士編著的《姚依林百夕談》一書裡記載：「當時農民仇恨地主，往往一來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厲害。如搭個‘坐蔣臺’，讓地主站上去，下邊拆臺，把地主摔下來。晉綏行政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牛蔭冠的父親是晉西北興縣首富、大地主兼工商業主，在縣城有四萬白洋買賣。他因是開明紳士，曾捐款一萬元抗戰，成為邊區參議會議員。土改到來後，他被鬥，用繩牽鼻，讓他的兒子牛蔭冠拉著遊街，牛蔭冠不敢不劃清界線。」
土改中，對付地主富農的辦法五花八門，慘絕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扑眼、耳朵插捻點燈之外，還有好多種。比如磨地，把棱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把要鬥的人衣服脫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雙腳在這上面來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為止。
另一種辦法叫坐圪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裡面撒上剁碎的棗樹圪針，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裡，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櫃裡的人從這邊滑到那邊，又從那邊滑到這邊，全身被圪針刺得肉腫皮爛。
還有一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長城的烽火臺，有三丈高。墩下鋪滿碎石頭，被斗的人從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乾脆拿大石子朝他腦袋砸去，直到腦漿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個姓韓的教書先生，其妻被一個姓田的土改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將她摔死。田某還有意在推前鬆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褲子被沒收，轉手分給其他婦女穿。
一個叫週二的藥鋪掌櫃，被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腳朝前，被人拉著一路狂磨。他的身上還坐著一個女人，壓著一個石磨，為的是增加身體與地面的摩擦力。沒多久，後腦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來，一根一根的，腦漿與鮮血一路都是，慘不忍睹。
牛蔭冠晚年編寫的《牛蔭冠紀念集》中這樣寫道：「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
王若飛的夫人李佩芝，從延安到晉綏邊區從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積極份子，有一個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為小偷小摸，曾被村裡一個富裕中農打過。土改時，此人公報私仇，把那富裕中農打死。
群眾對此不滿，李佩芝卻回答說：「你們怎麼不懂得貧雇農的窮苦呢？正因為貧窮，所以才去偷東西。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就模糊階級界限。」此人極不爭氣，後又偷了軍區的一匹布，讓軍區給抓了起來，當做鬥爭對象押到會場。李佩芝端著碗飯送到會場給這個人吃，當即遭到群眾圍攻，李又振振有辭地推銷她那套階級界限理論。群眾心裏好壞分明，此事後來鬧得很大。
鬧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閨女。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份子又忙著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閨女來。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裡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斗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山西日報》記者魯順民在《「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說：「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富裕中農馮萬禮的閨女就分配給了貧雇農。」
一些地區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財寶成為風潮，還發展成掃堂子運動。開始以村為單位，即讓地主、富農淨身出戶，把他們的財物拿來分掉。後來覺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親屬，不好下手，便發展成為以區甚至以縣為單位的聯合掃蕩，村與村、區與區之間互相掃堂子。不僅僅是地主，一些中農也未能倖免。在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並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西。
歷時一年半的土改運動使解放區的整個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許多地區幾乎顆粒無收，餓死的黨員幹部、普通群眾不計其數。
在《山西通史》中也有這樣的記載：「據興縣1948年6月22日的統計，全縣8個區290個村莊，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自殺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農345人，貧、雇農11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因凍餓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農33人，中農3人，上述3項共死亡1976人。至於被揪鬥、被批判者，更是不計其數。」（《山西通史》第9卷，第146-14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山西興縣只是全國「土改」運動的一個縮影。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而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就殺害了200多萬地主和富農。
「土改」運動的惡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1）「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中共竊政以來，推行「土改」等惡政，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中國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2）「土改」嚴重的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值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3）「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盪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近4000多萬人……
（4）「土改」結束後，為隨後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干，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干……），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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