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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子: 兼說共產黨奪權的目的

質疑《解放戰爭啟示錄》(中)

2012-07-10 00:52 作者:唐子 桌面版 简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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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所說1947年於1949年三年之間的「解放戰爭」,其實只是引進蘇聯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政治名詞,被中宣部操控的政治園丁們合力宣揚傳播開來,黨雲人云、人云亦云地篡改歷史,以政治口號為標籤重新解釋事實,無中生有,被再造為黨的人:喉舌眼耳身。

在《說共產黨奪權的底牌》一文中,通過王樹增演講中說的國軍投降、高層腐敗、農民擁共等史事,拋開馬列的政治宣傳用語,我指出:暴力和謊言是中國共產黨奪權的底牌;歷史安排中共1947年至1949年通過暴力掠奪百姓的口糧、蔬菜、驢羊等,武裝顛覆民國大陸政權的叛亂,實現蘇聯式的極權專制;所謂解放戰爭並不存在,只是鬥爭哲學的政治宣傳。

意猶未盡,此文依然主要依據王給的史實,側重質疑,看一場擄掠叛亂是怎樣被美化的。

美化需要人來做的,像畫畫一樣。誰來做為黨畫眉、搽粉、塗口紅的事?誰管這些事?

我通過站講臺謀生10年,講過「解放戰爭」,就是替擄掠戰爭塗脂抹粉。最初我並不清楚,真以為有一場解放人民的戰爭,還為生不逢時沒趕上而嘆惜過。可歷史畢竟是事,一旦發生,就那樣了,說的好聽些或者難聽,都改變不了事情的本身。例如,在諸侯爭權奪利、勞民傷財打仗時,孔子勸他們別打,恪守各的職責,關愛屬下和民眾,這是用良知在勸善,教科書卻講這是「奴隸主階級的沒落思想」,這就在醜化孔子;再如,中共紅軍1934年在江西反清剿敗了出逃,跑往湖南,再到貴州、四川、西康、甘肅、陝西等窮鄉僻壤,這是明明白白是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似的流竄,卻被美化為「長征」:北上抗日。瞧我成什麼人了?

我成了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的「園丁」。中宣部指令黨委監控的各地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一攬子思想政治教育工程培養了很多,起初是「花蕾」,再「開花」,多次變身。不只是我這樣,幾乎所有在抗日戰爭之後出生的中國人,包括溫家寶、胡錦濤,都這樣,對於黨,一生不是綠葉、花蕾,就是花兒、花泥。其中一些人被挑選出來成了政治園丁、宣傳幹事、各種評論員(廣義的「五毛」)、新聞記者,等等。《羊城晚報》2011年4月30日的《解放戰爭啟示錄》,就是由晚報記者鄧瓊帶著實習生李月瑤聽過王樹增的演講後寫的。

王樹增,查百度百科名詞解釋: 1952年2月生於共工氏新酋邦(大山寨國)的北京人,武警部隊政治部創作室發薪水的一級作家,享受黨政府的特殊津貼,大校軍銜,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有《紅魚》、《黑峽》、《鴿哨》、《遠東朝鮮戰爭》、《長征》等,榮獲魯迅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看王樹增和我與鄧瓊和李月瑤,都是中共中宣部培育的「喉舌」。

經過這樣的分析,我們不難明白,無論王樹增、鄧瓊、李月瑤和我,我們的頭腦是從幼兒園時代起,就被中宣部操控洗了腦,頭腦像電腦一樣,被服從教育部的指令上講臺的教師,強行塞進《東方紅》、《國際歌》、《社會主義好》、《女神》、《我愛北京天安門》、《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藥》、《文學與出汗》、《荷塘月色》等等歌曲、新詩、雜文、散文。我們的思想內容、認識方式、情愫感覺、意志欲求被重新編製了程序:恨禮教,愛中共。「恨禮教,愛中共」的人是什麼樣?看魯迅,看《烏有之鄉》言論和重慶「唱紅歌」,一目瞭然。

只要我們還沒有對由編程員似的教師給我們輸入的認識去偽存真,沒有對混雜的情感、意志去惡存善、去弱存強,無論王樹增或我,甚至胡錦濤、溫家寶,中共全體政治局委員,總的說來還是黨的人。所以王樹增看中共1934年至1935年的兵敗逃竄就還是「長征」,看黨爭內戰中1947年至1949年中共的殘殺、擄掠性質的匪亂,也就還是「解放戰爭」。這不是在說歷史事實,而是在繼續宣傳中共紅軍(民國時代的共匪)的政治口號,騙人掙稿費。鄧瓊、李月瑤聽講和訪談之後寫《解放戰爭啟示錄》也是交稿掙錢,讀者被再洗腦一次。

這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習慣了,被長久的黨文化母親似的養育(耳提面命)培育的。中國國民黨、日本自民黨、美國共和黨等不是宗教,沒有洗腦文化;只有中共邪教要按照列寧、斯大林時代蘇聯人的心智改造中國人,必須割裂歷史,才給人洗腦,跟做傳銷一樣。我是通過讀《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而黃粱一夢似的醒來,不再是中共的政治傳銷員了。

王樹增、鄧瓊、李月瑤或許還在一枕黃粱的夢境中。王樹增在廣州這樣演講:「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共會打贏,輿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臺灣的一些學者,甚至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以及他們的後代,總要提這樣一個疑問,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一頭霧水,不知道從1947年到1949年間,國民黨好好的一個政權就沒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這段話中的「學者」和「後代」都是隨口一提,沒有姓名,沒有比例,「一頭霧水……1947年到1949年間,國民黨好好的一個政權就沒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完全是王的語言。

王樹增這樣說的話並非自己的思考,而是對中宣部審批的黨史、現代史教材的生吞活剝。「解放戰爭打到中後期,許多國民黨的將士都開始疑惑,自己究竟是為什麼而戰。」這樣的話,我在大學上歷史課的時候,也是這樣被灌輸的。王讀這段歷史比我晚,教學環境也開放了很多,所以也掌握了一些我當時沒有看到的史實,諸如「當時國民黨的腐敗直接反映在軍事上。國民黨高級戰區將領多數身兼二職,一是指揮作戰,二是做生意。對於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來說,軍事只是他們的副業。」這些如果考證過,對認識國軍兵敗很有幫助。

「官兵軍餉大部分被長官拿到上海的黃金交易所裡炒去了」、張靈甫(直到死前)才明白,「在國民黨內部,部隊是(長官)的私產」,沒人捨得為一般的友軍拼血本,所以黃伯滔的部隊近在咫尺就是不去支援張靈甫的中央軍,反而「謊報軍情,不戰反退」。淮海戰役「俘虜的國民黨高官,基本上後面都站著一個副官,這個副官……提著一個小柳葉箱,裡面統統只有一樣東西,就是金條。」這些話語不是史家所說,是不折不扣作家評述夾雜的思想言論。古代希臘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東周各國史官寫編年史、西漢司馬遷寫紀傳體,沒這樣寫。這比較像施耐庵寫《水滸》,方法上更近似梁羽生寫《七劍下天山》、金庸寫《射鵰英雄傳》。

在中共山寨國(共工氏新酋邦),黨史和軍史作家只能這樣寫史,看《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年》兩部電影,尋思一下就可以寫了。本性上對社會底層的造反寄予較多同情,對蘇聯的歷史教材和文藝作品沒有歐美似的批判,沒有儒道佛的禮教、自然、慈悲情懷,基本上就是王樹增這樣寫,作為新聞也就是鄧瓊、李月瑤似的報導,講課也就是我曾經那樣。如果「黨喉舌」都是這樣的「腔調」,久而久之,聽演講的耳朵和看文章的眼睛也都會變成「黨耳朵」、「黨眼睛」:聽不得講蔣中正好,看不下說蔣好的書籍。我就曾經是這個樣子。

那時我認為儒教的核心思想就是「禮教吃人」, 國民劣根性就是「吃革命者的血」,情感就是「恨禮教,愛中共」,意志就是選擇接受共產黨:具體說來,就是面臨抉擇時,唯黨是大,中共說愛誰就愛誰,不愛也愛;說恨誰就恨誰,不恨也恨。細想我對魯迅的愛和對蔣中正的恨就是這樣被培養的,中宣部給的教材、影視,由中共史家、教師、作者、記者寫。原本我不喜歡《狂人日記》。叫「蔣介石」也是中共讓叫的,原本經常叫是叫「蔣中正」。跟經常叫「關羽」,而不是總叫「關雲長」一樣。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黨文化洗腦是中共的思想政治園丁(教師為主,記者、作家為輔)與與政治花蕾、花兒、綠葉、花泥等互動的結果。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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