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進行一場靈魂的賤賣

著名教育家、思想啟蒙家、中國名博信力建在其《知青運動是歷史的反動》一文中指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個「已經被歷史和實踐否定了的運動」，否定它的不僅有歷史和實踐，更有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血淚。

信力建回憶，1968年12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緊接著「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號聲響徹中華大地。全國二千萬正值應該繼續讀書的適齡青年，帶著淳樸的政治理想和激情與希望，豪情滿懷地惜別家人、告別城市，大規模地遷徙到農村這片「廣闊天地」幹革命。從那時起，轟轟烈烈的火車，汽車從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杭州、溫州等地運載著紅衛兵和學生一次次駛向北大荒、內蒙古、雲南、海南島……開始了接受比他們知識更匱乏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窘迫、艱難、困苦的生活。當年的知識青年的這種生活、這種豪情、這種信念，是那個年代的狂熱，那個年代的虔誠，是發自內心的，是無愧的。剛剛走出學校的小青年也不過只有適齡十七八歲，在那種嚴酷的生存環境裡，用稚嫩的身軀、脆弱的生命，抗衡著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難以想像的艱苦、困難的生活是多麼的煎熬。對知識青年來說；如果打娘肚子裡出來就生活在窮鄉僻壤的農村、邊疆，沒見過外面的世界，到也罷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貧瘠的農村，而且要插隊一輩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將意味著被這片黑泥土慢慢消損、吞噬。

但是，最令知識青年心悸的，還不是生活條件的艱苦，體力勞動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沒有保障。當狂風暴雨式的上山下鄉運動將成千上萬知識青年由城市席捲到廣大農村、邊疆以後，困厄知識青年的不僅是勞動的艱辛，生活的窘迫，還有女知青被凌辱、猥褻、姦污、強姦的，其性質是惡劣、駭人聽聞的。僅就吉林的九臺一個縣，1973年前的調查就發現迫害知識青年案件73起。其中強姦、姦污下鄉女知青案件63起，佔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殺1人，自殺未遂3人，懷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殘嚴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門縣先後安置下鄉知青1.3萬餘人，共發生姦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女知青的受害率比九臺還高。

農村基層幹部多數是利用職權，借招生、招工、上學、發展黨員之機，對女知青進行姦污的。九臺某生產隊長齊殿發，先後強姦、姦污、猥褻婦女23名，公開宣揚「好漢霸九妻」把女知青騙到他家住宿。1971年春，在其妻子的助力下，將女知青蔡某強姦，蔡右眼被齊犯擊傷。蔡受傷後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齊對蔡軟硬兼施，一方面哄騙說「你放心，小隊有我，大隊有我哥哥，公社、縣裡我有人，將來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嚇道：「這是我們齊家的天下，你要告發，我頂多半年不當隊長，我叫你骨頭渣子爛到這裡，也別想走！」齊對蔡某多次姦污。蔡某忍無可忍向上告發，公社辦案人員竟將此案當作「通姦」問題處理，黨支部只給齊犯留黨察看兩年處分。蔡看投訴無門悲憤交集，1972年12月寫下遺書，服毒自殺，經搶救脫險。但胃膜燒壞，精神失常。遺書寫的摧人淚下，書中說：我被齊殿發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囑咐母親保重身體，把自己忘掉；勸告妹妹「不要讀書了，不能再下鄉走向姐姐的地步」。遺書最後絕望地寫道：「現在公社這樣處理問題，證明了齊殿發說的話，是他們的天下，沒人給我們辦事，這是他們逼的。」

許多受害的女知青都與蔡某一樣，她們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面對的則是由親族關係、地域關係、權利關係盤根錯節編織在一起的邪惡勢力。不甘心忍辱含垢地苟活曝光當年女知青在農村被強姦、姦污、蹂躪的吉林科右前旗察爾森公社一名女知青被強姦後服安眠藥自殺，在遺書中寫道：毛主席指引的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完全正確，應該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這裡的階級鬥爭太複雜，我鬥不了，希望你們知識青年趕快離開，我惹不了他們，只好走這條路。……

不管這些自殺者的動機是什麼，單憑正值豆寇年華而自尋短見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轟動輿論，引起人們的廣泛同情和上級領導的重視。事情發展到這般地步，肇事者當然難逍遙法外，但女知青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卻是無法彌補的。
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四師黨委6名常委中，強姦、猥褻女知青的就有4名。黨委副書記、團長張貴壽，1970年3月到兵團後，短短一年零五個月的時間，先後利用職權強姦女知青1人，調戲猥褻女知青37人。連生病的女知青都不放過。團參謀長姜玉科，1970年調到該團，短短的8個月內，就強姦女知青5人，調戲猥褻14人。年齡最小的才十六歲。姜為人無恥透頂，知青敢怒不敢言，背後罵他「瘋狗」「活像劉文彩」。這個衣冠禽獸，先後姦污岳母、嫂子、妹妹、女護士、病人家屬，對親生的女兒也不放過。「上樑不正下樑歪」，內蒙兵團的一些單位之所以發生令人髮指的罪行，與該團主要領駭人聽聞的催殘強姦女知青緊密相關，兵團司令員何鳳山及5個師級幹部竟無一清白，均有調戲或姦污女知青的行為。某師師長，不僅姦污了2名女知青，還姦污了1名女知青的母親。在黑龍江的生產建設兵團，副參謀長姜利江調戲女知青7名。特別嚴重的是，他在帶隊參加了全省「甘南事件」現場會後，仍怙惡不悛繼續為虐。某師十六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都是抗日戰爭中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到兵團後仗侍「老本」為所欲為，姦污、猥褻女知青多達數十人。有的被黃姦污後，又落入李的魔手。

所謂「受迫害」實際是官方的定義，舉凡下鄉知青人身受到嚴重傷害，如受到毆打、批鬥，女知青受到猥褻、姦污，乃至釀成的命案等等，都包括在內。當年卻有少數品質低下的農村（包括農場、生產建設兵團）的幹部、地痞流氓，乘人之危，對沒有反抗能力的知識青年任意欺辱、摧殘、拍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法制受到了空前踐踏，為這種現象的滋蔓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到1970年代初，知識青年受迫害已經成為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

然而，最近看了幾段電視連續劇《知青》，卻完全看不到上述罪惡，知青，居然幾乎都是浪漫、激情的化身，完全沒有當年的苦難以及對青春的摧殘。

這，其實是回首往事者最常見的陷阱，再不幸的經歷，如果你終於挺過來了，時過境遷，尤其是如果你現在還混得不錯，那苦澀也就釀出了幾許甜味，它甚至比沒有苦難的日子更讓你感到深沉和美好。……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類道德墮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遺忘：這樣，「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國家的力量是巨大的，當國家想掩蓋一種罪行的時候，無論多麼深重的罪惡，都極易被「集體遺忘」，因為「遺忘」是人類最無可救藥的天性之一。的確，人類總想擺脫歷史的重負而輕鬆自在。但當擺脫一切歷史記憶之後，「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原因所在。

擺脫歷史記憶，生命將變得毫無意義。而千千萬萬無辜的死難者，將被歷史迅速遺忘，最多化為「歷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乾癟枯燥的數字。而這些抽象字元背後所凝縮的血淚生命，則是後人所難以體會的。

近年來，會不時讀到一些有關「知青」的回憶或敘事，其中不少總使我心頭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時間，一樁並非只與極少數人有關、因此決非撲朔迷離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歷史事件，而且這千百萬「當事人」現都還「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遺忘了。

在文革中達到高潮的上山下鄉運動，用近十年的時間把數千萬青年從城市「趕」到農村。在當時，這無疑是不得不為之舉，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沒有出路的出路」。因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當時的經濟已瀕於崩潰，根本無法容納這些不斷增長的就業人口，雖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將此說成是為了「反修防修」。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到農村去是被迫的，甚至連選擇插隊地點的自由幾乎都沒有。這種強制性政策異乎尋常地嚴厲，反對、牴觸就是「破壞偉大戰略部署」，罪可入獄；若「情節特別嚴重」，甚至有殺身之禍。對涉及到自己終身命運的如此至關重要的問題，自己居然沒有絲毫髮言權。人，對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選擇權就這樣被殘酷地徹底剝奪。因此，這也是當時政治上專制到極點的體現。

這一「運動」改變了無數青年本應光明順直的人生道路，牽涉到千家萬戶，造成的人間悲劇難以勝數……只有根據這方方面面具體的歷史內容，而不是根據某些自欺欺人的「說法」將具體的歷史事實、內容抽空，才能對這一運動作出正准的定位與評價，才可能使人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劇重演。然而現在不少人卻都「好了傷疤忘了痛」，在熱烈地謳歌當年的所謂「理想」、「火熱的場面」，大談「青春無悔」、「青春夢想」……。其實，離城前諸如手捧「紅寶書」在領袖像前宣誓、表決心的「火熱場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親人間生離死別般哭成一片。而且回城時的你爭我搶也並非後來才有，就在起初，每屆畢業下鄉前還都有百分之幾的留城或參軍名額，為爭這微乎其微的名額就已經達到不擇手段的白熱化程度。當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紅五類」才有爭鬥的資格。後來為了「好做工作」，除少數參軍者外乾脆「一片紅」，一鍋揣，全下鄉。下鄉後，生活十分艱苦，精神普遍空虛苦悶，回城的爭鬥便更加殘酷，一些女知青慘遭權勢者凌辱。凡此種種簡直不堪回首，哪裡是什麼青春夢想，而是青春夢魘。

然而，「夢魘」如何變成「夢想」了呢？其中「知青文學」居功至偉。當這場夢魘剛剛結束時，「知青文學」勃興，從文學的角度看或還稚嫩粗糙，但卻真誠，並且幾乎都可當作信史來讀，比如竹林的《生活的路》、葉辛的《蹉跎歲月》、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都是其中代表（其實被稱作「回鄉青年」的廣大農村青年命運更加坎坷，更值得詳細描寫，但他們更無「話語權」，除了路遙的經典之作《人生》之外，有關他們的小說確實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環境幾經變化，「文革/知青」嚴酷面的表現受到的障礙越來越大，「文革/知青」純情面的表現卻暢通無阻；隨著時光流逝，更加速了對嚴酷的遺忘、而加強了對純情的記憶，鄉親的淳樸、美麗的大自然、知青間生活中的互助……。這些當然是永遠使人感懷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點，以此大大稀釋甚至取代了更為本質的嚴酷現實，終於營造出符合某種要求、且使後來者容易信以為真的「美麗的夢想」氛圍。

一些成功者得意於自己的「劫後輝煌」，全不在意這種成功是以千百萬同代人的犧牲為代價的。多數知青經過種種鬥爭、付出很大的甚至是慘痛的代價才得以返城，此時已老大不小，城市已無他們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許多人因與弟妹共擠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後，又早早下崗。然而，現在少數所謂「劫後輝煌者」的歷史正在取代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命運，形成有關歷史的「主流話語」。整整一代人的苦難，全都化為烏有，全都白白浪費……，那些自鳴得意的「輝煌者」，實際是在拍賣苦難。對多數「知青」來說，也根本談不上「青春無悔」，因為只有主動選擇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對被迫的「選擇」何悔之有？！

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塗抹，著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倘謂「歷史」本無真實，全憑各自心造，那麼竹林的《生活的路》、葉辛的《蹉跎歲月》、老鬼的《血色黃昏》、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學性」雖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願其久久為人珍視。

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這些不被歷史記述，無法被歷史表現，所有這些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與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卻。當真正的生活被忘卻時，一種虛假的「過去」便乘虛而入。有人出於種種目的，虛構關於那段歷史的「光榮」與「崇高」，以「激情」、「崢嶸」來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歷經苦難後的個人的所謂「成功」、「輝煌」來為苦難本身、苦難的製造者塗抹一番，甚至歌功頌德。

「通過苦難，走向歡樂。」這是西方樂聖貝多芬的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中國先哲孟子的名言。古今中外，關於「苦難」的種種格言舉不勝舉，數不勝數。因為「苦難」似乎具有一種神奇的效力，凡能經過它的磨難而未被壓垮者，往往或更堅強、或更成熟、或更沉毅、或更能幹、或更勇敢、或更純粹、或更高尚……，所以與避害趨利的人類一般本性相反，一些優秀分子甚至因此產生一種苦難崇拜，以苦為榮，以苦為樂，赴湯蹈火，無所畏懼，真正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為修煉的手段和虔信的證明。有人說這種「苦難崇拜」是種變態，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無論如何更應該承認「苦難崇拜」畢竟是一種偉大，是一種崇高。人們無權、也不應當責備芸芸眾生的避害趨利；但同樣無權、也更不應當嘲諷少數勇者的「自討苦吃」。二者相較，「苦難崇拜」畢竟更為難得，因而更值得珍視。這種「苦難崇拜」在俄羅斯文學中表現得最為豐富。《怎麼辦？》中的拉赫美托夫堅持睡帶釘的床板，以磨煉自己的意志。《門檻》中那位俄羅斯女性，毅然決然跨進「痛苦之門」永不反悔。自覺自願迎著暴風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亞，甚至成為俄羅斯精神的象徵。不過，他們雖然「崇拜苦難」，但崇拜的是「受難者」而不是苦難的製造者。他們更不會因為「苦難」使人「百煉成鋼」而昏頭昏腦、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這類「苦難製造者」大唱讚歌，曲意逢迎。

「崇拜苦難」是「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是為了使人不忘記苦難和苦難的製造者，使人對此永遠保持警惕，是為了神聖的事業和崇高的理想，不是為了牟利而「拍賣苦難」。只有為了「拍賣苦難」，才會不顧事實、不顧邏輯、利令智昏地歪曲歷史，置千百萬「知青」曾有過的悲慘遭遇、被踐踏的青春、無數家庭的悲歡離合於不顧，費盡心機地以受難者歷經磨煉後的輝煌來為苦難製造者塗脂抹粉、百般辯解、洗涮罪惡、無恥獻媚，使人們忘記苦難、忘記苦難的製造者，從而為自己獲得一張拍賣執照。好一兩兩、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順順噹噹、平平安安地把「苦難」當作流行來拍賣，既顯示了自己的所謂「輝煌」，又牟取了實實在在的厚利。這就從根本上背叛、褻瀆了苦難，背叛、褻瀆了歷史，背叛、褻瀆了千百萬受難者，同時也背叛、褻瀆了自己。

實際上，這是在進行一場靈魂的賤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