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襲鮑彤 中共的補鍋匠:鄧小平

鄧小平的補鍋大法

毛死後,中共對民眾鬆綁,允許搞經濟,完全是形勢使然。中共高層中,任何有機會在毛死後主政者,都會抓經濟,絕非鄧一人而為。因為他們深知,只有從提經濟建設,才可能挽回毛破壞中國幾十年之後喪失已盡的人心。

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家中鍋漏,請補鍋匠來補,補鍋匠用鐵皮刮鍋底,乘著主人轉背之際,用鐵錘在鍋上輕敲幾下,那裂痕就增長了許多。主人轉來,補鍋匠指著他看:「你這鍋,裂痕很長,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主人喜道:「不錯!今天不遇著你,我這鍋恐怕不能用了。」李宗吾先生推論說,「中國變法,有許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壞來醫。」即為「補鍋法」。

毛澤東聲稱,大破大立,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鄧二人曾在反右運動中配合默契,而中共當政時,儼然就是毛的破壞加上鄧的「改革」,一部組合史,一段雙簧戲,正和李氏厚黑學的「補鍋法」。毛砸鍋,鄧補鍋。鄧一聲「改革」,彷彿「救世主」再現。早已有毛製造的大飢荒和文革墊底,對照之下,其後的任何天災人禍都不足道載。

老百姓情況更糟,也落不到大飢荒和文革那等地步,在一些人的錯覺中,一切都在進步,即便6月4日那天殺了人,6月5日不殺了,也能被當成「進步」。之後再殺,又在從頭「進步」。鄧精習愚民術,一句「一切向前看」,僅僅變砸鍋為補鍋,中共纍纍罪惡,就似一筆勾銷。

而實際上,相對於這個進步之前的那個落後,正是中共集團的人為製造。都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華的提法是「抓綱治國」,鄧的提法是「改革開放」。鄧提出「改革開放」的同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還是「抓綱治國」。換言之,不論「抓綱治國」,還是「改革開放」,都是某種政治表述。只是,鄧的表述比華的表述更技巧、更高明。

內容一致,表述不一,乃是中共權力鬥爭之精要,鄧師從毛,深諳此道。以「路線鬥爭」為名,而行權力鬥爭之實,是中共黨內百演不休的戲碼。

鄧藉另類表述,把經濟建設與經濟改革的光環都攬在自己頭上。鄧為把華趕下臺,製造種種藉口,甚至在經濟建設上挑刺,找了個「基本建設戰線拉了太長」的問題諉過於華,鄧派還給華加了一個罪名,反對鄧小平復出,如果華當初反對,鄧也不可能復出,鄧復出,華實在有恩於鄧,恩將仇報,鄧憑藉自己的老辣的厚黑權術,活生生搞垮了華。

誰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一提法,最早出自趙紫陽秘書鮑彤之口,應是趙對鄧的「禮數」。但趙在生前最後的錄音中暗示:鄧僅僅是「支持經濟改革」。

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978年,當趙紫陽在四川、萬里在安徽,率先大膽嘗試「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鄧小平還曾心神不定地對他們說:是你們自己要試一試,千萬要注意,不要弄出問題來。

彼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陰魂未散,「包產到戶」仍然是「資本主義尾巴」,被毛澤東整怕了的鄧小平,依然心有餘悸。

在生前最後的錄音中,趙舉例,諸如農村改革、以出口帶動增長的中國模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說法,等等,都是他自己,趙紫陽,首先提出來的。有人直接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應該是趙紫陽,而不是鄧小平。

值得一提的是,從鄧時代延續至今的國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實際也是由趙紫陽秘書鮑彤概括提出。

中共與論要求高舉鄧小平理論,但對經濟建設鄧既無理論,也無哲學,僅有一些實用主義的提法,屬於「臨時拍腦子」人治思維,這類實用主義和人治陋習給中國社會留下無窮的隱患。

鄧說「摸著石頭過河」,於是各地建設並無目標,缺少規劃,單憑一時興起,或長官意識,凡事「一哄而上」,一窩蜂的圈地,一窩蜂的搞開發區,一窩蜂的建橋修路,鄧要求「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在沒有解決權力監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富起來的,自然就是中共權貴及其親屬們。中國億萬富豪中,90%以上為高幹子弟。貧富分化,貧富懸殊,貧富仇恨,都是鄧那一句話惹的禍。有的貪官入獄後,甚至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鄧語錄,對抗審訊,無異於現勢諷刺。

鄧號召「先富起來」再說,各地爭指標逐數字,由此產生了種種問題和後遺症,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按鄧的口頭禪都留給後人。幾十年經濟大躍進,讓中國社會白白錯過本應有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演進,常常聽到一種疑問:「如果中國民主了,會不會大亂?」另一種疑問更聳人聽聞:「如果中國民主了,中國人會不會大量外逃?其他國家怎麼辦?」提出這類疑問的理由,都是:中國太大,人口太多。

上述疑問,相當程度上,都是中共集團蓄意製造和散佈結果,始作俑者就是鄧小平。比如,1979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針對後者對中國人出入境權利的關注,鄧竟這樣回答:「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不通中南海權術的卡特頓時語塞。

這番對話的背景是:鄧小平訪美的1979年,中共向美國討要「最惠國待遇」,卡特回答:依據美國法律,只有那些保障公民出入境權利的國家,才有可能獲得美方的「最惠國待遇」。

鄧小平顧左右而言他,故意迴避一個事實:在此之前,毛時代,尤其文革中,中國人被完全剝奪出入境權利,有海外關係者,動輒被污為「裡通外國」、「英美特務」,以至於,根本不敢與海外親人聯繫。鄧的說法,也是要嚇唬外國人:一旦中國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看你們這些國家吃不吃得消?

事實上,正是在那次鄧訪美後,中國湧現了留學潮。鄧小平表面上嘴硬,卻在美方壓力下,重新打開了被關閉三十年的中國留學大門。有些中國留學生為此感恩於鄧小平,其實,他們不如感恩於卡特,因為,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和關注,中共的閉關鎖國,還不知要持續多少年。有人說鄧小平挽救了中國,但鄧挽救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共。鄧晚年定位,就是一個「挽救中共的補鍋匠」。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外國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

難怪有四川人反唱東方紅,變成西方黑,西方黑太陽落,鄧矮矬,他為自己謀幸福,他叫人民各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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