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江澤民》第一章 ...有多色﹖(圖)
──不道德的人生來歷（上）
江澤民，男，現年八十多歲，中國江蘇省揚州市人。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開槍鎮壓學生運動後，江澤民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該屠殺事件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5年以後被迫下臺，回到幕後。
凡是同江澤民打過交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幾個極其低下的特點，既矛盾又相得益彰的凸顯於江澤民一身。
1．貪婪。欲豁大開，什麼也無法填滿。在錢`權上「悶聲發大財」是其著名口號。
2．無能。治國的事一竅不通，幹正事的能力不如一個地方單位的小科長。
3．妒嫉。心眼小的不行，妒嫉心大的不行。妒忌使之什麼都容忍不了，焦灼難耐，幹出瘋狂的事情。凡小人整人，溜須拍馬，見風使舵，玩權術均得心應手。
4．瘋狂。政治作秀時，不吝吹拉彈唱；失去理智時，與魔鬼沒什麼兩樣。
5．鼠膽。膽子小的不行，害怕被清算血債，硬賴在高位若干年不敢下臺，至今不敢放權。
第一節偽造的江澤民
在江澤民執政的十五年中，中國的假冒偽劣氾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類假冒不僅充斥全國，而且走向世界，成為了江治時代的一大特色。引領這個假冒時代的，正是一個精心偽造的江澤民。
偽造家庭背景
中共非常講究出身，江卻絕少提及其父。江上臺後，乾脆偽造了一個父親—中共黨員江上青。真實的江澤民之父江世俊出生於1895年，曾在創辦於1917年的南通通明電器公司工作。1938年，江世俊參加了江蘇的漢奸組織「和平救國會」，南京淪陷後又供職於「南京臨時維持會」，為侵華日軍效力。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後，出於對宣傳的高度重視，在行政院下設立了宣傳部，由林柏生任部長。1940年11月，江世俊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為汪偽政府直屬報刊《中華日報》的主筆、當時最著名的漢奸作家之一胡蘭成手下的一員大將。1945年，日本戰敗，胡蘭成被國民政府通緝，逃到日本後，寫了一本小冊子《歷史的漩渦》，書中特別提到與之共事的江世俊，1942年，胡蘭成攜江世俊等到北平與偽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談「和平救國文化共進大計」。
偽政府宣傳部的工作重點是加強對國人的奴化教育，封殺一切關於日軍侵華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嚴禁南京市民收聽「敵臺」，對於日偽管轄地的報刊實施嚴格的管理和監視，其所屬報刊，在宣傳方針上和日軍保持一致。1941年，日軍還把控制下的南京廣播電臺移交給偽政府，並改名為中央廣播電臺。江世俊在宣傳部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日本陸軍大本營的嘉獎。
江澤民把自己說成中共黨員江上青的過繼兒子，刻意掩蓋他漢奸父親的真實家庭背景。
出生年代是個問題
按照中共十六大公布的江澤民簡歷：江出生於1926年8月17日。根據增補修訂過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所載，江於1942年入偽南京中央大學。民國17年（1928年），國民政府公布「戊辰學制」：小學為初小4年，高小2年，小學入學年齡為6週歲；中學為初中3年，高中3年。如果江出生於1926年，那就是4歲上初小，跟當時規定的6歲入學年齡相差了2歲。江對人生的這段歷史做了很多手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掩蓋他在1942年參加了為日軍培養特務的青年干訓班的歷史。
偽造愛國學生
1939年9月侵華日軍在南京設立「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1940年起他們在南京、北平、上海、蘇州、杭州、武漢、廣州等七城市挑選忠於日軍的學生送到南京，建立了（偽）中央大學，對學生一律免收學、雜費及住宿費，相當多專業的學生連吃飯也不要錢，此外還有多種獎學金、清寒補助金、工讀辦法等助學措施。偽中央大學成為培養高級漢奸和實施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中央最高學府。
江澤民小學畢業後考不上揚州中學，只考進江都縣立初中。第二年，他憑藉著父親的關係轉入揚州中學。1942年，江進入偽中央大學工學院電工系。1989年7月幾經核對後複印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的第42頁上列有江澤民的名字，寫明他「42年肄業」，也即1942年江澤民是該校工學院電工系學生。修訂過三次是不應該有誤的，特別是對江這樣的特殊人物。上述通訊錄的扉頁及其續頁上印有五線譜校歌，歌詞中有「干戈永戢，弦誦是崇」等語，這就是江澤民上大學時所唱的「永遠放下武器，共頌皇道樂土」的歌頌日軍的校歌。
侵華日軍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手下有一名得力助手丁默村，是侵華日軍間諜頭目。丁默村早年加入過中共，1932年轉去國民黨，1938年潛入上海，在上海基斯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於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受中共指派，前往蘇聯接受「特工」訓練，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華日軍。
丁默村在另選校址重建偽中央大學之前，就想到決不能讓侵華日軍辦的大學培養出抗日分子，因此特務「職業學生」摻雜其中，監視抗日思想和行為，及早發現蛛絲馬跡，逮捕消滅。於是丁創辦了偽中央大學青年幹部培訓班，吸取侵華日軍經驗，從偽政府高級官員子弟中，選拔幼苗，從小培養。
丁默村一共辦了四期青年幹部培訓，每期人數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龍，深知唯有特工人員身份才能得到侵華日軍的信任與重用，所以力薦其子，稱之為特殊材料，極擅於隱藏自己。江澤民參加了第四期培訓。干訓班是以中央大學的名義辦的，請有關專業教授及特工兼課，每期結業，直接送入中央大學。這個青年干訓班的成員，在侵華日軍投降後紛紛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衛部門的業餘教員，定期給保衛幹部上課。
2003年10月，有人公開發出呼籲，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張照片，其題目為《李士群江澤民合影》，攝製於1942年6月。這張照片的目擊者指出，李士群接見偽中央大學青年秘密干訓班第四期成員，當時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為江澤民。與李士群在青年干訓班的合影成為江澤民漢奸特務出身的鐵證，也是他揮之不去的夢魘。江澤民所受的日偽特工訓練及極擅於隱藏自己的特殊才能，幫助他在日後逃過了國民政府的懲處和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查。
日軍侵華後，對華實施毒化政策，於1938年4月建立了華中宏濟善堂，負責汪偽轄區內的鴉片業務，其收入情況，南京政府不得過問。1943年，美日在太平洋激戰，日軍遭到一聯串的挫敗，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軍統帥山本五十六在一次空戰中被擊斃。1943年底，氣焰銷減了很多的日本政府推出所謂「對華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國主權，希望攏住汪偽政府。當時汪偽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想利用這一契機和民眾仇恨煙毒的心理，收回鴉片公賣權。1943年冬，林通過手下在偽中央大學找到厲恩虞、王嘉謨等學生骨幹，聯繫發動反煙毒運動。厲、王都是中共的秘密團體「青年救國社」的成員，二人隨即向當時中共南京工委書記舒誠做了匯報。舒指示，反煙毒運動既要利用林作為掩護，又不能為林所利用，要注意隱蔽，避免暴露。1943年12月17日晚，厲、王動員了200多名學生到夫子廟打煙館。在打煙館時，王嘉謨被日本憲兵在頭上砍了一刀，後來，學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來，才避免了更大的衝突。第二天，厲、王二人又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打煙館活動。江澤民的父親是汪偽宣傳部的高官，配合林柏生的行動，讓其子積極參加與侵華日軍爭奪鴉片公賣權的活動。所以江在這次打煙館的活動中表現的特別活躍。江上臺後把這段為偽政府效力的歷史偽造成了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中共新華網對江的這段生平描述為「1943年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庫恩的《江澤民傳》更是用了幾乎一個章節「我是一個愛國者」來描寫江澤民衝進煙館的種種細節。
在當時日軍血腥統治的淪陷區裡，根本沒有什麼愛國學生運動，因為任何公開的反日活動，都會遭到日偽當局的殘酷鎮壓。更重要的是江的父親是偽政府的高官，偽政府是堅決反共的，其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容忍他參與共產黨領導的活動。如果這真是江澤民的「光榮」歷史，叛逆漢奸家庭，憑江澤民到處表演的戲子本性，早就吹的不行了。
庫恩的《江澤民傳》中提到江在上海讀書期間，參加了各種上街遊行示威活動。根據上海一位軍隊離休老幹部、當年的中共上海地下黨員胡鎖明見證，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時，胡鎖明從來沒有見過江參加的身影。
1945年9月3日，日本戰敗投降，汪偽政府覆滅。1946年3月13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懲治漢奸條例》，同日施行，漢奸江世俊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國民政府在1945年9月收復南京後於當月26日頒布《收復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別辦法》，對日侵華期間淪陷區裡由日偽掌握的公立院校專科以上的在校偽學生進行審查，一旦查出某學生參加過漢奸組織或有漢奸罪行的，即以投敵賣國漢奸罪逮捕法辦。同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學、重慶交通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三校合一，校址定在位於上海徐家匯的上海交大，並把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為漢奸偽學校，對在校的學生進行甄別處理。
江澤民是汪偽政府的高幹子弟，又就讀於漢奸大學並有漢奸嫌疑，也成為國民政府追查懲辦的重點對象。他聞訊後害怕至極，東躲西藏，後來逃到江西永新縣一個偏僻的小村子棉花坪，被當地一位聽信他編造謊言的好心農民收留，讓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在此期間，國民政府曾經對江澤民發出過通緝令。
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看到廣大學生對國民政府甄別偽學生的不滿情緒，發動市內六所院校的學生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組織了7次學生上街抗議遊行，8次請願，多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南京、北平等地被列為偽學校的學生們也在當地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和煽動下，相繼發起遊行抗議，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取消對漢奸偽學生的審查甄別。當時，國民政府戰後未穩，忙於日本戰敗後的收復工作，在壓力下同意取消甄審。
在江西避難的江聞訊後，知道大難不死，便離開江西永新棉花坪，前往上海交大。臨走時，江萬分感謝那位收留他的農民，並在這位農民的一本舊醫書上留下誓約，如果日後發達了一定會報答收留解難之恩，並簽名以示決不食言。江澤民回到上海後，就在上海交大繼續學業。
倉惶逃離，事後精心掩蓋，常年揣著謊言，如此種種，使江澤民難於忘記這段避難往事。幾十年後，有一次他在去井岡山的途中，在江西永新縣停留了一天，並特意去棉花坪小村看了看，人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到這個不為人知的偏僻小山村來瞻顧，也不知道他與這個小村之間有什麼特殊關係。此時的江澤民已非當年逃難的漢奸偽學生，而是中共的總書記，也沒有人敢問他這件使他心驚膽顫的往事了。江因為害怕暴露歷史問題，沒有去找那位他日後發達一定給予感恩報答的善良農民，然後在深感遺憾又倍感慶幸的心情中悄然離去。1997年，那位農民的後人發現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報答之言的舊醫書，就想辦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時任中央紀委書記）之妻的一位親戚，想通過尉建行去和江取得聯繫，圖其兌現報答諾言。但那位尉妻親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國民黨通緝而來此避難的內情，生怕因此抖漏出江澤民的漢奸底細而招來災禍，於是就把這位農民的後人給勸住了。
1992年，江澤民到江蘇視察，特地訪問了南京大學。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時，有意把江澤民過去住過的宿舍樓放在他的參觀路線上。當江澤民走到這裡時，不由自主的停下來，遙望當年宿舍，若有所思。當時，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來，四周鴉雀無聲。南大的領導只差沒有上前說一聲，「這就是你當年在此求學的住處，現在仍完好無損」。江澤民也一改喜歡作秀的習慣，只是出奇的沉默著。
偽造大學學歷
江澤民對在偽中央大學讀書的歷史從來避而不提，他在填寫履歷時，都是說1943年至1947年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根據增補修訂過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所載，江於1942年入偽南京中央大學。中共新華網關於江的簡歷，只提到「194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新華網關於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學歷都是提供很具體的年代，如胡錦濤「1959—1964年：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學習」。其實江在上海交大只上過一年的學。中共的宣傳把當時的南京偽中央大學說成是民國時期的最高學府。抗日戰爭爆發後，在1937年11月，國民政府把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西遷重慶沙坪壩，稱重慶中央大學，抗戰勝利後才遷回南京。1940年4月，在南京的汪精衛政府為顯示其中央地位，在南京設立了中央大學，稱南京（偽）中央大學，在1945年抗戰結束後被解散。
2002年是南京大學百年校慶，校慶前，校方找到了江當年在偽中央大學的成績單和貼有照片的借書證，喜出望外，即向中央組織部匯報，希望江能前來參加母校百年大慶活動。不料他們的尋親邀請立即遭到中組部領導的制止，勒令他們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請江出席南大校慶。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後不解其因，不知所措，後來才知道原來江當年就讀的是被國民黨定性為漢奸偽大學的偽南京中央大學，而不是國民黨、共產黨辦的金陵大學和南京大學。南大校方在上級的指令下不敢再擴散江是日偽漢奸的惡劣影響。雖然沒有邀請江前來南大，卻在校慶後所出的紀念文集中專門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讓他大肆吹噓渲染自己在偽中央大學時是如何奔上南京街頭參加示威遊行、衝入煙館賭場禁鴉片禁賭的「愛國」學生運動的。
偽造烈士遺孤
江澤民之父本是日偽大漢奸，江本人也因為漢奸偽學生而被國民政府通緝過。可在1982年之後，江突然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江自稱在中共建政之前，就過繼給了六叔江上青。江上青於1929年加入中共，於1939年8月抗戰爆發初期，被日偽地方武裝組織亂槍打死。江上青曾經和中共的張愛萍上將有過交往。在1982年一次全國性會議上，出席會議的江在散會時有意在會場門口守候張愛萍，當張出來時，江上前問張是否認識江上青。張聽後一驚，然後說，他不僅認識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戰友。接著問江是江上青的什麼人，江立刻回答說他是江上青的兒子，但又馬上改口說江上青是他的養父，他在江上青死後被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做兒子。張聽後非常高興和激動。於是，江就拿著張愛萍這個親口的公開認同當作金口玉言，到處宣稱江上青是其父親，他是中共烈士出生。此後，江是江上青養子之說就流傳開了。
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從埋葬地安徽東北部的泗縣管鎮遷到毗鄰江蘇西北部的泗洪縣。
1985年張愛萍親自為江上青寫墓碑，江立即於當年4月與其妻王治坪率江上青的兩個女兒江澤慧、江澤玲夫婦和江氏家族的一些親屬第一次到泗縣祭奠，這樣一來，江也就從一個漢奸高幹子弟並且自己也是漢奸的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順的搖身一變，正式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
江上青的職位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傳部的要員兼國民黨盛子瑾部第五戰區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擊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其兄江世俊是賣國反共的日偽高級官員，兩人分屬兩個敵對陣營。江世俊如果有通共的嫌疑，會被日偽清算，所以江世俊一定會想方設法與江上青劃清界限，怎麼可能會把其子過繼給日偽所痛恨的江上青呢？。1939年正是蘇皖蘇豫華中地區以梁鴻志為頭目的偽南京維新政府助日侵華反共的高潮時期，日偽在該地區進行了五次大掃蕩，日偽政府當然會知道江上青是江世俊之弟。後來江上青遭到埋伏被亂槍打死，半年之後的1940年11月，江世俊因對日偽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的高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江世俊把其子江澤民過繼給被日偽打死的共黨之弟江上青做養子，這等於告訴日偽自己不僅同情共黨之弟，而且還可能與共黨有什麼溝通關係，等於是主動把反日通共的「紅帽子」公開的往自己頭上戴，由此招來日偽上司對自己的懷疑，他是不可能這麼做的。
在2003年時，關於江是否真的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問題已經有不少人產生懷疑，有人專門去問過時任中國林業科研院黨委書記的江澤慧，她回答說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江沒有過繼給她父親江上青做養子，她的幾個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中共建政之前被大伯父江世俊過繼給六叔江上青的事，過繼之事是江自己編造的。江有很多親屬，江根本不和他們有什麼來往。唯獨江上青成了比他親爹還親的親人，江對江上青的家人也是關心的無微不至。
多年後，張愛萍將軍瞭解到了江的精心騙局後，對江的欺騙愚弄極為氣憤，也對自己上當受騙而不慎助江假冒偽裝深感後悔。可是當時的江已經三權在握，張想對自己的失誤加以糾正也已無能為力、為時已晚，據說張將軍看電視凡是電視屏幕上出現江的鏡頭時他就覺得非常噁心而轉臺另看，或關掉電視乾脆不看，並罵江是不要臉的無恥騙子、卑鄙小人。
江編造出中共烈士子弟之後，開始苦心為其假烈士子弟的故事添枝加葉。2002年10月，在江的授意下，由其親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在省委組織部管轄的刊物《廣東支部生活》上刊出了篇文章，大談江澤民的「過繼」問題。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遺孤」。把江澤民說的好可憐。當時江可是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的公子，怎麼成了「遺孤」。可見江澤民光天化日之下做欺詐秀，手底下的人也毫不掩飾的盡情發揮。別小看這期雜誌，發行量竟高達近兩百萬冊，遠遠超過當時發行量最紅火的《南方都市報》的兩倍。一個月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為江澤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長春就被提拔進了政治局常委會。江不僅在國內大作假烈士子弟秀，還請洋人幫其寫傳記，為其作證他是烈士子弟。
美國人庫恩所作《江澤民傳》中寫道：「江世俊沒有猶豫。他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把他們的兒子江澤民過繼給了江上青的遺孀王者蘭。‘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志，’
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復仇。’」書中所指「敵人」應該是日偽，因為江上青是被日偽所殺。而當時江澤民的父親卻正在全力為日偽效力而不是「復仇」。
2009年9月22日，江上青的親生女兒江澤慧在人民日報要聞版上發表《紀念江上青烈士七十週年》一文中又談到過繼之事。江澤慧文中描述「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吳月卿手足情深，將次子澤民繼承上青為子，按傳統習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吳月卿陪伴母親王者蘭由管鎮郵差歐陽甫帶路到安葬地崔集掃墓。」即江世俊並沒有到場。可能是庫恩版的「過繼」說法太離譜，把江世俊快說成共產黨了。
呂加平分析了這篇文章，指出江澤慧文中故意模糊過繼的時間概念，混淆過繼的禮儀規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個漢奸賣國與一個抗日偽戰士之間尖銳敵我矛盾的背景內容，也故意掩蓋江世俊的漢奸身份和被國民黨懲處的情況，而大肆渲染所謂江家傷痛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這顯然是在做悲情過繼秀，給人以江澤民是江上青犧牲後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的假象，以這種公然的撒謊來騙取人們相信江是江上青養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繼續掩蓋自己是漢奸、假烈士子弟的真情，繼續撈取政治資本，騙取廣大干群和黨內的信任。
江澤慧文中說是按照傳統習俗由江澤民戴孝到江上青墳上掃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過繼給其小叔做養子了。文中說法顯然缺乏過繼規矩的起碼常識，因為在進行過繼禮儀時被過繼者的男性長輩或本宗族族長必須在場主持儀式，也必須當著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據簽字在內的過繼手續並得其認同。
過繼的目的是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無子嗣兄弟獲有養子代親子去傳宗接代，使被過繼之家的血脈香火和家業家產得到繼承延續。此時王者蘭一家根本負擔不起江的生活和學業費用，因此江世俊沒有必要再把江過繼給已很困難的寡婦弟媳王者蘭而加重她家的負擔。江世俊要真幫忙，可以給一定的經濟援助。按江澤慧對庫恩所說，江澤慧一家是「無盡的貧窮飢餓」，看見他並沒有做。
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國歷來厚長薄幼的傳統嗣承世俗，長子之子是不能過繼給其弟的。江上青也沒有任何遺願要這樣做。
呂加平甚至懷疑江世俊在殺害江上青這件陰謀活動中與日偽有什麼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有可能是為了消除因有共黨之弟而使日偽對他有通共的懷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日偽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為敵偽對其進行暗害所用。江上青被害僅半年之後的1940年3月汪偽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時，江世俊因對日偽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的高位。是什麼樣的大功？
中共中央曾經成立了專門寫作班子為江澤民寫傳記。但是這個寫作班子費盡心機，不辭辛苦卻找不到多少江澤民的能服人的政績，反而瞭解到江澤民大量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他篡改出身歷史的真相。江澤民對這個寫作班子很不滿意，將其解散。
偽造加入中共歷史
江澤民加入中共的時間一直不確定，一種說法是1944年參加中共，1943年江澤民就讀南京偽中央大學時，曾參加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後來經由同校的高年級同學王嘉猷介紹，於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黨。
另一種說法是1946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結束後的大會權威公報，公報在介紹江的履歷時稱，江是1946年入的黨。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結束後大會公報更具體的公布說，江是1946年4月入黨。1946年3月，國民黨被迫收回對偽學生甄審的命令，改為「一面接收、一面上課」的政策，江澤民也剛從避難的江西回到上海。其父為漢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漢奸問題，上海市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不可能不經考驗就立刻吸收這樣一個有漢奸背景的人進入其組織。
第三種說法是，江是1956年8000名留蘇人員回國後集體辦理入黨手續時才加入的中共，當時江在鞍山某企業工作。
上海一位軍隊離休老幹部胡鎖明已經確證中共所謂江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黨之說是假的。胡鎖明生於1925年，1942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黨，同年考入上海交大機械系，於1946年畢業。胡鎖明說，江是在1946年隨南京偽中央大學合併到上海交大時轉學來滬的，在上海交大就讀機電系，他讀的是機械系，江只比他低一級。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時，胡鎖明從來沒有見過江參加的身影，也沒有任何人向他說起過江的事情和告訴他江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情況，所以他不知道也從不認為江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共地下黨員。江為了證明他是一個真的中共地下黨員，到處宣傳說他是1946年從南京轉學上海交大後在交大入的黨，其入黨介紹人是也在南京偽中央大學讀書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嘉猷。胡鎖明揭露稱，其實王嘉猷在南京偽中央大學時入黨手續並沒有辦好，還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黨員，因此王沒有資格也沒有可能給江當入黨介紹人。
胡鎖明稱，抗戰勝利南京光復後，在國民黨的壓迫下，中共南京地下黨一些在日偽部門、學校工作和學習的黨員處境困難，又因為南京偽中央大學要遷到上海與上海交大合併，因此紛紛轉移到上海或避難、或遷移。於是時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的陳修良和市委領導們與上海地下黨市委聯繫協商，決定將這些中共黨員的黨組織關係正式轉到上海地下黨市委，其中包括在原南京偽中央大學工作和學習而來滬的中共地下黨員。但這次南京一些地下黨由寧移滬工作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及時辦理，一直拖到1947年時陳修良才將他們的黨員組織關係轉交到中共上海市委手中，上海市委負責接收的就是胡的入黨介紹人賀崇寅。而在這些被移交給上海地下黨的人員中，陳修良回憶稱，她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黨員。賀崇寅回憶稱，他在1947年接手這些從南京轉來的中共黨員中並沒有江這個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把江作為南京地下黨員交給上海交大地下黨負責人吳增亮。而吳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黨組織中沒有江這個黨員，而江也從未向他表示過要入黨。因為江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件事與他們都有著直接的關係且又事關重大，於是後來吳、賀、陳三人為這個問題專門聚到一起碰面核對過，得出的結論是：江在1946年不論在南京偽中央大學還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且一直到中共佔領上海時，他都沒有加入過中共地下黨。
江在當上總書記後為了證明自己確是1946年就已加入中共地下黨，不僅把當時還不是中共正式黨員的王嘉猷拉出來說他是上海交大的入黨介紹人，而且還無中生有的捏造賀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黨介紹人，賀崇寅得知後對江的這種無恥做法大感吃驚和氣憤，並加以駁斥，但因為這時江已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了，擔心江為掩飾他的假地下黨員的事實真相而對這些知情人士殺人滅口，所以不好從正面加以批駁，只好寫文章委婉表示他沒有介紹江入黨。
第二節不光彩的上臺
1989年是江澤民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一年。毫無疑問，江是「六四」屠殺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使得原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一躍而被任命為手握黨、政、軍最高權力的「核心」。
山雨欲來
1989年初，鄧小平主持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新的生機，同時也帶來不安的躁動。雖然國民經濟不斷增長，市場供應花色漸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稅收收入卻減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貨膨脹率已逼近20%。物價飛漲，恐慌的採購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個內容。「屋漏偏遇連天雨」，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出現了虧損和倒閉，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工人被送進待業市場。新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與舊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矛盾已日漸明顯。一部分做生意的人已經富起來了，而大量原國有企業的工人、技術人員卻失掉了他們已享有的各種福利和退休保障。他們人數之眾，也形成了社會中的一個新階層。社會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
當時中國民眾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國從1985年開始對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產品出廠價格和緊缺商品實行「雙軌制」，也就是國家計畫內的生產部分按照計畫內價格採購，超出計畫的部分按照遠遠高於計畫內的市場價格採購。
「雙軌制」的目的是為瞭解決生產資料的需求大於供給的矛盾，並保證國家指令性計畫能夠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謂「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計畫內的價格購買緊俏產品，如鋼材，轉手再以計畫外的價格賣出，其中的差價可能有數倍之高。
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無需下海經商的情況下，利用手中權力大肆攫取社會財富、貪污腐敗，把訂單、配額等穩賺錢的項目統統給了自己的親屬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駐京辦事處和高級飯店裡，住著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揣著數百萬元的錢，盯著各大部委的京官兒們，目的就是要在他們身上花掉這幾百萬，換來的是進口指標和各種配額。有了一紙批文或配額，他們就可以賺回數千萬甚至數億元的錢。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體制，為無數的官商勾結營造了最佳環境。這些骯髒的交易肥了官商卻犧牲了民眾，因為差價的最後承擔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國家控制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在3569億元以上，約佔當年國民收入的30%。太子黨們利用權力倒賣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這個名詞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敗。人們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緒如激盪的暗流在社會上湧動，這時一個火星兒就能引起連鎖爆炸。
4月15日，被視為黨內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一週後去世。他的去世，激發了民眾多年積存的對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滿和民間憤怒的社會公開化，對中共改革的前途充滿了悲哀與失望。
著名高校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院校內均出現大量關於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輓聯。幾千名學生離開校園走向天安門廣場，將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學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鏟除腐敗」、「依法治國」、「打倒官僚主義」等標語。同時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請願等。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電視臺在全國電視新聞節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稱：「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
4月17日遊行的時候，清華大學的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白髮老教授，他們舉著一個白色條幅，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遛遛」。許多老人回想中國在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中國知識份子實際上就是跪著的，給黨跪著，只能為黨唱頌歌，絕無機會挺起脊樑作為社會良知發出獨立的聲音。老教授們公開走上街頭抗議當權者，這是中共當政後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也被視為一個危險信號。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機關幹部、新聞記者們紛紛湧上街頭支持學生。中央各報的記者還打出「我們要講真話」的橫幅。
整肅「導報」
與《人民日報》「4．26」社論並行的，促使整個事件發生惡性變化的另一個導火索是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的整肅。它促使黨內大老中的幾個人決心用武力屠城，換取所謂「穩定」。
中共的政權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選政府每一屆都可以依法平穩地在完成權力交接，如何維持獨裁統治始終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趙紫陽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層滿意，因此尋找合格的總書記就成了重要課題。江澤民對《導報》事件的整個處理過程使黨內大老們感到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學潮一開始僅僅有學生的參與，而從學生運動到全民運動的轉折點則是江澤民在上海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胡耀邦去世後的第四天(4月19日)，《世界經濟導報》的編輯們舉辦了一個研討會。4月20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得知，《世界經濟導報》將開闢專欄悼念胡耀邦。宣傳部長陳至立隨即告訴了江澤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找《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談話。欽本立說，《導報》確實將在新的一期中用幾版篇幅刊載該報與《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舉辦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內容。曾慶紅和陳至立要他將這期《導報》的清樣盡快送審。第二天晚上八時半，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439期《導報》清樣問題時，要欽本立刪節五百字，主要是中國社科院工作的嚴家祺、戴晴等人的發言。《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談到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來的歷史和幾位總書記的命運。她說黨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都是「非程序權力更迭」。
欽本立強調政府同意報紙總編責任制，並說：「出了事情我負責，反正江澤民同志沒看過清樣。如果發表出去有什麼後果，不必市委、市委宣傳部負責。」
曾慶紅大怒道：「現在不是哪個人負責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效果的問題。」欽本立堅持由他負責，不同意刪改。曾慶紅看說不服他就去向江澤民匯報此事。
江澤民沒想到欽本立是個鐵槓子頭，連曾慶紅都敗下陣來，於是將此事告訴了《導報》的名譽理事長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邊，江澤民聲色俱厲地要欽本立改清樣。汪道涵也搬出黨性原則來壓欽本立。當江澤民和汪道涵硬壓軟勸要欽本立同意刪節時，卻發現十幾萬份報紙都已印好了，並且四百份已批發給個體報攤。此外，還有相同數量報紙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後才追回兩萬份，但影響已經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儀式由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中國大部分高級領導人都參加了。江澤民一面在上海反對悼念胡耀邦，一邊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江澤民感覺這是方向標，召開的市委書記緊急會議持續到凌晨一時，江說要採取果斷措施。同日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參加的大型集會上江澤民宣布停止欽本立的領導職務，並決定對《導報》進行整頓。
4月27日，江澤民派劉吉、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整起人來不比江手軟的陳至立對江澤民言聽計從。她遣散《導報》員工，還特別下禁令不許《導報》的編輯再做記者。
江澤民的親信陳至立在欽本立癌症晚期，起不來床時，竟笑瞇瞇的去了病房。別人還以為她前來探望，誰知陳至立突然大聲宣讀了對欽本立的黨紀處分。看來陳不但要刺激這位70歲的老人早些死，還要他死不安寧。
庫恩在《江澤民傳》中，把欽本立和他的編輯們醜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邏輯」、「欺騙」、「公然挑戰」江澤民並「終於拋棄了偽裝」的一群人，江澤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釘耙。
江澤民及其親信對於導報的粗暴處理引發了一場席捲上海乃至全國新聞界的抗議。上海市委整頓《導報》引發的風暴來臨了。第二天上海街頭就發生了大規模遊行，公開打出了「還我導報」和要求恢復欽本立職務以及言論自由的旗幟和橫幅。上海作協部分名人紛紛參加遊行，北京知識界和新聞界的著名人士致電江澤民，要求收回對欽本立及《導報》的處理決定。
在市政府門口席地而坐的學生們不時呼喊口號。當時在外灘的大學生約有八千餘人。這是這次學潮中上海學生遊行規模最大的一次。
江澤民害怕了。對於整肅《導報》引發的抗議聲浪，江澤民承認，「後果比我們預料的要嚴重得多。」有人指責他的行為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事實上不止是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而且促發了北京的大規模示威。
在北京，兩名記者把來自三十多家首都新聞單位1013名首都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請願書送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請願書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並列舉了三項對話內容，其中的第一條就是關於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報社實行總編負責制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這恰恰是新聞改革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4月27日晚，江澤民在惶恐中打電話給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當時的中顧委委員李銳，通話達四十餘分鐘，江在電話中既懇請李銳向北京朋友通融，又在電話裡向李銳探詢北京情況。江在電話裡還以「受不了啦」的口氣向李銳表示當時的頹喪心情。
4月30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朝歸來，當晚江澤民與曾慶紅飛赴北京，欲向趙紫陽匯報工作。趙很快接見他，江匯報完後問趙：「你對我在上海處理《導報》怎麼看？」趙並未即時表態，反問江澤民：「你看呢？」
江澤民支吾其詞，他發現和趙紫陽隔膜已深。趙紫陽看了一眼江澤民，接著說：「現在沒有時間談這個問題。」
江澤民用懇求的語氣說：「紫陽同志若不拿出意見，我和慶紅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趙紫陽只好表態了：「上海市委行事倉促地處理了《世界經濟導報》的問題，把小事化大，才讓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說完扭身便走了。據當時在場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著趙離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鐘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顯然，趙紫陽對江澤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發了大規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滿，言辭之厲讓江澤民嚇得六神無主。江的密友陳至立說：「如果中央追究責任，就由我一人來承擔好了，絕不牽扯你。」從此江澤民和這個女人的關係更加親密了。事後，江澤民還是到處找關係，希望知道黨內大老們是什麼態度。他得到的反饋是中央意見分歧，趙紫陽的話不代表中央精神。
600名主要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各國記者漸漸把鏡頭和注意力對準這裡，紛紛指責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破壞法制。在上海，4000名學生聚集在市委門前要求市委書記表態。江澤民當然不肯露面。這引發了學生的極大憤慨。天下著小雨，幾千名學生在市府外齊聲大喊「江澤民混蛋」。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會議上，黨內鬥爭明顯升溫，趙紫陽乾脆宣布既然《導報》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應當由上海市委來結束」。趙公然點名陳雲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澤民，這讓幾位黨內大老怒火中燒。
更讓中共尷尬的是，同一天，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飛抵北京進行訪問，數百名來北京報導這一事件的記者都知道他們遇到了比兩國首腦舉行峰會更重大的新聞，視線被轉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會議上談崩了，趙紫陽預料到自己將面臨著什麼，他進入天安門廣場含淚看望了絕食的學生。晚上10點鐘，李鵬發表講話重申中央的立場，採取「嚴厲措施結束騷亂」。兩小時後，午夜時分，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大喇叭宣布實施戒嚴。
20日凌晨2時，在李鵬講話後不久，江澤民立即以明傳電報的形式表態對中央決定堅決支持。這個及時表態的大動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區領導的前面，毫無疑問江澤民的表態讓黨內大老們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庫恩在英文版《江澤民傳》第162頁提到（中文版中此內容被刪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內定江澤民獲提名成為新任中共總書記。」
「六四」屠殺的受益者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一個著灰色上裝，頭髮筆直向後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軍用機場的一架專機，旋即被一輛專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納接走。他是在接到中央辦公廳的緊急通知，趕去北京開會的。那時詭異的政治形勢，讓他一直忐忑不安。他對《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強硬處理，激起了更多的抗議潮，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北京之行，他甚至自覺凶多吉少。夫人更是憂心忡忡，以為大禍臨頭，話別時不禁抱頭痛哭。他就是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到了北京，江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
63歲的江澤民本來打算再幹兩年就退休，想要去第二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當教授。陰差陽錯，鄧小平把中共總書記的擔子交給了毫無思想準備的他，江澤民成為了六四事件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會見中鄧小平讚揚了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處理，並說上海市接待戈爾巴喬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澤民這才鬆了口氣，心中暗想：幸虧沒聽趙紫陽的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鄧小平看著江澤民瞬息萬變的表情，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完成。鄧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訪加拿大提前回國的人大委員長萬里。他們耍了個花招讓萬里乘坐的飛機在上海降落，江澤民的任務就是勸說萬里同意大老們的主張，否則不讓他回北京。鄧小平解釋說，由於當時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開會討論李鵬宣布北京戒嚴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果萬里回京主持人大會議，形勢極可能向他們所反對的方向發展，那時局面就難以控制。江剛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他知道這個任務不好完成。
鄧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輕描淡寫的語氣暗示這是中央對江的一次考驗，如果這個任務完成得出色，則此事很可能成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江澤民聽後又緊張又興奮，同時心裏也明白萬一有個閃失，那前途就徹底無望了。
5月23日，江澤民返回上海，萬里的飛機5月25下午3時在上海機場降落，江澤民接機並立即遞過去「鄧的親筆信」，萬里是鄧小平的橋牌朋友，鄧在信中懇求萬里「看在幾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關鍵時刻幫我一下。」
萬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最後江澤民交了底牌，在萬里不答應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萬里發表了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江澤民對萬里的脅迫等於在戰略上切斷了趙紫陽的臂膀。
同一天，5月27日，鄧小平召來八位元老開會，決定總書記人選。最早的時候鄧小平本來提議喬石和李瑞環，但是陳雲力推江澤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對鄧小平轉而起用江澤民中更是起了關鍵性作用。李先念當時說：「江澤民雖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經驗，但他有政治頭腦，人正壯年，可信任。」
於是，荒誕的歷史安排把江澤民推向了權力的頂峰，成為「六四」鎮壓的最大受益者。
5月30日，江澤民再一次奉命秘密進京。江不知自己的命運將會怎樣，不過多少預感到此行將不同尋常。
江抵京後稍作休息，陳雲的秘書進來通知他：「陳雲同志正在等你。」陳雲與江澤民的談話十分簡單，陳雲直接了當地說：「小平同志讓我告訴你，你到中央來工作，代替趙紫陽同志。」江澤民沒有說一個字。他明白這個關鍵時刻說錯一句話都會前功盡棄。他聽說在他來京之前，有干政大權的幾位大老已在鄧小平家開了兩次會。陳雲是第一個提出由他來接班的人。陳雲說李先念同他講過，上海的江澤民黨性比較強，這次對戒嚴態度也很堅決。但江澤民不知道陳雲本人對他態度如何，所以他只帶耳朵沒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裡就輕鬆了許多。李先念問了一些上海的情況後說：「小平那裡你不用急著去，決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當然會找你再談。」江澤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裡下過的溜須拍馬功夫沒白廢，但他記住了曾慶紅的建議，多聽少說。所以，除了簡短回答問題外，他只是微微彎著腰，做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江澤民回到休息室後，馬上往上海打了三個電話。第一個電話是打給曾慶紅，曾是江的重要謀士。江澤民告訴他說：「看來我回不來了。」
曾緊張的問：「你不是去兩三天就回來嗎？」
江說：「我就要在這裡工作，你明天馬上來一趟。」
第二個電話是打給原上海市長汪道涵，江澤民說：「以後要請您多關照了。」
第三個電話是打給他的夫人王冶坪讓她準備來京，但王冶坪沒有表態。
大局已定，晚八時，李鵬，姚依林等在人大會堂裡客氣地宴請江澤民。江澤民真恍如在夢中。
軍隊進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進城的新部署，最後實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裡。江澤民作為新任總書記從5月底就已經開始批閱文件了。
掩蓋真相，不許翻案
不管「六四」過去多久，江澤民都希望「六四」在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但每年這一天前後人們都用大量的圖片和文章來奠祭死者，這是江澤民最不願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時，他給政治局常委定了幾條規矩，其中一條就是不許給「六四」翻案，因為他是「六四」鎮壓最關鍵的參與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隨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江澤民下令各單位清查參與「六四」、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人，鼓勵檢舉揭發，對他們一一清算。謊言和恐懼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眾不再敢談論「六四」。
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一個法國記者問到因「六四」被捕的一個女研究生在四川監獄裡被輪姦之事，江澤民當眾脫口而出一句震驚全球的話：「她是罪有應得！」
江澤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江一直處於恐懼之中，怕有人給「六四」翻案，給趙紫陽翻案。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殺學生的見證。江最惱恨的就是十幾年來人們在「六四」期間總是把這張照片翻來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臺的不光彩。江澤民也不會忘記趙紫陽「六四」前對自己的批評，江對趙家的監視控制讓保衛部門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對江澤民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並最終扭曲全體中國民眾對於「六四」的記憶，江下令製作電視節目，極力渲染學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燒部分軍車並拍攝現場，力圖使全國民眾相信，軍隊的開槍是不得已。很快，許多未親身經歷其事的民眾便開始相信北京真的發生了所謂的「暴亂」。
事隔20多年，六四事件真相，已是路人皆知。據有案可查的史料及知情人講述，當年共產黨喉舌所播放的所謂「暴徒」焚燒軍車的錄像，完全是軍方精心設計、自導自演的。當時軍隊奉命把舊型號的車輛開到西長安街，然後由一批武警假扮的假大學生縱火焚燒，期間有專人在附近錄影。其目的是栽贓學生和市民，以獲取開槍鎮壓的藉口。越來越多的軍隊當事人私下披露，親身參與燒車的事，事後這些人大都復原或遣散。
當時就讀於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應屆畢業生方政，雙腿被高速行駛的坦克車碾過落下雙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讓人心有餘悸。後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方正來到了美國，並安上了假肢，第一次站了起來。2005年，方政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作證說，「我躲閃不及倒地，坦克壓到我的雙腿，就從我的雙腿上碾過去了，坦克履帶都是鏈條、齒輪，我就感覺到褲子被捲到履帶的鏈條上面，很緊很擠壓的感覺，當時我意識還有一點，只覺得身體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離，頭部、後背、肩部都被擦傷（到醫院後醫生說的），坦克車的履帶鏈條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褲子也扯爛了，我就從履帶上掉下來了，掉下來之後，我就滾到了路邊靠到護欄上……
這個情景，後來我用動態網上網時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當時的這個情形。國外的網站上應能看到這張照片，一個人躺在地下，雙腿被壓掉，靠在護欄下。那個人確實就是我。我的雙下肢被截肢，右側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蓋位置……」
在這次掩蓋、栽贓和清查中江澤民熟練掌握了宣傳和暴力機構。誰又能想到，10年後，江使用同樣欺騙栽贓陷害的舊手段，上演「天安門自焚案」事件，以此激起全國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從而開始了對法輪功修煉群眾的大規模迫害，六四事件成了江為另一場更殘酷更持久的鎮壓而做的預演。
第三節忽左忽右
江澤民在鄧小平與當時得勢的保守派的博弈中能出線，打碎了不少眼鏡。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央辦公廳任職的吳稼祥後來把江澤民及其勢力叫做黑馬集團。他對黑馬集團的描述是「以拍馬為最高的政治境界，以不進行任何的政治表態為最正確的政治態度」，是「徹底功利化的徹頭徹尾的權欲主義者」。這樣的人擔任黨魁，實在是一個錯誤的政黨在錯誤的時候以錯誤的方式任命了一個錯誤的領導人從而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這也難怪，江澤民沒有任何人類該有的優良品質。而且，也沒有任何才幹，都是事到臨頭以極端自私的算計行事，以保住自己的權力為一切的目的和手段。
江澤民上臺後，全國的政治環境在1989到1991年間立時左轉，使得改革一度陷入停頓。1989年和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不到5%。
首鼠兩端
江澤民能為當時的保守派所接受，自有其深層原因，但是說江澤民不想巴結一言九鼎的鄧小平則是冤枉了他。和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領導人相比，江澤民沒有任何的治國方略，也沒有任何獨當一面的經驗或能力。究其一生，所知者無非得勢前投人所好溜須拍馬，得勢後迫人投其所好以遂己欲，僅此而已。對於鄧小平所思慮的難題，江澤民實在是無所知無所從，儘管努力的替鄧小平點煙、端茶、提鞋，卻終未得鄧之心。
江澤民想投鄧之所好未得其門可入，可是他投李鵬之所好，支持三峽大壩上馬，使李鵬一系從三峽工程中得到極大的利益，卻收到了立刻而豐厚的回報。一時間江李體制大得保守大老們的支持，故而江澤民當總書記的頭三年，強調的都是「反和平演變」，講的是虛無的「姓社」或「姓資」的「兩種改革觀」，並稱「要把個體戶罰的傾家蕩產」。外界因此認為江澤民屬於保守派，這也是冤枉了他，這一點以後來江澤民搖身一變成為改革派後對李鵬之棄之如敝帚可為明證。倘使江澤民一開始能投上鄧小平所好，大概早就是個「改革派」了。
因「六四」事件，中共被國際社會實施貿易和武器禁運，在國際上非常孤立。1991年蘇共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讓中共及剛登高位不久的江澤民驚恐不已。
鄧小平認為必須繼續改革開放、搞活市場，從經濟入手重新贏得民心。但大權在握的江澤民弄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做，認為越開放老百姓越難控制，為了鞏固他的地位，拋棄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大力實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加緊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江澤民甚至從理論上聲稱「改革開放中也有路線鬥爭」，直接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鄧小平。
1992年春夏，江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40週年之際，在全國範圍組織了一系列高規格的紀念活動，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根據田紀雲後來的回憶，「一些思想極其僵化的人，企圖利用「風波」帶來的機會，否定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國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在那冷風吹襲的日子裡，廣大幹部、群眾都憋了一口氣，為中國的前途擔憂。」
在1991年年底的時候，鄧小平完全被江澤民的所作所為激怒了，對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不僅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鄧小平雖然在名義上沒有任何職位，但是仍然牢牢地控制著軍隊：軍隊由鄧最親密的老朋友楊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楊白冰管理。楊尚昆和鄧小平是1932年認識的，是60年的老朋友。楊白冰的上將軍銜是鄧小平於1988年9月親自授予的，一直忠實地執行鄧小平在軍中的政治路線。另一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是鄧的老部下，也對鄧忠心耿耿。沒有軍方資歷的江澤民在1989年11月被任命為軍委主席，但老軍頭們怎麼肯聽他這個從來沒有摸過槍的人的指揮？江澤民當時還不敢像鄧小平那樣封幾個上將，在軍隊中又無自己的班底和人馬，所以除了撥巨款給軍方向蘇聯購買陳舊的武器外，江澤民想起來漢奸老爹教給他的宣傳技能。他指示要拍出幾部歌頌解放軍的片子，一方面討好軍方，一方面給「六四」後痛恨解放軍的老百姓洗腦。江澤民親自為一些片子題寫片名，包括三部斥巨資的戰爭片《大決戰》。
鄧小平看到「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妄圖阻撓改革開放，因此痛下決心利用手中的軍權做最後一搏，準備在中共十四大上，撤換反對改革的總書記江澤民等人，讓堅決執行改革開放的人上臺。鄧小平籌劃由喬石替代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曾就這個方案向楊尚昆、萬里徵求過意見。同時，為了表示對喬石的支持，鄧小平對喬石在各地的講話予以高度肯定。這又讓江澤民嫉恨不已，把喬石看成了冤家對頭。
鄧小平還準備再次起用被軟禁的趙紫陽，讓他擔任全國政協主席。鄧並不懷疑趙紫陽堅持改革的態度，關鍵是「六四」是鄧晚年的最大心病。鄧小平於是派人捎話給趙紫陽，要求趙在出來工作前承認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錯誤，以防趙日後為「六四」翻案。聯繫人回來匯報說，趙紫陽堅持認為自己沒有錯，不寫檢討。趙紫陽說：「我為什麼下臺不作檢查？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覺得自己沒有錯，何必檢討？一檢討就不能說明事實真相。」聽完匯報後，鄧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長時間沉默不語。
胡耀邦和趙紫陽下臺後，鄧小平失去了推動改革開放的最得力助手。眼看「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不僅不推動改革開放，而且從理論上批判改革開放。鄧小平萬般無奈，只有親自出馬，在女兒鄧楠的幫助下南巡，以老邁之軀推動停止轉動的改革開放車輪。1992年1月17日，一行專列從北京開出，向南方疾馳而去。車內的鄧小平以88歲高齡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兒和老朋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陪同下，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開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稱「鄧小平南巡」。
陽奉陰違激怒鄧小平
1月18日，鄧小平到達武昌，鄧小平直接點了江澤民的名，要求當地的負責人給江的「中央」帶話：「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江澤民對此懷恨在心，之後對鄧的南巡講話，遲遲不表態支持。
19日，列車到達深圳特區。一向比較沉默寡言的鄧小平發表長篇講話，明確地向江澤民發出最後通牒：「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誰不改革誰下臺。」同時，鄧小平讓楊尚昆、萬里負責籌備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擬定包括總書記在內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單。除了他的密友，時任國家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楊尚昆陪伴著鄧小平南行之外，鄧小平在這次巡視活動期間，單獨會見了喬石、劉華清、葉選平、朱鎔基、楊白冰等人，一方面說明鄧小平為改革開放大力造勢，另一方面反映出鄧小平想提拔喬石、撤掉江澤民的打算。
鄧小平在南巡途中還一再提起，說趙紫陽主管經濟工作的那五年「加速發展功勞不小」。南巡迴來後，鄧小平還不死心，又派人和趙紫陽聯繫。趙紫陽仍然不認錯。
江澤民自當上總書記的兩年多時間內，推行極左路線，「反和平演變」已經昏了頭。鄧小平說的「誰不改革誰下臺」，深深戳到江澤民的痛處，江澤民一直耿耿於懷。
2月20日上午由江澤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鄧小平講話。在把鄧小平的一系列談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黨傳達的時候，江澤民以「容易引起黨內幹部思想不穩」為藉口，刪去了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量內容，尤其是刪去了「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誰不改革誰下臺」這類的內容，而且不許報導鄧小平南方之行的詳情，全國絕大多數人並不知情。
其中鄧有兩句話，被江封鎖20年。2012年1月18日，中共在紀念鄧南巡講話時，新華網轉載了《南方日報》的報導「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未見報的兩句話」，一句是「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另一句是「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不知道為什麼江對這兩句特別敏感，但在此後的10多年中，江確實發動了又一次全國性的比文革持續還久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而且江賴在位置上不下來，處處制約被鄧欽點的接班人胡錦濤，黨內分裂持續到今天。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詢問《人民日報》社長高狄：「《人民日報》為什麼不登（鄧南巡講話），為什麼沒有反應？」高狄理直氣壯地反問：「小平同志現在只是一個普通黨員，我們不知道該以什麼樣的口徑報導。」高狄敢頂撞李瑞環，是因為自恃有江澤民做後臺。但他不知道江澤民的總書記職位是鄧小平給的，鄧有軍隊作後盾，隨時還可以收回這個任命。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開全國七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搞不搞改革是大會的焦點。面對江澤民扣壓鄧小平南巡講話內容，中共歷次政治鬥爭中的王牌──軍隊說話了。在人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率先喊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同時，楊白冰直接授意《解放軍報》發表題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社論，公開表示「堅決響應小平同志號召，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旗幟鮮明地支持鄧小平。在總參系統中頭一個響應的就是副總參謀長何其宗。楊白冰的「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直接針對江澤民，從此江澤民對楊白冰和何其宗兩人恨之入骨，他們後來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時，在人大會議期間的3月26日，《深圳特區報》一版頭條刊出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披露了鄧小平南巡及發表重要講話的事實。同日下午，《羊城晚報》以少有的規格幾乎全文摘發了這篇報導；3月28日的上海《文匯報》、《中華工商時報》均全文轉載該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馬控制的新華社才全文播發此文，比《深圳特區報》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澤民的強烈牴觸情緒。
只好見風使舵
楊白冰代表軍方正式公開對南巡講話表態，軍隊成為鄧小平的最堅強後盾。解放軍的強有力支持，極大地震懾了反對改革的人馬，使得形勢急轉直下，江澤民驚呆了，感到軍隊的鋒芒直逼自己。在驚慌之餘，江又使出了政治上兩面派的伎倆，4月1日在會見日本人時，也在口頭上附和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認為，江澤民說的完全是空話，根本沒有誠意，只是應付。
這時離召開中共十四大正式的權力交接只有幾個月了，楊白冰亮出軍隊底牌強烈地衝擊了中共高層，北京的政治形勢凶險莫測。江澤民在南巡之後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機、陽奉陰違的表現，已經令鄧小平忍無可忍。1992年5月22日，鄧小平不顧北京的酷暑高溫，親自到首鋼視察，並且當著在場所有幹部工人的面發牢騷說：「對我的講話，一部分人馬馬虎虎，應付我，一部分人很沉悶，其實是反對、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動起來了。」鄧小平當時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領導人李錫銘和陳希同「給中央帶話」。這個「中央」自然就是江澤民了。
在這期間，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喬石多次指出對鄧小平的講話不能只停留在「大話、空話」上，批評江澤民。副總理田紀雲強烈表示支持鄧的改革。
田紀雲應喬石要求於1992年5月在中央黨校發表了不點名批評江澤民的講話：「在消除‘左’的影響的時候，要特別警惕那些風派人物。這種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有機會就跳出來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大權，對國家、對人民都是一場災難。」
這些話讓江澤民恨得咬牙切齒。他看到形勢不對，準備再裝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紀雲幾句話戳穿。但令江澤民無可奈何的是，當田紀雲發表揭露江澤民兩面派講話的時候，江澤民的大靠山，一向與田紀雲對著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5月底，專家治療小組報李先念病危。江澤民這時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勢對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澤民只好見風使舵，反對「資產階級改革觀」的聲調開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黨校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江澤民在喬石和大批軍人及警察的簇擁下進了黨校禮堂。黨校的教員和學員看到這番架式，都紛紛議論取笑說：「江澤民肯定是被喬石動用專政力量押送來的。」江澤民在喬石的逼迫下，在黨校表示支持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但是覺得被喬石逼來丟了大面子，心中更加記恨喬石。人們在會下說：「看架式就知道江澤民沒有誠意。」但是表面上江澤民已經老實多了。
1992年春夏之際，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議論江澤民的總書記位置是否還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澤民被形勢所逼改變了態度，言不由衷地聲稱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但還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澤民後來對自己可能下臺的消息越想越怕，寢食難安，更擔心什麼時候老賬新賬一起算，說不定還要受到黨內大批判。於是江澤民又偷偷去找鄧小平，做了「深刻」檢討，眼含熱淚表明誓死緊跟鄧小平，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鄧的態度逼迫江不得不支持市場經濟改革。而其後十幾年的歷史表明，江的支持也只是表面，實質上違背了鄧的願望。
第四節嘴尖皮厚腹中空
與鄧的「黑貓白貓」實用政策不同，江竭盡全力試圖「發展」新的共產黨意識形態。1995年底，江提出了「三講」。這算是江澤民的第一個「理論」發明。「三講」中，江澤民講得最多的就是「講政治」。江自己的解釋是「講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
「三講」實際上是江澤民樹立個人權威的一種途徑，所謂「講政治」，無非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堅持「黨的核心」江澤民的領導。當時鄧小平還沒有死，江澤民的地位遠遠沒有達到固若金湯的地步，所以「三講」提出之後，應者寥寥。
江澤民做秀的東西，都是從幾個文膽那兒得來的。滕文生對江澤民思想的最大貢獻是「三講」之一的「講政治」。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滕文生向江澤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風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權力給予某一親信，而是讓二三個高級幕僚在內部相互鬥爭，最後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三個代表」的出籠
「三個代表」的原作者王滬寧，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199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江澤民當上海市委書記時對王滬寧這個名字很熟悉，雖然沒有見過他，但對他很崇拜，對他的著作非常著迷。數年後，當王滬寧被調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時，初次見面的總書記江澤民竟一開始就大段地背誦王滬寧著作的原文，讓王大吃一驚。
江澤民熱衷於背誦別人的東西，一來是因為自己沒東西，公開做秀時經常答非所問，因為他根本就不知怎麼答；二來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江澤民以為可以抬高自己而執意要塞進黨章和憲法裡的「三個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滬寧。江澤民還時不時地背誦一段別人的東西，甚至古詩和外國經典來提高自己的身價，成為國人的笑談。
當年調王滬寧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於曾慶紅的力薦。吳邦國也曾有過請王滬寧任江澤民政治顧問的想法。吳邦國進入北京後，仍唸唸不忘要調王滬寧入京輔佐江澤民，多次在江澤民面前提起。王滬寧調入中南海，江澤民與他見面時曾開玩笑地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了。」可見江的親信曾慶紅和吳邦國對江的無能著急到了何種地步。
王滬寧進京不久，就為江澤民起草了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論十二大關係》。
不過，王滬寧最大的「貢獻」是為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和「與時俱進」的理論，成為江澤民拒絕下臺的「護身符」，並把此理論作為自己的「創造性論述」塞進黨章和憲法。王滬寧曾是主席特別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為中央委員。但在江失勢後，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寧先提出到社科院當副院長，對方表示不歡迎；王要求到中央高級黨校當副校長，又被對方婉拒。而江澤民則惱怒他泄露了「三個代表」真實作者的秘密，讓自己沒有了成就。
2000年3月初，《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推出三句話，即「三個代表」，首次作為江澤民的「思想」理論在全國範圍內推出。但不久，這場轟轟烈烈的宣傳就被證明是一出鬧劇。
「三個代表」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剛開始一般人誰也說不清。後來「三個代表」最紅的時候，王滬寧忍不住吐露真言，說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嘩然。這其實並不奇怪：江澤民當上海市委書記時就大段大段地背誦王滬寧的文章。
「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體報導，包括江澤民在內，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清楚什麼是「三個代表」。不過下面不會有人追究這些事情，貪官污吏們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賭貪淫佔，上頭讓吹捧什麼大家就跟著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誰也不在乎。
「三個代表」不過是幾句並無實質內容的空話，一般臉皮薄一點的人還不好意思吹噓。但「三個代表」對於江澤民實在是太重要了，因為他必須得有理論才能站得住腳。江澤民也著急要為自己立碑，想方設法與毛、鄧理論並列，塑造出江澤民「第三代理論權威」的形象。於是，這個空洞無物的「三個代表」在江澤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時，費盡心機要把這三句話寫入黨章和憲法。現在，現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胡錦濤必須高舉「三個代表」，哪個官員講話都不能離開「三個代表」。
不管江澤民怎麼想，不管媒體怎麼吹捧，大會小會地學習、貫徹，還是沒有多少人把「三個代表」當真。
當全國掀起學「三個代表」高潮時，央視天天在專題裡採訪民眾。有的老農說：俺村搭了一座橋，感謝「三個代表」；有的婦女說：俺兒媳婦生個胖小子，感謝「三個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個代表」為指針，建設一流的國際標準公共廁所；在某農村牆壁上，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門，什麼說法都有。
歷經中共三年煉獄的《大紀元》原駐北京記者王斌出獄後講過一個真實的笑話。監獄當局組織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專門裝訂、製作淫穢書刊，到社會上出售為公安系統賺錢。那段時間「三個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統成了口頭禪，什麼都要跟「三個代表」掛鉤。犯人製作淫穢書刊超產，也說自己是在「三個代表」的指導下才有那麼大的幹勁
廣遭批評
《求是》雜誌研究室、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在「三個代表」思想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究竟是在什麼時期形成的，黨內是個謎，理論界也是個謎。」會上有人表示，「三個代表」是黨內人為地樹立江澤民「偉大」、「英明」、「卓越」的形象。還有人說，黨內對「三個代表」思想學習、實踐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務、搞形式、教條，是政治上的欺騙。
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認為，三個代表論起到的是照妖鏡的作用，因為「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是空話，「始終代表先進文化」是謊話，「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則是官商一體的同義語。
中國社科院的學者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時宜，是搞形式主義。地方黨委、政府大多數是在應付。三年多的實踐，究竟解決了多少問題？搞形式主義是禍國殃民……
有人說，所謂「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實際上就是墮落文人、專制吹鼓手和新興官商、資本家的集合體，至於說「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則是徹底的謊言。最廣大的農民中許多人靠賣血賣腎賣淫活著，得了愛滋病，死活無人問；中共常說的「工人階級老大哥」至少有三千萬下崗，江澤民可從來沒有想過去代表他們。
後來，原定在四中全會前夕出版《江澤民軍事思想文選》一事遭到擱置，因為軍中張震、洪學智、楊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將上書反對，說江澤民把自己放在一個不合適的地位。楊白冰更公開說「三個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遲，據內部披露，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黨政內部對「三個代表」思想的認識和貫徹都有「較大」差距。
這場轟轟烈烈的宣傳鬧劇，最終沒有成全江的「偉大」、「英明」、「卓越」的形象，這樣幾句遭到廣泛譏諷的空話，最後卻被硬寫進了中共憲法和黨章，使中共的政治舞臺因此而多了一則笑話和醜聞，這是「三個代表」的真正偉大貢獻吧。
第五節丑角亮相
上海人在調侃江時有特別的幽默。80年代江在上海當政時就因為帶大黑眼鏡，自以為國寶喜歡吹大牛而不干實事，被上海人戲稱為「大熊貓」，「大蛤蟆」。江當總書記後幾乎把每一次出訪都變成了文藝演出和作秀，在世界各國國家元首中，滑稽劇丑角演員非江莫屬。
「江戲子」
1996年6月下旬江在去西班牙訪問。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請江澤民一起檢閱三軍儀仗隊。令卡洛斯吃驚的是，江澤民居然在這個時候，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國王面前梳理頭髮。晚上在歡迎國宴上，江澤民坐在王后右側，再次在攝像機面前梳頭。6月25日，西班牙第一大報《國家日報》和其它許多報紙以頭版頭條刊出新聞圖片，「卡洛斯國王看江澤民梳頭」。很快，全球多家報紙進行了轉載。
江澤民在電視鏡頭前梳頭有許多次記錄。1993年3月，北京召開全國人大會議時，江澤民坐在主席臺中央，拿起梳子旁若無人、專心致志的梳頭。法新社曾把這張照片傳遍了全世界。1995年10月24日，江澤民在聯合國「世紀寶鼎」前演說，面對世界各國的攝影記者，又一次從西裝內側口袋中拿起梳子梳頭。
江澤民1996年出訪菲律賓，主動提出放棄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共同進行經濟開發。當晚，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在遊艇上宴請江澤民。江澤民想起了他剛剛見過的參議員阿羅約（阿羅約後來在2001年當選為菲律賓總統，被其國民稱為「美女總統」），意猶未盡，拿起麥克風高歌了一曲貓王的《溫柔地愛我》（Lovemetender）。
1999年10月24日，江澤民在法國參觀一座博物館時，一時興起，乘法國總統希拉克不備，拉起希拉剋夫人貝娜黛特的手就跳起華爾茲舞來。希拉克正在詫異時，江澤民又拉著貝娜黛特的手仰頭大笑。這件事讓希拉克非常不悅，認為是給自己難堪。
2000年4月19日江澤民訪問土耳其時，土耳其總統德米雷爾向江授勛章。眾所周知，在這樣的場合，按正常禮儀應該由主人給江戴上勛章。不料江澤民卻搶先一步，拿起勛章自己戴上了，令在場賓主目瞪口呆。
2002年2月21日，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歡迎美國總統布希。江澤民當著在場百餘名嘉賓高歌一曲「我的太陽」，美國總統布希馬上鼓掌，並接著半開玩笑地請國務卿鮑爾唱一首小夜曲，鮑爾禮貌地微笑拒絕。晚宴中，江澤民又拉著美國第一夫人勞拉跳舞，跳完之後仍未盡興的江又先後拉著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及駐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
2002年，江澤民去冰島的時候，更是出了個巨大的洋相。在國宴上吃著半截飯，江澤民突然站起來高歌一曲，在場賓主都錯愕不已。江的夫人王冶坪當時的面部表情十分尷尬，整個情景被冰島最大的日報以大幅彩色照片詳細報導。
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廣泛流傳的江澤民發飆大罵香港記者的視頻，連官方出版的庫恩《江澤民傳》也無法迴避這一江的失態醜聞，將其淡化為江的一次發火。事實上，江的個性與為人，在那次突發失控中表露無遺。
2000年10月27日，香港記者在中南海問江澤民關於董建華在2002年香港特首選舉中是否已經「欽定」，江澤民頓時表現激動，大發雷霆，訓斥香港記者「天真」和「簡單」。
記者：江主席，你覺得董先生連任，好不好呀？
江：好呀！
記者：中央也支持他嗎？
江：當然啦！
記者：不擔心這會影響香港自治嗎？
江：我講的意思，不是我要欽點他，你問我支持不支持？我說支持，我就明確告訴你，你們呀，我感覺你們新聞界也要學習，你們非常學習西方這一套的，你們必定是TooYoung（太年青），明白這意思嗎？
我告訴你們，我是身經白戰的，見得多啦，西方的那一個國家我沒有去過，你們也知道美國的華萊士，（水平）比你們不知高到哪裡去，我跟他談笑風生，只是媒體也要提高自己知識水平，（用廣東話說)識得唔識得呀！
你們有一個好，全世界什麼地方，你們跑得最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呀，TooSimple（太簡單），SometimesNaive(有時無知)，懂得沒有？我今天是作為一個長者，我見得太多啦，可以告訴你們一點人生經歷，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什麼也不說，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見到你們這樣熱情，一句話不說也不好，你們剛才在宣傳上，將來你們如果在報導上有偏差，你們要負責。……
次日，10月28日，香港媒體前所未有的齊聲譴責江澤民，這是自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當地媒體第一次對中國元首發起如此大規模的譴責。當地報紙指責江澤民「心虛與傲慢」。幾乎所有報章都排布了江澤民動怒的照片，以及全文刊錄江澤民和記者的問答。
在國際政治中，很少有哪一國領導人被媒體有機會記錄下如此真實的情緒表達，這段經典問答，配上江當時的面部表情與手勢身行，足已讓任何一個稍具閱歷的觀眾，對江的人品有一個八九不離十的判別。包括江提及的華萊士更是直接了當的點了江的痛處，華萊士是《60分鐘》節目的前王牌主持人，他的節目長期在美國十大收視節目中，佔有一席之地，美國新聞界推崇他為「新聞拓荒者」，他於2012年4月7號去世，終年93歲。華萊士與江澤民確實在2000年見過面，不過，有意思的是，當時華萊士涉及的問題，都特別敏感，像六四和法輪功，他都坦率直問。兩人間的對白，說不上「談笑風生」，倒更像是「針鋒相對」。
華萊士：「你，對我而言，是一個獨裁者，一個權力主義者。」
江澤民：「我坦白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華萊士：「我知道你不同意。但美國俗語說，如果你走起來像隻鴨子，叫起來像隻鴨子，那你就是隻鴨子。一個獨裁者就是強行壓制者，無論對象是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業自由。你現在是有點接近了。」
這段經典對白，在華萊士去逝時，又再度在網際網路上廣傳。令人緬懷和敬佩華萊士的膽量與智慧時，也看到了一個獨裁者像鴨子般的醜態。
之前江就已經以常常出洋相而引起轟動，甚至成為國際笑柄。對於代表國家尊嚴的一國元首來說，這種丑角的表演，非常令中國人厭惡。
「國母」的傳言：江澤民和他的女人們
2009年香港出版的《中共高幹情婦檔案》一書，披露了江和宋祖英醜聞的來龍去脈。
2002年，湖南邵東的一名民間書商曾出版《國母宋祖英》一書，引起江的震怒，最後作者被判刑，涉及出版的五十多人受株連獲罪。
江、宋的故事早在1998年就在北京傳得人盡皆知。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經常和客人興致勃勃地聊起此事，打發路上堵車時的無聊時間。
人說宋祖英還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證「紅卡」。1997年一天，一位借調到北京的女歌手乘坐宋祖英的車一同去中央臺錄音棚錄小樣，在車上這位女歌手無意中打開工具箱，赫然發現一張「中南海紅卡」，頓時驚得目瞪口呆。女歌手肚子裡擱不住事，不久此事就傳遍總政歌舞團，以至於解放軍系統、廣電系統的一些文藝部門多次召開幹部、黨員、群眾會議，要求有關人員「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並將此作為一項政治紀律，要求必須嚴格遵守。那位女歌手不久即被所在單位遣回原籍天津。有消息說，回天津不久後，她就被人從涼臺推下樓滅了口。
在2003年重新選舉政協領導人時，有一位政協委員投票時將宋祖英的名字寫入「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另選人名單中，當宣票員讀出，「宋祖英（歌星）一票」時，台下爆發出意味深長的哄笑聲。有意思的是，緊跟在宋祖英之後念出來的是：「李瑞英一票」，台下的人互相擠眉弄眼使眼色。代表也知道，選誰自己根本做不了主，那就乾脆拿江澤民尋開心，這是「中國特色的民意表達」。
在江澤民得勢的年月，宋祖英不但是年年春晚不容置疑的出演者，更是軍銜最高的藝人，享受一級演員（師級）待遇的罕見紅星。在宋祖英出道前中國最紅的女歌唱家彭麗媛（習近平的夫人），一向的春晚都由她唱壓軸，但後來到宋祖英，鋒頭之健更甚彭麗媛。
2006年10月，憑著與江澤民的關係，宋祖英在美國開了名為「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的演唱會。據知情人透露，此次美國演唱會各項投入總和超過300萬美金。中方由文化部、駐美大使館、中央電視臺為主辦單位，興師動眾，媒體爆炒，邀請美國國家交響樂團伴奏，華盛頓合唱團伴唱，宋祖英被戲稱享受「皇妃」「國母」的待遇，20至60美金的票價，據宋祖英稱一月前就施行「控制售票」了，以免被「搶購一空」。知情人說，大量觀眾的票都是領事館經過嚴格政治審核後白送的，還有一部分票是讓被使館控制的僑社「承包」。
伴隨她的地位上升，宋祖英與江澤民的醜聞在民間，甚至高層也開始流傳得越來越廣。
2004年2月21號，以反江（澤民）挺胡（錦濤）著稱的中國二戰史研究會會員呂加平寫信給中共中央領導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希望能依法對江澤民的醜聞進行調查處理，並在自己的網頁公布。不久呂加平被跟蹤。
公布的「反映」一文除了反映江澤民的歷史和入黨問題。還有不少篇幅反映「有關江澤民和宋祖英的事」。該文指江澤民經常看宋祖英的演唱。有一次演出完後江澤民在與宋祖英握手時偷偷遞給宋祖英一張小紙條，紙條上他自稱「大哥」：「以後有事找大哥，大哥可以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後來宋祖英把紙條的這段話告訴給了別人。
文章更暴料，前《央視》文藝部主任、多年執導《春晚》的趙安，2001年與一些知名女明星聚餐時，宋祖英趁著酒興大談她與江澤民的風流艷事，被趙安傳了出去，結果趙安被判刑10年。
之前，趙安記錄江宋緋聞的手稿被張俊以得到，張以此手稿內容向有關部門和領導發了200多封匿名舉報信，舉報趙安和宋祖英誹謗江澤民等領導人。張俊以卻反被江澤民親自下令逮捕法辦。但對誹謗「黨和國家領導人」，法院和新華網都語焉不詳。
2002年夏天，宋祖英到四川某城市舉辦專場演出。經江澤民的親信、中央警衛局局長由喜貴批准，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後任公安部長，中央政法委書記)給宋祖英以副總理級以上的國家領導人才有資格享受的一級警衛待遇。
這次演唱會，四、五萬名觀眾的體育館擠得座無虛席，都要來看江澤民的小情婦。宋祖英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湖北民歌《龍船調》，唱詞中夾有對白：「小妹子要過河，哪個來背我喲？」結果，她演唱到這句問白時，台下觀眾竟齊聲應答：「江爺爺來背你喲！」宋祖英下不來臺，但也不能罷演，因為幾萬名觀眾是花錢買票來聽歌的，只能硬著頭皮演唱下去。唱到第二段，等宋祖英又說出這句問白後，台下幾萬名觀眾又應聲如雷：「江爺爺來背你喲！」氣得她當晚回到賓館哭紅了眼睛。
第二天，宋祖英就飛回北京向江澤民告狀。江很生氣，下令四川該市的市委書記徹查此事。可如今的市委書記也學會做官了，不願為這事得罪老百姓，拖了幾天，給中央有關部門回話說那天晚上演出時，市電視臺和公安局都有現場錄像，可鏡頭都是對準台上，沒有對準台下，所以無法從幾萬名觀眾中找出「滋事分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宋祖英為國家一級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執委、全國青聯委員和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宋祖英也為維護江澤民的統治使盡渾身解數。她所演唱的都是為中共和江澤民粉飾太平的歌曲，諸如《好日子》、《越來越好》、《繼往開來的領路人》、《永遠跟你走》之類。呂加平夫人於鈞藝女士表示，「有關江澤民和宋祖英的事」幾年前已傳遍大江南北，這事情是「有根有據的」，「比較可靠」。因為不僅僅是趙安、張俊以，還有其他人因為揭發江宋的關係被秘密逮捕了。
2011年5月13日，呂加平因揭露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問題，而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一位朋友與呂的妻子於鈞藝也被以同案犯罪名判刑。
中國的言論控制一向嚴厲，中國民間從來不敢像現在這樣四處傳播、到處津津有味地議論當時在位領導人的醜聞。究其原因，其一，醜聞是真實的，其二，全國民眾普遍反感江澤民，江澤民的民意指數已等同當年的「妖婦」江青。你相信一個堂堂的國家元首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色迷迷的死盯著一個女服務員三分鐘不放嗎？那記者都拍出來了！
除了宋祖英，江澤民還有幾個女人。
人大副委員長的陳至立是級別最高的，她曾與江的大兒子江綿恆在同一個研究所，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後，陳至立被江委任市委宣傳部長，在1989年陳至立不遺餘力的打壓《世界經濟導報》。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後，1998年任命從來沒有從事過教育工作的陳至立為教育部長，後來又提升為主管教育的國務委員。陳推銷的教育產業化改革，導致教育界亂收費、買賣偽造文憑愈演愈烈。一些高官背後稱她「婊子陳」。
陳至立還把江澤民打壓迫害法輪功引進校園，通過校園百萬簽名活動，在學生心中播種仇恨和謊言。她主管教育十年，教學風氣渙散墮落，嫖、賭、抄三風充斥校園。清華、北大等幾十所大學校長多次強烈要求她下臺。
李瑞英是CCTV的新聞主播。李瑞英有幾年是江澤民出訪時必帶的女主播。一次在江澤民出訪時，李瑞英採訪江澤民的畫面在中央電視臺晚間的新聞聯播中播出，觀眾議論紛紛，說李不像是在採訪，倒像是在撒嬌。
黃麗滿是深圳市委書記。80年代初，江澤民被任命為電子工業部部長，黃任職部辦公廳。江穩固總書記之位後，把黃麗滿調到深圳，先後擔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和深圳市委書記，連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江的親信李長春都對她處處禮讓。
黃麗滿丈夫承包了耗資十億元以上的深圳「聯合廣場」等工程，黃麗滿的幾個妹妹也跟著飛黃騰達。黃麗滿在深圳呼風喚雨、貪腐揮霍。
中國行為藝術家艾未未的《一虎八奶圖》被說成是暗諷江澤民和均有丈夫的陳至立、黃麗滿、李瑞英和宋祖英集體淫亂，因為江澤民屬虎，而四姘頭共長八個奶。江親信周永康用江澤民「經濟上搞垮」的手段加以迫害，11月17日，艾未未的攝影助理趙趙以「拍攝淫穢照片」被北京公安局「打擊黃、賭、毒專案小組」帶走，訊問是不是艾未未讓他拍的。
第六節「此地無銀三百兩」
江是第一個在位出版傳記的中共總書記。一般鐵幕後面的獨裁者很少有在世時出版傳記的，因為這會涉及「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要給江澤民寫傳，需要深入上層，需要閱讀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讓普通中國人知道的「機密」材料，還需要採訪一些高層人士或親近人士。
還是洋人好忽悠
奇怪的是，江的傳記要外國人來寫。而且不怕「泄露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並且「主動配合」，兩度由西方人撰寫傳記。
第一本《江澤民傳》是由明鏡出版社出版、由中國問題專家加拿大人杜林撰寫的。他開始寫這本書是因為在廁所裡碰到江澤民一回，」激發了「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杜林要寫《江澤民傳》。
杜林在「前言」中說：雖然我不能說這本書瓜熟蒂落在那間廁所裡，但我和江的偶遇的確讓他在我腦中鮮活起來，單單追蹤官方色彩甚濃的中國媒體，有時是難以形成這種印象的。那時我正在考慮探究這個人的一生，他在位六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生活的軌跡卻鮮為人知，記者學者們都很少涉及。而我和他的一面之交，督促我快馬加鞭。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江已經執政十年，鄧小平早已故去，很少有什麼可以指引我們去瞭解江澤民。
杜林還說：為謹慎起見，我僅採用(中共)官方消息來源和第一手資料。我經常引用的兩家香港雜誌，《鏡報》和《廣角鏡》，都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出版，有官方背景支持，它們也是唯一兩家在大陸發行的香港雜誌，我視它們的消息具有可靠性。我將這兩本雜誌和中共在香港開辦的《文匯報》和《大公報》當做「官方」消息來源。
事隔幾年，2001年再次由美國人庫恩為江澤民立傳。庫恩既不是傳記作家，也不是記者，更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他是美國花旗銀行執行董事，花旗銀行在中國開設了分行。
穿幫
《亞洲週刊》刊載了傳記作家葉永烈寫的「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其中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現在庫恩想找一位中國作家合作，葉被當局物色為第一人選。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拼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從Y先生的談話中，葉永烈以為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剋夫人採訪全然不同。
葉永烈隨即花了兩天時間和庫恩及其助手討論了《江澤民傳》寫作計畫和採訪名單。隨後，葉返回上海又起草了有關《江澤民傳》的設想、3000字提綱和15頁年譜，大量參考書目及百餘人的採訪名單。庫恩對此表示滿意。雙方的合作最初是很順利的，不過在起草計畫書的過程中產生了分歧，上面寫明「庫恩是單獨的作者」，而葉永烈只是「首席採訪者兼首席研究員」。
葉永烈認為他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應該堅持中國作家的尊嚴，他和庫恩是對等的合作者，而不是「僱主」和「槍手」的關係，所以無法在《江澤民傳》的計畫書上簽字，雙方的合作也就此中止。事後有關人士告訴葉永烈，其實這不是庫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見」，因為上面認為由一個外國人出面寫《江澤民傳》比較合適，希望葉不要再堅持兩人共同署名。
據葉永烈透露，庫恩曾跟他有過這樣一段談話：「你的談話，你提供的《江澤民年譜》以及其他許多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過，後來我們沒有合作下去，原因錯綜複雜，並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說到這裡，庫恩嘆了一口氣，說了句真話：‘中國是一個黑箱子！’他對於‘黑箱操作’，無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個‘黑箱子’。」
庫恩的上述言詞，無疑在告訴葉永烈，整個傳記的寫作過程就是一場黑箱作業──欺騙世界的。那麼一個喝著民主自由奶水長大的人，這位國際知名的投資銀行家、企業戰略家突然對寫作傳記發生了興趣，而且要通過該傳記頌揚一個在中國上下人人皆罵的東西，明知是黑箱作業卻還要違心地與中共繼續合作下去，其中內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寫《江澤民傳》是無法迴避趙紫陽的，按理說作者就該採訪採訪趙紫陽。趙紫陽「去職賦閑」，就住在北京市富強胡同六號，很好找，又有的是時間和你聊，可是庫恩就是不去惹那個麻煩。庫恩也決不去採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去採訪異議人士和維權活動的代表人物。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在任內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採訪採訪受迫害的法輪功。作者的「覺悟」高到這個份上，這本書還能有多少價值，有的是什麼樣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政界權威人士透露，葉永烈文章模糊提到的「中央某部門」系國務院新聞辦（對外叫中共中央對外宣傳局，一套班子兩塊招牌），Y先生的真名是新聞辦轄下的局長楊揚。楊揚是高幹子弟，曾留學美國。
據一位公檢法要人披露，《亞洲週刊》葉永烈文章引起一場政壇風波，上面「龍顏大怒」，葉永烈旋即被列入「內控」名單。
能騙一時算一時
《九評共產黨》裡有句名言說中共「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今天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需要從西方來證實。一方面用定單，公關手段討好西方；一方面要玩起「出口轉內銷」的宣傳手段。這比傳統意義上的原教旨主義的中共更狡猾，更與利益相關。
江無疑嫻熟「出口轉內銷」的宣傳手段。2005年初由庫恩（RobertLawrenceKuhn）撰寫的《江澤民傳》中英文版同時在海內外推出。果然，大陸媒體廣為宣傳，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用一個整版摘載《江澤民傳》，稱庫恩為「新時期的斯諾」，一語道出了大陸媒體炒作的玄機。庫恩用充滿人情味的描述把江的歷史功績與鄧相提並論，然後說「他有時會作出過度的反應，就像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有時他的反應又力度不夠，就像剛開始對待「非典」時那樣」。好像輕輕一句話就可以把一場文革式的迫害帶過，幾萬活摘器官的罪惡就可以「忽略"了。
當然中文版對英文原作有許多刪節，應該把這兩個版本叫做國內版和海外版，一個是騙中國老百姓的，一個是哄騙老外的。
現在是網際網路時代，這種掩耳盜鈴的小把戲有什麼用？這點江當然明白，反正是能騙一時算一時，能騙幾個算幾個吧。
由前所述，中國二戰史學者呂加平自2003年起揭露江澤民的生父是日本侵華期間的漢奸，江澤民本人也做過日偽漢奸；五十年代留學蘇聯期間，江澤民還被克格勃發展成線人。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會議的江澤民參加了湖北省代表團的討論。江澤民說：「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漢鍋爐研究所當所長，當時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檔案查了個底朝天。也好，證明了我歷史清白。」身為總書記，他有必要表白自己「歷史清白」嗎？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報導，江澤民同葉利欽在北京簽署了中俄邊界議定書。庫恩寫的傳記中卻找不到這次會晤的一絲蹤影。大家知道，江澤民是連何時何地給誰唱了一首什麼歌兒這些雞毛蒜皮的事都要在傳記中隆重寫下一筆的，他跟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會面更是一個不落了，為何偏偏漏掉了同葉利欽簽署領土邊界這樣有關民族社稷的大事呢？
流亡在美國的民主運動人士伍凡先生說：「怎麼可以證明這一點呢？我們看，到了中國和俄國簽訂邊界條約的時候，他和俄國總統葉利欽簽訂了條約，把中國北方的領土，大面積的150萬平方公里，從條件文字上出賣給俄國，他是最大的賣國賊，並且這件事情他沒有向全國公布，也沒有向中共黨內廣為傳達。」
江澤民在傳記中為自己貼金的詞彙裡，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滿書的「愛國」二字了，甚至他上日偽大學的那一段歷史的題目就叫「我是一個愛國者」。一個基本事實是，江的生父是替侵華日軍做事的漢奸。在江澤民參加工作後的一生中，甚至他讓人寫的傳記裡面，都對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寥寥一句「生父於1973年去世」。
前面提到江澤民在13歲時被過繼給了剛剛死去的共產黨員叔父江上青。江澤民21歲大學畢業，13歲到21歲這「被過繼」的8年間，是誰供養著江澤民呢？按江上青女兒江澤慧對庫恩所說，江澤慧一家是「無盡的貧窮飢餓」，那麼是誰替江澤民交納高昂的學費去讀貴族中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是誰讓他在兵荒馬亂物價飛漲的年代能夠去學琴棋書畫，是誰讓他在離開校門不久，就可以在上海灘開著美式吉普車狂兜（庫恩書中所言）？在這二十多年中養育他的，難道不是他的漢奸生父嗎？
參考文獻：
[1]呂加平：關於江澤民的「二姦二假」和政治詐騙問題與要求調查的呼籲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9/n2781579.htm）
[2]《江澤民其人》，大紀元時報編輯部。博大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ISBN1932674233
[3]《江澤民傳》，杜林著，楊鳴鏑譯。明鏡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ISBN1-896745-97-0
[4]《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庫恩著，於海江、談崢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ISBN7-5327-3655-5
（待續）
《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