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一個脫黨者(圖)
梁慕嫻離開香港不是為了尋求安穩的生活，而是由於信念的幻滅。
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一個講座上，我遠遠地見到了梁慕嫻。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她是香港媒體上的話題人物，是她言之鑿鑿地稱梁振英是「地下共產黨員」，倘若你對她的個人經歷與性格稍作瞭解，似乎很難反駁這觀點。
她已經72歲，齊耳的銀灰短髮，語調溫和，還有著某種羞澀，講過一段話，就不由自主地說「唔好意思，我講的唔好」，似乎對於自己的寫作與演講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問起她對梁振英身份的質疑時，她又有特別的自信：「我是共產黨黨員，所以我知道。」
她自從1974年來，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與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離開香港不是為了尋求安穩的生活，而是由於信念的幻滅。當林彪的飛機墜落在蒙古時，身在香港的她感到一種強烈的被欺騙感。
16歲尚在香島中學讀書時，她就加入了「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這個社團成立於1949年，它緣起於一份叫《學生文叢》的雜誌。這本雜誌的創辦者是陳哲民，他是陳獨秀最小的兒子，在他的父親被他一手建立起的中國共產黨拋棄後，他仍是一名堅定的信徒。一位左派的電影人廖一原擔任主要編輯。這份雜誌在1949年開始它的讀者會，一位叫司徒華的中學生用積攢的10元錢成為股東之一。刊物停刊後，他們把讀者會改為舞蹈研究社，它以舞蹈、音樂、戲劇等文藝活動為主，卻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機構。
像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出於一種單純的信念，梁慕嫻被中國共產黨所吸引。那是一個時代的風尚，共產主義許諾一個美妙的烏托邦，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則散發著強烈的民族主義魅力。歌詠團、聯誼社、劇團、讀者俱樂部迅速湧現，很多青年人沉浸在這浪漫的集體情緒中，他們學馬列主義，唱蘇聯歌曲，讀毛主席的講話，期盼回祖國讀書，建設新中國。
她是一個無線電工程師的女兒，有八個兄弟姐妹，她的一個哥哥受到愛國情緒的鼓舞，北上參加解放軍的幹部訓練營。而她則進入了左派的香島中學讀書。都把她引入這條道路。不過，她還要花上很長一段時間才瞭解這個共產黨的特性，她對於學友社最初興趣來自於她的文藝抱負。
他們排練《林沖夜奔》、主辦關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講座，演出芭蕾舞劇。這也多少與浪漫情緒有關，她記得第一次與上級組織「接關係」的興奮。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她穿上最喜歡的淺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而「如果加上一條白色長圍，就像極了小說《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靜的形象了」。見面是有暗語的，而地點則不斷更換，充滿了冒險感。
也是在那次接頭中，她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四條戰線：工運戰線、教育戰線、工商戰線與新聞宣傳戰線。香港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交戰的前線，深圳河像是亞洲的柏林牆。它也像是另一個卡薩布蘭卡，各方都在其中尋找自己所需的情報。共產黨的中國、臺灣的國民黨、英國的殖民者，他們都試圖在這城市獲取更多的支持。這個城市一面奮力地成為工業之城，應對一浪接一浪的難民潮，一面在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撕扯中，保持平衡。
1962年，梁慕嫻成為了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主席，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呆到1974年前往加拿大時。這是顛簸、興奮與殘酷的12年，她不僅分享了所有的夢想，也捲入了共產黨組織內部的殘酷鬥爭，她的一切理想與生活，乃至於婚姻，都與共產黨組織相關。
多重的矛盾、極端力量就這樣作用在這些青年人身上。在這個大多是理想主義青年構成的社團裡，初來者都享有集體溫情，在社團裡，生活上、思想上、戀愛上都有人關心，也可以發展個人興趣。但同時，告密者又無處不在，從不公開身份的地下黨員們把這些交談定期向黨匯報。
他們奉中國大陸為烏托邦，秘密去國內參觀，人民公社、模範工廠、毛主席故居參觀，緊跟國內鬥爭局勢，在香港街頭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甚至推崇無意義的暴力。一種強烈的狂熱支配了她，為了共產黨組織的利益，一切個人都是可以犧牲的，每個人都必須都黨忠誠不二。
他們要粉碎香港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卻又自覺成為了革命教條的奴隸。因為這刻意的矇蔽與自我矇蔽，他們對黨的黑暗一面渾然不覺，他們不僅自身容忍這種黑暗，還把自己的朋友引入這黑暗，而一切都是以光明與理想的名義。
閱讀這本《我與香港地下黨》是一種奇妙的體驗，香港長期沉睡的另一面突然如此鮮活地展現在眼前。在書中所附的黑白照片上，他們單純、樸素、充滿朝氣，而其中的很多人都即將遭遇幻滅。火紅的六十年代之後，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對於香港社會，它是一個進步時代，一個積極拓展、自我修正的年代。它即將表明困擾香港的種種社會疾病，完全可以通過改良、而不是引入階級革命的方式來完成。而對於心向中國與共產主義的左派人士來說，卻是一連串心碎與神傷。倘若林彪的墜機事件，仍不足以引人醒悟，那麼五年後的四人幫的倒臺，則消除了所有可能倖存的幻像。共產黨不僅不是「最偉大，最光榮，最正確」，而且是充滿了致命的缺陷。
這些單純青年中，有的人要用一生來償還青春時的盲信，再未能從中復原。我怎麼也忘不了梁慕嫻所提到的朱大哥，他是她的啟蒙者，一名地下黨員，接受黨分配的各種任務。但當1982年，梁慕嫻再度見到他時，發現他「目光遲鈍、精神不振，很少說話「，再過了1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當梁慕嫻拿出回憶文章給他看時，他竟連讀的勇氣都沒有，他希望從抹去所有關於共產黨的記憶。還有那些完全無名的追隨者，在六七緊隨共產黨的人們，他們收入與社會地位皆低，期待解放香港來創造新生活。卻不知，他們連昔日的生活也丟掉了，有的還家破人亡，失業的他們只能靠開小巴為生。
比起他們，梁慕嫻是一位幸運者。她不僅安然地活下來，還頑強保留這些痛苦記憶，她不僅反思它，還要把它展示給更多的人。在前往加拿大、自動脫離共產黨13年後，香港回歸了中國。而她吃驚地發現，當年那些殘酷、令她唾棄的機會主義的黨員，在這個新香港中權力顯赫。那個在1967年的騷亂中未能掌握香港的地下共產黨組織，在30年後則可能成為實際的統治者，「港人治港」可能變成了「黨人治港」。
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而且迫切的要發出聲音，提醒香港人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雖然香港人被天安門悲劇所震驚，對於共產黨保持著警惕與懷疑，但她相信，只有她這樣親歷者，才會真切瞭解它的可怕性。她擔憂香港人，被共產黨的言辭矇蔽。
自1997年起，她開始寫作回憶文章。文章大多發表在《開放》雜誌上，這本雜誌的創辦人也正是一位昔日的左派。她加入了一連串反思的行列，他們都曾是熱忱的共產主義的信奉者，這些內部的叛變者，比任何人都瞭解這個組織的本質。
她的行文仍帶有青年時代的特性，充滿了大字報式的大聲疾呼，充滿義憤的比喻，連她的筆名用的都是「牛氓」，那些經過文革的人讀到，必有似曾相識之感。一個典型的敘述是，「地下黨像一條大毒蛇，鑽伏在地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地推銷惡毒的專制主義。誰知道，自由卻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人們的心，也照得毒蛇無所遁形。」
她的敘述似乎越來越急促，從青年時代談到此刻。但不管她的簡單化的邏輯和粗糙的行文，你無法懷疑她感情的充沛與真摯，願意相信，她說的是對的。她提起的那些細節，是我這樣生活在內地的人都不甚明瞭的，事實上，在深受其害的內地，它也同樣是被埋葬的記憶。
我怎麼去理解她的幻滅？我們從未全身投入什麼，遺忘自我，認定自己獻身於更大的歷史潮流。此刻，我們感到黨的影響力的巨大，卻不知該怎樣理解它，看起來，我們獲得的自由要比從前多得多，但同時，你的確也感到壓抑與恐懼仍無處不在。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忘記了這臺機器是如何運轉的，身處邊緣的人們，常有更敏感的觀察。
倘若那個令人驚恐是比喻是對的，這條仍神秘的巨蟒，其實從未改變，它真的會纏住香港？2010年3月，她寫道「如果地下黨員當上特首」，來公開反對梁振英的競選。而彼時，大多數香港人多少持有這樣的想法，倘若梁振英與唐英年都必須聽命於北京，他們有什麼區別？但對於梁慕嫻來說，這種對比像是當年儲安平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比較，他們都是黨國體制，有著諸多相似，但前者是自由的多少的問題，後者卻是自由有無的問題。
在短暫的三天香港之行後，她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將在那裡得到梁振英當選的消息。那一刻，她將做何想，她會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無用處的嗎，還是會堅定的繼續呼籲下去？
我無法確認她的記憶與判斷，是否全然值得信任。但倘若你要瞭解一個複雜的組織，多方的視角是必須的。我忽然想起另一位流亡加拿大的脫黨者張國燾，倘若你瞭解中國共產黨興起的歷史，你無法忽略他的回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