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一個脫黨者(圖)


梁慕嫻離開香港不是為了尋求安穩的生活,而是由於信念的幻滅。

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一個講座上,我遠遠地見到了梁慕嫻。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她是香港媒體上的話題人物,是她言之鑿鑿地稱梁振英是「地下共產黨員」,倘若你對她的個人經歷與性格稍作瞭解,似乎很難反駁這觀點。

她已經72歲,齊耳的銀灰短髮,語調溫和,還有著某種羞澀,講過一段話,就不由自主地說「唔好意思,我講的唔好」,似乎對於自己的寫作與演講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問起她對梁振英身份的質疑時,她又有特別的自信:「我是共產黨黨員,所以我知道。」

她自從1974年來,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與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離開香港不是為了尋求安穩的生活,而是由於信念的幻滅。當林彪的飛機墜落在蒙古時,身在香港的她感到一種強烈的被欺騙感。

16歲尚在香島中學讀書時,她就加入了「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這個社團成立於1949年,它緣起於一份叫《學生文叢》的雜誌。這本雜誌的創辦者是陳哲民,他是陳獨秀最小的兒子,在他的父親被他一手建立起的中國共產黨拋棄後,他仍是一名堅定的信徒。一位左派的電影人廖一原擔任主要編輯。這份雜誌在1949年開始它的讀者會,一位叫司徒華的中學生用積攢的10元錢成為股東之一。刊物停刊後,他們把讀者會改為舞蹈研究社,它以舞蹈、音樂、戲劇等文藝活動為主,卻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機構。

像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出於一種單純的信念,梁慕嫻被中國共產黨所吸引。那是一個時代的風尚,共產主義許諾一個美妙的烏托邦,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則散發著強烈的民族主義魅力。歌詠團、聯誼社、劇團、讀者俱樂部迅速湧現,很多青年人沉浸在這浪漫的集體情緒中,他們學馬列主義,唱蘇聯歌曲,讀毛主席的講話,期盼回祖國讀書,建設新中國。

她是一個無線電工程師的女兒,有八個兄弟姐妹,她的一個哥哥受到愛國情緒的鼓舞,北上參加解放軍的幹部訓練營。而她則進入了左派的香島中學讀書。都把她引入這條道路。不過,她還要花上很長一段時間才瞭解這個共產黨的特性,她對於學友社最初興趣來自於她的文藝抱負。

他們排練《林沖夜奔》、主辦關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講座,演出芭蕾舞劇。這也多少與浪漫情緒有關,她記得第一次與上級組織「接關係」的興奮。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她穿上最喜歡的淺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而「如果加上一條白色長圍,就像極了小說《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靜的形象了」。見面是有暗語的,而地點則不斷更換,充滿了冒險感。

也是在那次接頭中,她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四條戰線:工運戰線、教育戰線、工商戰線與新聞宣傳戰線。香港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交戰的前線,深圳河像是亞洲的柏林牆。它也像是另一個卡薩布蘭卡,各方都在其中尋找自己所需的情報。共產黨的中國、臺灣的國民黨、英國的殖民者,他們都試圖在這城市獲取更多的支持。這個城市一面奮力地成為工業之城,應對一浪接一浪的難民潮,一面在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撕扯中,保持平衡。

1962年,梁慕嫻成為了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主席,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呆到1974年前往加拿大時。這是顛簸、興奮與殘酷的12年,她不僅分享了所有的夢想,也捲入了共產黨組織內部的殘酷鬥爭,她的一切理想與生活,乃至於婚姻,都與共產黨組織相關。

多重的矛盾、極端力量就這樣作用在這些青年人身上。在這個大多是理想主義青年構成的社團裡,初來者都享有集體溫情,在社團裡,生活上、思想上、戀愛上都有人關心,也可以發展個人興趣。但同時,告密者又無處不在,從不公開身份的地下黨員們把這些交談定期向黨匯報。

他們奉中國大陸為烏托邦,秘密去國內參觀,人民公社、模範工廠、毛主席故居參觀,緊跟國內鬥爭局勢,在香港街頭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甚至推崇無意義的暴力。一種強烈的狂熱支配了她,為了共產黨組織的利益,一切個人都是可以犧牲的,每個人都必須都黨忠誠不二。

他們要粉碎香港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卻又自覺成為了革命教條的奴隸。因為這刻意的矇蔽與自我矇蔽,他們對黨的黑暗一面渾然不覺,他們不僅自身容忍這種黑暗,還把自己的朋友引入這黑暗,而一切都是以光明與理想的名義。

閱讀這本《我與香港地下黨》是一種奇妙的體驗,香港長期沉睡的另一面突然如此鮮活地展現在眼前。在書中所附的黑白照片上,他們單純、樸素、充滿朝氣,而其中的很多人都即將遭遇幻滅。火紅的六十年代之後,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對於香港社會,它是一個進步時代,一個積極拓展、自我修正的年代。它即將表明困擾香港的種種社會疾病,完全可以通過改良、而不是引入階級革命的方式來完成。而對於心向中國與共產主義的左派人士來說,卻是一連串心碎與神傷。倘若林彪的墜機事件,仍不足以引人醒悟,那麼五年後的四人幫的倒臺,則消除了所有可能倖存的幻像。共產黨不僅不是「最偉大,最光榮,最正確」,而且是充滿了致命的缺陷。

這些單純青年中,有的人要用一生來償還青春時的盲信,再未能從中復原。我怎麼也忘不了梁慕嫻所提到的朱大哥,他是她的啟蒙者,一名地下黨員,接受黨分配的各種任務。但當1982年,梁慕嫻再度見到他時,發現他「目光遲鈍、精神不振,很少說話「,再過了1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當梁慕嫻拿出回憶文章給他看時,他竟連讀的勇氣都沒有,他希望從抹去所有關於共產黨的記憶。還有那些完全無名的追隨者,在六七緊隨共產黨的人們,他們收入與社會地位皆低,期待解放香港來創造新生活。卻不知,他們連昔日的生活也丟掉了,有的還家破人亡,失業的他們只能靠開小巴為生。

比起他們,梁慕嫻是一位幸運者。她不僅安然地活下來,還頑強保留這些痛苦記憶,她不僅反思它,還要把它展示給更多的人。在前往加拿大、自動脫離共產黨13年後,香港回歸了中國。而她吃驚地發現,當年那些殘酷、令她唾棄的機會主義的黨員,在這個新香港中權力顯赫。那個在1967年的騷亂中未能掌握香港的地下共產黨組織,在30年後則可能成為實際的統治者,「港人治港」可能變成了「黨人治港」。

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而且迫切的要發出聲音,提醒香港人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雖然香港人被天安門悲劇所震驚,對於共產黨保持著警惕與懷疑,但她相信,只有她這樣親歷者,才會真切瞭解它的可怕性。她擔憂香港人,被共產黨的言辭矇蔽。

自1997年起,她開始寫作回憶文章。文章大多發表在《開放》雜誌上,這本雜誌的創辦人也正是一位昔日的左派。她加入了一連串反思的行列,他們都曾是熱忱的共產主義的信奉者,這些內部的叛變者,比任何人都瞭解這個組織的本質。

她的行文仍帶有青年時代的特性,充滿了大字報式的大聲疾呼,充滿義憤的比喻,連她的筆名用的都是「牛氓」,那些經過文革的人讀到,必有似曾相識之感。一個典型的敘述是,「地下黨像一條大毒蛇,鑽伏在地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地推銷惡毒的專制主義。誰知道,自由卻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人們的心,也照得毒蛇無所遁形。」

她的敘述似乎越來越急促,從青年時代談到此刻。但不管她的簡單化的邏輯和粗糙的行文,你無法懷疑她感情的充沛與真摯,願意相信,她說的是對的。她提起的那些細節,是我這樣生活在內地的人都不甚明瞭的,事實上,在深受其害的內地,它也同樣是被埋葬的記憶。

我怎麼去理解她的幻滅?我們從未全身投入什麼,遺忘自我,認定自己獻身於更大的歷史潮流。此刻,我們感到黨的影響力的巨大,卻不知該怎樣理解它,看起來,我們獲得的自由要比從前多得多,但同時,你的確也感到壓抑與恐懼仍無處不在。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忘記了這臺機器是如何運轉的,身處邊緣的人們,常有更敏感的觀察。

倘若那個令人驚恐是比喻是對的,這條仍神秘的巨蟒,其實從未改變,它真的會纏住香港?2010年3月,她寫道「如果地下黨員當上特首」,來公開反對梁振英的競選。而彼時,大多數香港人多少持有這樣的想法,倘若梁振英與唐英年都必須聽命於北京,他們有什麼區別?但對於梁慕嫻來說,這種對比像是當年儲安平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比較,他們都是黨國體制,有著諸多相似,但前者是自由的多少的問題,後者卻是自由有無的問題。

在短暫的三天香港之行後,她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將在那裡得到梁振英當選的消息。那一刻,她將做何想,她會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無用處的嗎,還是會堅定的繼續呼籲下去?

我無法確認她的記憶與判斷,是否全然值得信任。但倘若你要瞭解一個複雜的組織,多方的視角是必須的。我忽然想起另一位流亡加拿大的脫黨者張國燾,倘若你瞭解中國共產黨興起的歷史,你無法忽略他的回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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