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摸著石頭過河」自豪的中國改革突然陷入了迷局。一些學者甚至將過去十年歸結為「改革已死」的十年。2012年適逢鄧小平南巡20週年，社會上不乏再來一次南巡的呼聲，只是「世間已無鄧小平」。於是，對改革不進則退的焦慮感在瀰漫。
之所以說改革陷入僵局，並非杞人憂天。
其一，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很多決議，並未得到有效執行，突出表現在央企壟斷和「國進民退」現象上。
其二，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日甚，一些本該取消的審批權不僅繼續存在，而且在一些領域出現了更多的審批「設租」行為。
其三，「國強民弱」的社會格局繼續強化，2010年僅「兩桶油」的利潤就超過民營企業500強之和。政府財政收入以兩三倍於GDP的速度猛增，年底突擊花錢已成常態。地方政府更成為當下房地產利益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房價調控始終投鼠忌器。
再次，由於政府掌握太多資源和權力，腐敗現象嚴重蔓延。不僅落馬官員個個「錢多、房子多、女人多」，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也是靠關係而非創新賺錢，導致「仇腐」幾乎等於「仇富」的尷尬局面。
最後，政府體系日趨龐大，公務員考試成了「中國第一考」，五級政府，人大、政協、黨委、政府四套班子，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政府。須知，政府是「非生產性部門」。「大政府」不僅意味著人民沈重的「養人負擔」，更意味著更大的腐敗風險。
可以說，「重慶模式」之所以能興風作浪，與公眾對缺乏機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嚴重不滿情緒高度相關。眼下，中國不僅面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還面臨被極左民粹主義思潮綁架的危險。
在中國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時刻，一批年逾八旬的老人成為改革的旗手。他們的代表是經濟學界的吳敬璉和茅於軾、法學界的江平、社會學界的資中筠。他們的言論既警示改革的迫切性，也給出了改革的藥方。
1、改革為何停滯？
改革的推進，離不開相應的壓力和動力。20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順利推進，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國企逼近破產，不改革就是死路。但現在，央企的高額利潤，反倒成了繼續改革的路障。正如吳敬璉所說：「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時候的認識是對的。但是現在看來，改革決議的落實情況並不好，主要是因為吃改革老本吃得太舒服了，甚至覺得不用改了。」
改革出現困局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經成為核心問題，而要政府自我改革、放棄過大的權力，無疑需要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吳敬璉指出，「中國整體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於政府自身。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並將政府機關的官員更好地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2、改革的迫切性
在權力不斷干預經濟的形勢下，吳敬璉先生一再呼籲中國要避免「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絕非杞人之憂。吳敬璉說：「因為土地被徵用，農民損失的價值，換句話說政府能夠拿到的土地價值是20萬億-35萬億，這麼大規模的財富被政府控制，可見尋租空間有多大」。
腐敗無疑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資中筠女士感嘆：「腐敗哪個國家都有。不過當前中國的腐敗是瀰漫性的，幾乎覆蓋所有領域，特別是本應是淨土的文化、教育領域。現存的法律和政治機制不足以有效遏制蔓延。有一種‘中國特色’的腐敗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就是基於等級制的特權，各級掌權者合法地、不受監督地大量消費‘公款’按‘級別’提供各種享受。」
強勢政府，也扼殺了企業的生存空間。資中筠說，「我們現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為娼的，做好事得不到好報，走邪門歪道容易得到好處。」但是，靠尋租發財的企業家注定沒有安全感，這是出現新一輪移民潮的重要時代背景。吳敬璉回憶說，「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長請了一些民營企業家來座談，他們情緒都灰溜溜的，根本沒有信心，就想拿點快錢，然後投資移民。現在的市場環境有問題。」
缺乏監督的權力，也導致了社會的階層凝固化。厲以寧說，「靠本事成功越來越少，農民工的兒子、孫子還是農民工。這種社會階層的凝固化，到了下個階段肯定會職業世襲化。既得利益集團，不願回到計畫體制，也不願進一步改革，形成阻力。」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題為《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的論文指出：20世紀90年代後，北大學生中，幹部子女佔比呈上升趨勢，到1997年該比例達到39.76%，首次超過專業技術人員子女，更遠超工人和農民階層。
可以說，近年來不斷增長的上訪、群體性事件，都在警示我們改革的迫切性。吳敬璉嚴厲警告說，「一旦路徑被鎖定（在權貴資本主義），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就很難退出了。我們目前的情況就有這樣的危險。」
3、摸著石頭過河，還是要「頂頂層設計」？
改革至今，一些過去的提法已經變得不再合適，甚至是誤導。例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現在已經到了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的局面。此外，眼下的改革也出現了方向上的模糊，這與頂層設計的缺乏有關。吳敬璉說：「現在還說中國還摸著石頭過河，我不大認同。陳雲和鄧小平先後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沒有傳統的理論可作依據，也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的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或者叫做‘次優選擇’。後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更是一套受到中外有識之士好評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設計。」事實上，「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頂層設計」，現在的確到了需要再度明確目標的時候了。
4、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
現在，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都不約而同地關注起了政治改革問題。吳敬璉近年來也在諸多場合疾呼推進政改，視之為首要任務，「1992年重啟改革潛伏了一個問題，就是當改革推進到壟斷國企和政府職能時，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也落實不了。」
好的市場經濟，必須是法治的市場經濟。江平教授感嘆說，「法治離不開政治，我們黨政分開做得並不太好；憲法權利，特別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都沒有任何進展。自從所謂司法體制改革以後，不提司法獨立，只提司法公正，這是個很大缺陷。加強法制不能離開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黨政分開。」
5、改革需要堅強的領導力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重組，意味著巨大的阻力。改革，也會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
政治週期，是改革的頭號敵人。正如吳敬璉說言，「目前，大眾普遍對政府對於防止事態惡化和災變發生的措施不力嘖有煩言，甚至將這種狀態形容為‘下定決心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無疑，改革需要強大的領導力，而正直和勇氣則是這種領導力的核心要素。前總理朱鎔基說：「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講過‘廉價政府’這個詞，實際上就是指一個精簡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費人民血汗的政府。‘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下面的官並不是怕我的嚴厲，怕的是我廉潔，屁股上沒有屎……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要做‘惡人’，不要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變成庸人的社會，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這樣想是不行的。」
6、改革的誤區
只喊口號沒有行動，或者打著改革的旗號擴權，是最危險的改革傾向。吳敬璉批評說，「問題越多越強化政府權力，政府權力越強化問題越多。這樣的惡性循環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後出現國進民退這套東西，路徑依賴就到了一個死胡同裡面。」對此，不少學者提議恢復「體改委」來設計改革方案，以突破現在各部委的利益本位主義。
對此，吳敬璉有著切膚之痛的反思，「在改革初期有一個非常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搞了市場經濟一切都會好起來。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我改變了這種天真的想法。現在各級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使得腐敗幾乎不能遏制。我當時自己也覺得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點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
7、如何改革？
改革時不我待，但總有人以各種理由拖延。其實，改革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願不願意」的問題。孟子云：「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吳敬璉說得好，「當務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干擾，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市場化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約束和民眾監督，舍此別無他途。最近一年的事態表明，中國民眾主動參與社會改革的公民意識正在增強。在他們的督促和參與下，中國完全有可能迎來一個改革新局面。」
江平教授也提醒說，「30年前，我們批判了‘兩個凡是’的謬論；30年後，又有‘兩個謬論’，裡麵包含了很大的危險：一個是‘穩定壓倒一切論’，一個就是‘中國情況特殊論’。」
這些可敬的老人，「烈士暮年」，沒有含飴弄孫，不去遊山玩水，而是為改革呼籲奔走，代表了一代人「歷史深處的憂慮」。「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吳敬璉先生充滿感情地說，「我們這一代人總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與自己的經歷中的家國多難有密切的關係。民族振興是我們這一代人刻骨銘心的夢想。我曾經說過，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同改革開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對民族前途自然就應當有一份責任和擔當。雖然未來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有了這樣的現實目標，我們就能沿著這一改革的道路堅定不移地前行。」
我們不能讓這些可敬的老人一再失望。
原題：為改革吶喊的老人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